論宋江與晁蓋（上）

論宋江與晁蓋（上）
——網上論《水滸》（五）
武振榮

（一）水泊梁山：王占-晁開-宋興：

所謂「王占」，是說王倫佔山；「晁開」，是說晁蓋開了山門，「宋興」，是說在宋江成為第一把手時，梁山興旺發達起來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水滸》是一部文學作品，但是，我們究竟對什麼是文學又理解多少呢？有一位大作家告訴我們：「納博科夫對眾多理論大家花大量精力尋求的『什麼是文學』有個著名的定義：『一個孩子從尼安德特峽谷里跑出來大叫『狼來了』而背後果然跟著一隻大灰狼——這還不成其為文學；或者叫『狼來了』而背後沒有狼——這才是文學』」（引自《第七天的批評》）。好了，依據這樣的思路，我們分析《水滸》一書的主體價值，也許有啟發的。我已經強調，水滸不是一本地道的描寫「起義」的書，但它從成書後就一直被許多人視之為「起義」的書，原因就在於它是一本「狼來了」的「起義」之書。就是說，在「起義」沒有實際發生時，書中一片「起義」的鼓騷，亮出了「起義」的架勢；但是「起義」的時機一旦成熟，這一夥具有「起義」本錢的英雄們卻被朝廷招安了。

就上述的思路，我們分析《水滸》，王倫佔山是一個「新聞」的而非「文學」的故事，因為「狼來了」的叫聲後面就跟著「一隻大灰狼」，所以，從阮氏兄弟口裡最先說出的關於梁山「強人」的故事是「新聞性質」的，到晁蓋開山，宋江興山後，我們讀到的梁山故事，才真正是文學的故事啊！

和晁蓋宋江比較起來，白衣秀士王倫是一個「知識分子」（沈家仁所統計的「知識分子5人」可能包括他吧），因此，他以自己的知識判定自己帶領的是一夥與官府勢不兩立的「強人」。他規定入伙者需納投名狀的制度，是要使每一個人在入伙時就明確意識到自己是朝廷法度不可饒恕的殺人犯，以此絕了投降朝廷的念頭。

投名狀制度（施耐庵的搞笑）要求入伙者要在指定的3天時間內納一顆人頭上山，於是，上山者即使沒有殺人犯法的歷史，那麼入伙時就等於做了一種儀式上的殺人的行為。顯然，這一種制度履行的後果是濫殺無辜，使入伙者自己陷自己於不義之境地，這就和後來梁山的「大義」發生了衝突，於是，一出可能的「新聞故事」就在「大義」滅不「義」的過程中演繹成為絢麗多彩的「文學故事」了。

如果我們僅就晁蓋奪泊、火併王倫一事的新聞價值而言，那麼這是完全不義的行為，可以說是鵲巢鳩占，但就《水滸》整體故事的演繹看，這一步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為在水泊梁山上演出的這一出「強人」如何變成為「義人」和「忠義之人」的故事提供了一個敘事的頭緒，並且為晁蓋在梁山泊確立「共聚大義」的開山綱領做了背書。

如果說在火併王倫的事件中，晁蓋作為當事人到底還是落下了不「義」的嫌疑的話，那麼宋江沒有參與其事就為宋江的「義」與晁蓋的「義」的區別埋下了伏筆，也就是說，在晁、宋二人「義」的對比中，宋江的「義」是無懈可擊的，甚至可以說是完美無缺的；於是，這樣的「義」要上一個層次，前面套一個「忠」字，成為「忠義」，就給《水滸》故事提供了新的演變方向。退上一步講，我們不能說在「義」上宋江就一定優於晁蓋，但至少宋江之「義」無懈可擊卻是事實，於是，王倫以「小義」佔山，晁蓋以「大義」開山，宋江以「忠義」興山的線索就可以被我們清晰地提取出來。我翻檢《水滸》，發現，火併王倫后，晁蓋的口中從來沒有正面提到「王倫」，倒是宋江在說到山寨的歷史時，多次提到王倫，所以我說，在晁蓋那裡，梁山的歷史是「斷代」的，在宋江那裡，是「通」的。

分析水滸流傳的歷史，金聖嘆的70回本所以走紅了一個時期，原因也可能在於梁山在晁蓋座第一把交椅時，意義比較單純，也比較集中，用晁蓋的話說「晁蓋生平只講一個義字」（引自張紀中執導的《水滸傳》）；但是，宋江接替晁蓋成為首領后，梁山的意義就複雜得多了，一個「義」字外，多出了一個「忠」字，又因為梁山事實上是梁山英雄們從朝廷統治下衝殺出來的領地，所以「忠」字要冠在「義」字前面就免不了要發生幾分矛盾，因此，我說宋江走的是「曲線」「忠義」之路，也許不會招來反對。

晁蓋是梁山「聚義」首領，他的口中，很少說到「忠」字，也沒有一句招安的話，因此，書中的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物，在宋江上山後，事實上變成為除他之外的最高首領時，他好像沒有流露出對於宋江的不滿和意見。因此，可以說，二位首領的團結是親密無間的，雖然書是這樣寫的，讀者們也是這樣讀的，但對於晁蓋在上山的「聚義」行為，宋江上山前一直保持著堅決不入伙的態度讀者們不會不注意的。譬如宋江在江州殺場被劫取前，曾經多次拒絕上山，的確值得我們推敲。第35回寫道，劉唐奉晁蓋的命令要接去江州服刑的宋江上山時，宋江拒絕之激烈竟然到了要「自刎」的程度，此處我無妨引證如下：

宋江接過，問
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晁蓋）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官
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卻知哥哥不曾在牢里，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
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
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抬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
地。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

讀到此處，如果我們認為「赤發鬼」劉唐是一個粗人，在上山的問題上說服不了宋江，那麼宋江在上山見到了晁蓋、吳用等首領后，就他為何不上山一事所說的話也頗具研究之價值。宋江被請上了山後，自然是要吃酒的，宴席間，晁蓋苦苦相留，可是宋江又發下了「乞死」的話來拒絕，特引證如下：

酒至
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兄弟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犯罪囚人，不敢久停，
就此告辭。」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
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在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
題！這等不是抬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
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眾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
店裡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願教小可明了官司；及斷配出來，
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為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愴惶驚
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弓，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
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眾位手裡乞死！

諸位：就作者施耐庵的解釋，宋江不肯入伙，是他記著臨行前宋老太公的一番教導：「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痔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其實，就宋江的整個性格看，他硬願坐牢，而不願意入伙的思想里不但存在著已經說出了口的「忠於」其父「臨行」叮囑的話意，而且還隱藏著一個沒有說出唇的「忠於」朝廷的意思；對比的看，我們在分析晁蓋的言行時，沒有發現哪怕一星半點的「忠於」朝廷的意思。因此，一部《水滸》若不是寫宋江在殺場上被梁山好漢揀回了一條命，他和梁山上第一把交椅也許會失之交臂的。

僅僅就上山行為講，晁蓋是積極主動上的，甚至在王倫不歡迎他時，就想著要幹掉王倫；而宋江呢？和林沖一樣，是逼上梁山的。大宋殺場要他的命，是梁山泊兄弟們冒著生命危險把他從死里救了出來，不上山當去何處？所以，我們要在《水滸》中尋找晁、宋二人的不同的領導方式和領導風格，我們就得從上山，甚至上山前他們行為與思想之異同處看問題。

問題卻在於：如果梁山在晁蓋死前不是兩個首領，而是一個首領，那麼《水滸》就是一部很簡單的書，就不會存在幾百年中發生的一系列爭論；事實上在宋江沒有上山前就已經是一個身不在山而名在山的首領了（下文要專門論述），因此，人們在運用現代政治學或者管理學的觀點看待他們二人領導風格和方式之異同時，《水滸》的思想就表現出了矛盾。可是，我們在理解這些矛盾時，如果緊抱著一種非常僵硬的思想，認為文學的真理容不得半點混亂，可以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捕捉之，那是會壞事的。

我認為文學的真理有一點和宗教的真理接近，帶有一種「似非而是」的特性，正因為這樣，我就可以引證神學家祁克果的話來說明問題，在談到「似非而是」的真理時，他說：我們「絕不能綜合起來。我們必須要保持『似非而是』的正反兩面的素質，我們怎樣能在看來似乎是『非』，而又接受之為『是』呢？」（引自簡河培著《現代神學評論》），他的回答是：「我們必須有信仰的行動」；而我在本文的回答則是：「我們必須閱讀，在閱讀中思考」。其實，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作者在寫作，讀者們在思考，因此好的小說不僅僅是一本書，它同時是一個作者同讀者們持久對話的東西，特別是對於古典小說來說，就是中古心靈和現代心靈的交通與交流。所以，它的價值就是永恆的；儘管對於那些非常傑出的作品，人們形不成統合的認識，可恰恰是這種由閱讀而來的分歧造成了作品意義的廣泛性和複雜性。《水滸》就是這樣的作品，特別是在分析其中的兩個主要首領的不同個性和不同風格時，我們就得特別的注意。

（二）晁蓋是追求富貴的人，宋江是追求功名的人：

《水滸》中，如果我們分析晁蓋和宋江第一次出現的情形是相當有意思的。書的第12回用「東溪村裡，聚三四籌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的話引出了晁蓋的出現。在《水滸》中，我們知道「尋」是「盜」或者「劫」的技術用語，於是，和它連帶的線索就是「賊」了，可巧，鄆城縣新上任的知縣時文彬在命令本縣的巡捕去東溪村（晁是莊主）一帶巡邏時，雷橫就逮住了疑似的賊——赤發鬼劉唐，以至於，他驚呼道：「好怪！懊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箇有賊！」

是的，東溪村有一個大「賊」，就是莊主晁蓋，被捉的劉唐就是用「送一套富貴」給他的話來勾引他「打劫」的。如果我們對於這一節書的意思做以平鋪直敘，那麼說晁蓋是一個「大賊」一點兒都不過分。可是，在我們中國的文化里，遠古就有這樣的一個真理：「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這是莊子的話，按照百度的解釋：「主要講的意思是，那些小偷小摸的人被逮到了一定會按律治罪，罪行嚴重的甚至還要判死刑。但是那些大偷大到偷竊整個國家的人則不但不會被治罪，而且還能成為諸侯稱霸一方，受世人景仰。」《水滸》就寫的是「大偷」、「大賊」，在書中，晁蓋不但是義的代表，也是義的化身，而且仗著義，「稱霸一方」。

分析晁蓋所體現的義，那其實是莊子一派的義，莊子對於當時中國文化的那種反叛的精神事實上是《水滸》的主體精神。書中雖然沒有過多的引用莊子的話，但是它的整體價值同莊子一樣，具有可比性。關於這一點，大批家金聖嘆早已經看到了，在他列出的「六大才子書」中《水滸》和《莊子》並列就是最好的證明。

《水滸》寫作人物的方式有一點像戲劇中的亮相，瞧，書中晁蓋是這樣亮相的：「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槍」。晁蓋既然祖上是富戶，所以劉唐送來的「一套富貴」就容易打動他的心，而就在這個時候，吳用也是奔這「一套富貴」來到莊上的，於是，三個人就不謀而合地敲定了取它的方案。在這裡，如果說密謀中的行為是一種強盜行為，可強盜行為在醞釀過程中，事實上變成了一種智慧的預演，這其中的真理性——我以為不外是：取不義之財即是義。於是，強盜與英雄就完成了轉化，難怪《水滸》在國外的有一個譯名叫《強盜與兵》。

林沖、魯智、晁蓋先後落草上山，行為雖然相同，但上山原因卻不盡相同，林沖是遭奸人陷害被迫上山的，魯智深是為別人的事情打抱不平而惹出了人命官司后落草的，晁蓋和吳用、阮氏兄弟一夥是因為參與了奪取「富貴」的事情而犯下了「大罪」的，因此，他的官司是自己惹出來的，責任在他自己一方。可見，在梁山首領中，他們這些人可以說是「積極」的上山者，其他的那許多人，誰個不是被迫的呢？晁蓋上山後一屁股能夠坐定的事情，也就在於他是「積極」上山的人物。

宋江作為貫穿《水滸》全書中的首領人物，作者卻沒有安排他在一個獨立的事件中出場，這一筆是很有意思的。晁蓋劫取生辰綱事發后引出了宋江的出場，所以宋江一出場就被描寫為給晁蓋通風報信的人，書是這樣描寫宋江的：

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
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
為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
做孝義黑三郎。
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
公在村中務農。
守些田園過活。
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槍棒，學得武藝
多般。
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
庄士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儘力資助。
端的是揮金似士！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
是周全人性命。
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
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
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晁蓋東窗事發后，其所以能夠安然地逃脫，就是宋江給他通風報信，於是，宋江作為一個在衙門裡混的公人一下子就染了晁蓋的官司，和他成為一夥了。如宋江之所言，晁蓋的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那麼他即使染一點，也脫不了干係。就此，我可以說宋江是被晁蓋的事裹帶進去的人，也許正因為是這樣，宋江上山之路才是梁山108位首領中唯一的一個經歷了最大麴折的人。上山的誘惑對於他而言如此巨大，而他抗拒誘惑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其他英雄們所沒有的。

這樣一個「自幼攻讀經史」、在衙門裡混，並且「刀筆精通，吏道純熟」的人最後上了山，繼晁蓋後座上了第一把交椅就是——宋江；是他把水泊梁山的事業興推到了頂峰，但是依據中國的辯證法，梁山的事業在他的手裡也從「頂峰」一下子跌落到谷地，到最後被朝廷招安，眾英雄全部下山。所以，和晁蓋不一樣了，宋江是水火不容的兩半截事情連接起來的人物，既是造反的英雄，又是被招安后的功臣，所以，他是一個在矛盾的事物中活著的人，也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紅皮《水滸》沒有看到這一點，或者說看到了，而又故意地掩飾了這一點，把宋江漫畫成為一個單純的「農民起義」英雄。我以為，作為一個造反的人，宋江是當之無愧的，只是和其他的造反的首領們比較起來，他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人；在造反時，他是有顧慮、有考慮的，也是不把造反作為出路的惟一一個人。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對於造反的後果有計算、有計較的人，所以，造反之於他，就具有了「手段」而非「目的」的價值。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說道，水泊梁山對於朝廷已經拉開了造反的架勢，但是造反之箭並沒有射了出去，分析其中的原因，梁山上的第一把交椅易人是最關鍵的因素，代替了晁蓋的宋江本著「縱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的意志最後地折斷了梁山射向朝廷之箭，而此時的梁山已經是羽翼豐滿有實力造朝廷反的團體啊。

宋江在梁山勢力大盛的情況下接受招安，一個已經寫了出來、並且見諸於書中文字的理由是：他為梁山兄弟們的「出路」、「後世」著想，也為自己「博得個蔭妻封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著想，可是呢？一個沒有寫出來的、在書的字裡行間看不到的思想，卻埋伏在書的整體結構之中，值得我們發掘。我以為在施耐庵寫作《水滸》之前，他對於秦末農民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和唐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都曾經推翻或者動搖了舊王朝，從而引出了新王朝產生的歷史是非常熟悉的，只是他對這樣的一種「取而代之」的歷史做何理解與評價，卻是一個問題啊？我是這樣看的，如果施耐庵和我們今天那麼多的「唯物主義歷史學家」一樣，認為這就是意義非凡的「歷史發展」和「歷史進步」，那麼，我想他寫作出來的宋江不但是不會被招安的人，而是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做大宋皇帝」的人；退一步講，這樣的事情即使不成功（因為歷史上真實的宋江並沒有反出山東），那麼宋江是陳勝、吳廣式的英雄，是樊崇、黃巢式的英雄，有何不可呢？並且宋江在那一首被認為是「反詩」的詩中，不是說過「敢笑黃巢不丈夫」的話嗎？

其實，宋江沒有起義，沒有「取而代之」，也沒有想攻破東京，坐了國家的「第一把交椅」——這一切本身就隱藏著一種很深刻的思想；這種思想如果用我們陝西秦腔戲里的話表述，就是「打牆的板兒上下翻」（《黑叮本》），而宋江卻對於「翻」「板兒」的事情失去了興趣，所以，他最後寧肯被招安，也不肯去造反；若不是這樣，他帶領梁山兄弟們反過頭去打造反的方臘，把他們像害蟲一樣的消滅完，難道不是施耐庵寫出來的《水滸》嗎？自然，宋江這樣的結局引起了後世許多「激進」讀者們的不滿，末了，宋江變成了最初被「激進」讀者們尊重，後來被他們撇棄的人物就不足為怪。

（三）晁蓋如鎮山的鐵塔，宋江似山上的明星：

就他們二人的綽號看，晁蓋稱「托塔天王」；宋江則是「孝義黑三郎」、「山東及時雨」。前者含有厚重、穩健、老成的意思；後者則不同，「及時雨」的意思是「能救萬物」，「義」是「濟人貧苦」，「孝」則是宋江多出於晁蓋的一義，意思較為廣泛，「上孝君王，下孝父母」，也是宋江一貫的安身立命之道。

自從晁蓋奪泊后，梁山座上了一個可以鎮得住山的首領，山寨也由一個「強人」的窩子開始變成了英雄「聚義」的場所，在故事的進一步演變中，這個「聚義」的場所其所以很快的變成天下英雄共同嚮往和匯聚的中心，是因為山上升起了宋江——這一顆政治明星。山上的「曜民」（官府稱梁山有「曜民之術」）之光芒，就是他發出來的啊！

書的第39回里寫宋江上梁山，但在此之前，他的名聲卻先於他的本人上山了，並且為山寨招募四方英雄。書的第34回、35回，分別寫到，宋江把「9條好漢」送上了山。他們分別是：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石勇、花榮、呂方和郭盛。就在上述一撥人入伙時，宋江還沒有正式的入伙，也根本不是山上的首領，但是卻在書的第33回，秦明勸黃信入伙時，提到的卻是宋江的大名：「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疏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敬慕他？」 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卻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腳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

宋江上了山後，坐上了第二把交椅，用現在的話說是「副總」，但是山下的英雄在被招上山時卻多是應著他的名，沖著他來的。書第40回就明明白白第寫著，宋江剛剛被眾兄弟從殺場上救了出來，就有黃門山歐鵬、馬麟、蔣敬、陶宗旺四人的歸順，那四人對宋江說道：「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彀個見面！」第43回寫朱富動員李雲上山，對李雲提的也是宋江的「大名」：「師傅，你如何不知道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納賢士，結識天下好漢。」第45回寫石秀上山時，對於楊雄說的也是宋江的名字：「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第56、57回寫二龍山上武松、魯智深、楊志這一路英雄，在商量著打青州時，想著要借梁山的力量，說到的人也是宋江。楊志對還沒有見過宋江的魯智深說：「俺知道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叫他及時雨宋江……，請下宋公明助威」，應該沒有問題。魯智深對此的回應是：「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想必是個真男子」。當然，類似的例子可能還有，我舉到此為止。

在這裡，我提出的問題是：梁山的最高首領是晁蓋，而非宋江，但是我所引的上述事例中的人，在上山時，都尊宋江的名字，卻沒有人提晁蓋。我就是注意到了這個事實，我才提出了宋江是梁山上「明星」的觀點。如果說《水滸》一書中寫出來的「管理學」一章內容的話，那麼一個「明星」式的副手，幫辦一個穩重的正職而光耀山寨事業，就是我們值得研究的問題了。

我的看法是，《水滸》寫了一種「明星效應」，對於此，沒有讀懂的人，可能以為晁蓋要「架空」宋江（20世紀70年代中，毛的批《水滸》指示公開發表后，此說甚囂塵上），其實不然，關於這一點在我最後一篇文章要詳細論述，此處只是說，一顆夜明珠因自性在夜晚發光的時候，這難道是想要同月亮爭輝嗎？

（四）晁蓋是無為而治，宋江是務實求治

三國時期，諸葛亮手下有一位主薄叫楊顒，他見諸葛亮整天價事必親躬，非常辛苦，就給他用一個家庭的例子做比喻，進諫了為治之體：「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這就說操治理權的主人，應當垂拱而治，在閱讀《水滸》時，我們看到的晁蓋就是這樣的一位非常典型的領導人。他作為山寨之主，計謀由吳用、公孫勝出，打仗有宋江領兵，練兵有林沖，招呼八方豪傑由分散在外的各店主，他本人到是做一個甩手掌柜：「雍容高枕，飲食而已」。

自從宋江上山後，幾次重大戰鬥，他都沒有參加，只是坐鎮山寨，等待捷報。倒是在攻打曾頭市的這一戰中，他不顧宋江和眾人的勸阻，直接統帥了梁山的兵馬，成為名副其實的統帥，可是就在這一次戰役中，他中了史文恭的毒箭，回山寨后，不久便一命嗚呼。而宋江呢？就不是這樣的人了。他雖然不是一個像諸葛亮那樣的事必親躬的人，但是，是一個用我們現代人的話說是「爛包袱」式的人，所有能「包」的事情都包。

我翻檢《水滸》，多處發現宋江和兄弟們、下屬談心談話，為他們的前程著想。就以招安來說吧，宋江最初是和武松說及此事的，但是，不是為他個人的前程與功名，完全是為了武松和魯智深的前程考慮的，他對即將上二龍山的武松言道：「入伙后，只戒酒。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上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生」。不僅如此，他還關心兄弟們的婚事，譬如在清風山上，他對王英許下了「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的願，在俘虜了扈三娘后，他出面叫扈三娘嫁給了王英，還了此願。他撮合了秦明和花榮之妹的婚姻，在一個光棍居多的第二社會中，他盡量關心弟兄們的婚姻大事，也關心為數不多的有家眷的兄弟們的「寶眷」。書在寫到，朱仝上山時，擔心家眷受到連累時，吳用對他說：「足下放心，此時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可見宋江為人處事之精細。

梁山上「替天行道」的旗幟雖然是在晁蓋死後才打出的，但是，在此前，宋江就以此來做兄弟們的「思想工作」了。譬如第64回寫，宋江在勸說索超入伙時就說了這樣的話：「你看我眾兄弟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若是將軍不棄，願求協助宋江，一起替天行道」。其實呢，此時宋江「替天行道」的主張已經在梁山外圍得到了響應，一位老丈曾經對於將要上山的張順說：「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第54回彭圯在勸雷凌入伙時，說道：「晁、宋二首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值得說明的是，彭圯這話說得被其他人冠冕一些，話里雖然也提到了晁蓋，但是話中的意思完全是沖著宋江而非晁蓋的，下面我將要論述晁蓋是沒有「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的思想的。

對比看，托塔天王晁蓋就是山上的一座塔，他立在那裡穩穩噹噹，紋絲不動，他自從上山後，除了江州救宋江這一次特別重大的行動外很少下山，自然，對於山下山外的情況多是「聽」來的，而宋江就不是這樣了，他是一個山寨上的最優秀的管理者，在沒有上山前，他一直生活在山寨的外圍世界，因此，對於山寨的事務和外界的關係的了解肯定多於晁蓋，所以，他給山寨穩健的架構增添的是精神和靈魂。

論述至此，我以為《水滸》雖然是一部古典小說，但是，它在刻畫人物方面開了近代、現代創作的先河，別的不說，就以宋江這個人物的存在來說，已經有近似「完美」之嫌疑。無論怎麼說，《水滸》為後世的作家提供了一種具有永久借鑒價值的創作模式。因此，我們讀《水滸》，知道宋江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時間雖然暫短，但是給讀者們一種通盤的印象是：《水滸》是為宋江立傳，《水滸傳》是以宋江的傳略為主線索而提出的諸位英雄傳略（未完待續）。

2008-12-27 2009-2-1 《自由聖火》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