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一個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會

水泊梁山：一個理想的、兄弟般的第二社會
——網上論《水滸》（四）
武振榮

與真理一致的文化之魂在於自由。每一個偉大的時代，都起始於人類對自由的重新理解；理解自由，乃是最神聖的精神事業。「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運動」就意味著一次重新理解自由的、波瀾壯闊的社會歷史進程。
——袁紅冰執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宣言》（



（一）為什麼說《水滸》不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

紅皮《水滸》的包裝上大都寫著《水滸》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的字樣。所以，到今天為止，許多中國讀者們也都把它當成現實主義的作品去讀。其實，這顯然是一種天大的誤會。

僅僅就《水滸》成書的時間看，那時中國社會根本沒有任何外國文學的「入侵」，何來「現實主義」之說？在《水滸》流行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現實主義的文學還沒有「出世」呢！因此無論怎麼說，它是中國純粹的民族文學產品，沒有摻進哪怕一粒外國文學的沙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水滸》中有關個別人物及故事在施耐庵從事小說創作前就已經有了藝術的存在，如「花和尚魯智深」、「青面獸楊志」、「行者武松」等人物都已經面世了，他們的故事或者出現在文人筆記里，或者在瓦子勾欄里被演唱，到作者搦管寫作時，已經存在著大量的小說素材，所有這一切和18世紀西方社會興起的現實主義文學背景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對於《水滸》的評論，採用西方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方式是牛頭不對馬嘴。

關於上述一點，金聖嘆說得好：「古人著述，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材，又復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於稿，裦然成為一書也」。我贊同金聖嘆的觀點，《水滸》一書就是這樣產生的。我要說明的是，它作為一部古典小說，作者在寫作時，沒有如我們現代作家那麼多的「主義」要遵循，完全是作家的一種任意發揮，可以說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信馬由韁，無拘無束。

應該說，中國四部古典名著，都是作家天才發揮到極致的產物，所以，以至於一部小說出來就造成了一座文學的高峰，使後來寫作類似題材的作家們望塵莫及。《水滸》出版之後，所有寫江湖英雄的小說都不能夠於之比擬；《三國演義》成書後，後來出現的歷史小說都黯然無色；《紅樓夢》成書後，出現了那麼多的效仿它的言情小說，只是這些小說和它比較起來，都如同垃圾——這就是中國古典小說有別於國外文學的最顯著之處。在西方現實主義文學運動中，最先問世的現實主義作品，往往會引起一個連續的、持久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高潮，於是，一部接一部偉大作品的相繼出現，好像不斷地在刷新文學作品作記錄，比原來的作品似乎更好的新作品會相繼問世，以至於造成了現實主義文學運動波浪式發展外觀。因此，整體觀察這種文學運動之現象，給人一種「這山望見那山高」的印象；而這樣的印象和中國文學在一部高峰作品之後，連續出現的「一峰低於一峰」的作品之情形完全是不一樣的。《水滸》成書後，江湖小說泛濫成災，可是其中沒有一部可以達到《水滸》的成就。《三俠五義》、《小五義》、《包公案》、《施公案》等小說紛紛出版流行，哪一本比得了最先流行的《水滸》呢？

把《水滸》看成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那麼對之做出現實主義的研究與批評也是順理成章的。根據《水滸》專家沈家仁在《煮酒說水滸》一節「生辰綱在哪裡被劫」所做的考證，他認為發生了地點錯誤，黃泥崗不應當「在濟州境內」，而應該在今天「河南南樂縣」內。就此，他就有理由批評「楊志真是一介武夫。毫無地理知識，連東西南北、孰遠孰近都分不清」。明白人一看，就知道這管楊志什麼事，楊志其所以要走這一條路，是施耐庵要他走啊！於是，這位專家好像批作者：「真是莫名其妙，令人費解」。

對於專家的上述見解，我不敢苟同，原因是我們在研究《水滸》的時候必然要弄清楚它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如果《水滸》真的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那麼，就憑這一點（劫取生辰綱地點的錯誤）就可以駁到它的價值。對於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如果真正地出現了「地理」上的錯誤，（譬如寫作《保衛延安》小說的作者，若把延安寫在了江西省,並且把延安首領毛澤東寫成了蔣介石），那麼它就全盤皆輸。可是呢？如果一本書不是現實主義的書，其中涉及的地點是一個憑空想象的地點，那麼即使此一地點子虛烏有（就是說山東省、河南省都沒有一個黃泥崗），它也不失去其價值；而 《水滸》就是如此。

在《水滸》中，類似黃泥崗的地點錯誤何止此一處？可以說是很多的。譬如，第58節「宋江鬧西嶽華山」，他要把梁山大批人馬從梁山所在地山東發到陝西省華縣，點了「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一帆風順地就到達了目的地；在目的地華州，又存在著一個把陸路來的人馬換成水兵的問題，試問：如果這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式，那麼梁山人馬既然是一支非法的隊伍，如此多的人馬，如此大的行軍陣勢，難道就遇不到哪怕一點官軍的抵抗嗎？這樣的行軍和我在1971年當兵時參加的解放軍野營拉練一模一樣，是「沒有」真正的敵人的；即使有，也是「假想之敵」哦！且不說梁山縣到華縣兩地的直線距離也有幾千里之遙，步騎兵要走完此路程連糧草計算無論如何也相當於一次遠征啊！可是，寫作《水滸》作者的筆鋒就這麼輕輕的一點，大功便最後的告成了，難道這一支「農民起義」的非法軍隊在大半個中國就可以逍遙自由的運兵嗎？因此，我的觀點是《水滸》不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人們若站在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立場上對之批評，那是切不中要害的，結果，批評得再有道理，也無損於《水滸》一書的偉大。

如果不是我說的這樣，那麼，在《水滸》中於地點相關的是人物，試想《水滸》專家在考證出了黃泥崗地點的錯誤后，能不能考證出東溪村的晁保正是不是真人？如果專家偶然拿到了東溪村（我假設有這一個村子，它現在叫南溪村）一本宋朝傳下來的族譜（中國有的是老族譜），上面有姓晁的人存在，那麼他有可能就是晁蓋，撰寫出來的考證結果的論文肯定會一鳴驚人，如果人們認同這樣的考證的結果，庶幾，你考證得出，安槳村是否存在一個「白日鼠」白勝？

和《紅樓夢》一樣，《水滸》的寫作方法也可以說是「瞞天過海」式的，翻開它，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它好像是「寫實」（「寫實」和「寫虛」是中國文學的方法和傳統，與西方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兩碼子事情）的書，書中的故事好像是「真的」，但是你如果僅僅這樣看，那一定是看走了眼，因為，在寫實的同時，作家又在寫虛，於是就造成了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結構，而《水滸》一書其所以很複雜，也可以就這一點去理解。梁山——這一個泊子是真實的，宋江——這一個人也是真有其人，但是除了這兩點真外，一切都是作者虛構的。文學是什麼？文學是藝術，而「藝術」——借用一個大作家的話來說：「是用謊言模式來編排真理的，……藝術化之語言特色，在於它謊話連篇卻能自圓其說」（《地之靈：勞倫斯論美國名著》）。

議論至此，我得說一句，你即使論證出了黃泥崗地址出現了錯誤，論證出東溪村沒有個晁保正，也同時考證出梁山泊「七千人馬」根本沒有去過華州，你也是駁不到《水滸》的價值，因為它是用「謊言模式來編排真理的」，是能夠「自圓其說」的。

（二）逃亡文學的筆鋒一轉：

我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經說明我們可以把《水滸》作為一部逃亡文學看，在此篇文章中，我是要強調，作者寫作出來的這一出逃亡故事容易引起讀者們對故事的寫實理解，不消說，若干非常精彩的逃亡故事的匯合的確可以造成故事結構的某種「真實性」；就依著這種「真實性」，我們現代人在閱讀《水滸》時，視它為現實主義的作品是情有可原的。我的看法是，作為一般讀者，人們即把它看成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也無傷大雅的，只是當文學批評的主流也這樣認為時，中國古典偉大作品的意義就已經被作踐了。

如果我們持嚴格的文學批評觀點，那麼我們就應當對逃亡一事做出一種有價值的解讀。我的看法是，多少帶有寫實性的逃亡之路，在作者筆鋒一轉的情況下，卻結束在一個理想的、寫虛的「落難」之地了。於是，虛實相兼的創作方式就給人們勾勒出來一副美不勝收的英雄生活畫卷。

逃亡：一個最顯著的意義是從家裡逃出，於是，逃出了家庭的英雄們最後被安置在一個兄弟社會，使他們成為其中的一員就順理成章了；另一個意義是逃出中古的宗法統治，於是，在宗法社會實際統治中國人的族權就被擺脫了，如果說這已經寓於著一種解放的意義的話，那麼，我認為《水滸》的解放意義甚至大過或者高於造反的意義；再，逃亡的最後意義如果是逃出官方和朝廷的統治，這事實上意味著人的政治解放；而人的解放意義最後之現實，亦取決於這一關鍵行為。因此，我的見解是，逃亡過程在書里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是所有的研究者都不可以忽視的問題。

其實，金聖嘆老先生在批《水滸》時，就已經批出了「逃亡」政治：「吾讀《孟子》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二語，未嘗不嘆，紂雖不善，不可避也，海濱雖遠，猶紂之地，……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至於伯夷、太公居海避紂之矣……為此書者，吾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為如此設言？」

既然逃亡的意義在水滸中是如此的重要，但在解讀水滸時，我們切不可把它看成是一個預定的過程，就是說逃亡者好像命中注定的要逃到一個新社會裡去的，不是這樣的，書中明明寫著「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的話（第2回），我們何必對之強加意義哩？逃亡者是要逃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所以，安全在這裡是第一位的，而在書中呢？安全的地方就是那些非常荒蕪的、長滿草的、人煙稀少之地（「落草」的「草」字意義），而這些地方一般都是中國宗法社會統治力量很難以到達之處，是中國社會的「軟腹部」，別說10-13世紀中國王朝統治者統治不了這些地方，就是在20世紀50年代前的國民黨統治時代，落草者霸佔一方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啊。據一份資料稱，那時，除台灣省外，所有中國建制省份，無不被連年不斷的匪患所困擾。因此，正確地說，根除中古社會遺留下來的草寇、匪患，是中國半個世紀前的事情啊！就這樣的事看，《水滸》在我們中國最不理想的事情上，也給出了我們民族一種「預言」（文學的）。

我們視《水滸》寫出了一個「播亂」的時代，也是指刑事犯罪分子事發之後有著多處可以「落草」躲藏的據點，二龍山、桃花山是先於梁山出現在《水滸》中的，而梁山乃是一座「後來者居上」的山頭啊。除了這些山頭外，晁蓋的莊子，柴進大官人的府邸，以及像石碣村、安槳村這樣的村莊，都是窩藏嫌犯之地，法度破壞程度之高，讀者們自可以想象。其實，責任不在民間，而在官府，官府給犯人臉上刺字，這種異常野蠻和異常殘酷的刑法在犯人身心上所留下的永遠也洗刷不掉的奇恥大辱，把人被迫到了不得不以死抗爭的地步；犯人於發配的路上，解差因收受賄賂，可以「結果」其性命而不負任何刑事責的事情，都把「播亂」時代的「內囊」給翻了出來，不消說，罪犯到了服役地方，新來人犯要被無端的打100殺威棒——而打殺威棒的制度，又給管理犯人的人開了收取賄賂的後門等事情，都表明了法律已經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如果說在眾多的嫌犯之中，有一些是不當罪的也給罪了，或者說許多罪是出於政治情勢之逼迫，那麼，法度壞於執法者自身——是《水滸》的本意。「逼上梁山」——這個成語揭示的內容不是普通人愛造反，長著反骨，而是他們不造反就不得安生。於是，在一個失義的社會裡，嫌犯逃罪之義就凸顯出來了。在這裡，我不是說施耐庵個人就已經具有了明確的「不公正的法律就不是法律」的近代法律概念，但，他寫作出來的法律的敗壞、法度的廢弛和法律精神的死亡，就是明擺著的事情啊。

通讀《水滸》，我們就可以發現，可以容納落草英雄避難的各個地點都是臨時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到梁山這一個大山頭因晁蓋上山而忽然間大開山門時，寫實的筆鋒一轉，一座避難所在作者的「妙筆」之下，竟「生」出了理想社會之「花」：出現了一個兄弟般的第二社會；分析它的性質，我們可以說它是中古時代的一個「社會主義」的小社會。水泊梁山，在「可能」的意義上是一個造反根據地，但是，在「現實」的意義上它是逃亡者聚集在一起的一個以「義」結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八方共域，異性一家」，兄弟們之間「交情混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

（三）論第二社會

在上面的文章中，我說《水滸》是一部「聚義」而非「起義」的小說，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對「聚義」的解釋是：結成團體；然而當結成的團體達到了一定規模和水平的時候，那麼它有可能自成一體。結論：由數萬人聚集的水泊梁山就是如此的一個自成一體的社會。

讀《水滸》第71回，除了梁山上的軍事、政治方面的重大分工外，我們單看一眼有關管理生活設施人員分工之詳細（主管軍政的人員除外），你對這個「麻雀雖小，五藏俱全」的小社會就可以形成一種明晰的看法了：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一員　　　「聖手書生」蕭讓
　　　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　　　　「鐵面孔目」裴宣
　　　考算錢糧支出納入一員　　　「神運算元」蔣敬
　　　監造大小戰船一員　　　　　「玉　竿」孟康
　　　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　　　「玉臂匠」金大堅
　　　專造一應旗袍襖一員　　　　「通臂猿」侯健
　　　專治一應馬匹獸醫一員　　　「紫髯伯」皇甫端
　　　專治諸疾內外科醫士一員　　「神醫」安道全
　　　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筵一員　「金錢豹」湯隆
　　　專造一應大小號炮一員　　　「轟天雷」凌振
　　　起造修緝房舍一員　　　　　「青眼虎」李雲
　　　屠宰牛馬豬羊牲口一員　　　「操刀鬼」曹正
　　　排設筵宴一員　　　　　　　「鐵扇子」宋清
　　　監造供應一切酒醋一員　　　「笑面虎」朱富
　　　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　　「九尾龜」陶宗旺
　　　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　　　　「險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

讀了以上的內容，你對梁山社會的整個架構就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看法 了。他們有自己公共的財務制度，所有錢財都「收在庫內公支使用」，不用說房屋乃是公共建築，山上人員「各撥定房使用」，生活來源不是和後來的八路軍一樣「開荒種地」，而是劫取，取之於大路、通衢，有時候也取之於臨近的山莊。據書中的某一回交代，吳用在籌劃打祝家莊時，就和宋江談到糧食問題。宋江說：「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糧食」。果不然，打下祝家莊后，梁山「得糧50萬但」。

分析梁山社會，雖然書中沒有說梁山一干人吃的是「大鍋飯」——但是，我以為「吃大鍋飯」是毫無疑問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就是存在於書里的一個價值。下面我就對這種生活做進一步的解讀。

我在本組文章中，批評「農民起義說」，是我在閱讀原著的過程中發現《水滸》英雄和一般造反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沒有追求政權這樣的強烈而明確的意識，也就是說他們是一些真正的漠視權力（特別是政治權力）的人。除了宋江和後來上山的盧俊義可以說是熱衷於「功名」（這和熱衷於權力僅有一步之遙）外，在108位英雄中可沒有幾個權迷心竅的人啊！這樣一來，反對我的觀點的人就可以問：「那他們追求什麼呢？」

我的回答是：「追求自在，追求快活，追求酒和肉的食慾享受」。這樣一說，我在評價水滸英雄的時候就沒有故意的拔高他們，也不想貶低他們。因為他們是一些熱愛生活的活生生的人。於是，一個人文主義的思想就在作者的筆下生花了。如果我把這個意思再發揮一下，那麼我說《水滸》的人物追求中古時代的自由，也許恰如其分。以下分幾個小題目論述。

A.關於富貴：

梁山的第二任首領晁蓋是一個追求「富貴」的人，赤發鬼劉唐「送一套富貴」給他，把他引上了犯罪的道路，干下了「滅九族的勾當」（宋江語），在逃亡中，來到了王倫佔據的梁山。因此，如果我們認為梁山是在晁蓋手裡坐大的話，那麼，晁蓋本人是一個明明的享樂主義者——就是我們不應該忽視的問題。晁蓋作為一個莊主，不是缺吃少穿的人。就那個時代的標準看，他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生活是優哉游哉的。但是，就人的本性看（《水滸》是寫人的本性之書，沒有過多的涉及階級性），恰恰是處於中流生活狀態的人（中產階級）最具有人生的進取心。林沖、晁蓋、宋江、吳用、盧俊義、柴進等主要首領，家庭都不是「貧下中農」，所以「農業無產階級革命」這樣的事情跟他們沒有多少牽連。

如果說大宋社會因為腐敗，已經絕了大多數人追求富貴的夢想的話，那麼，《水滸》就為已經破碎了的人生之夢，給出了一個「理想」的再現。「理想」與「夢想」就是我們理解《水滸》的一把鑰匙。《水滸》從王進逃亡的路開始，終結於宋徽宗的游梁山之夢，不是沒有用意的。

中國農民，如果說沒有在現實的生活中「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福分，那麼在《水滸》的「夢」中，卻是美美地過了一把「吃肉、喝酒」的癮。你翻開《水滸傳》，吃肉喝酒的場面簡直是數不勝數。在打勝仗后，書中每每出現「椎牛宰馬」，「一連吃了數日宴席」的片段，就是在出手救人的緊急情況下，也不忘「擺宴」，大吃大喝（如救宋江后，敵情還未解除，好漢們在穆太公莊上就大擺宴席）。讀《水滸》，雖然我們對於書中英雄人物命運多舛留下了強烈的印象，但也對死裡逃生的英雄們的開懷暢飲，大吃大喝留有印象，彷彿感覺到他們是一批很有口福的人，總是有吃不完的肉，喝不完的酒。就如武松，在景陽岡上就一連喝了18碗酒啊，張紀中執導的《水滸傳》在拍這個鏡頭時，想必是多費了一碗又一碗的涼水啊（那個演員可以連喝18碗酒呢）！

在簡單社會裡，人們的生活是簡樸的，因此所謂的「富貴」也可以簡單的做「吃的好，穿的好」的理解，上面我已經說了「吃」的「富貴」，此處說一下「穿」的問題。別人不說，就說阮小二吧，他第一次在書中出現時，穿的破破爛爛，「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著雙腳」（第14回）。上山後沒有幾天，他就變了樣，他與他的兩個兄弟再次出現書中時，變成了另外的模樣，你瞧：「頭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綉襖，手裡各拿著留客住。」嘿！人不是變樣了嗎？書中雖然沒有他們寫穿什麼鞋，但肯定不是「赤腳」了，我想他可能穿著黑靴子，這才配得上「紅羅綉襖」啊。俗語說：「人是衣服馬是鞍」啊！施耐庵寫作《水滸》時，沒有一個「資產階級享樂主義」的思想要避嫌，因此，他就寫出了梁山英雄的享樂。

個人富貴了，對於梁山好漢來說，算不得什麼，還要父母跟著享福才是啊！李逵接母的那一節就寫得很出色。他在看著宋江的父親上山後，就「放聲大哭」想起了他的老娘，說：「我要去取他來，這裡快樂幾時也好」。晁、宋二首領立刻答應了他的要求。李逵回家后對盼兒心切、已經雙目失明的母親所說的一番話很有意思：「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書中雖然點名，這話是「假說」，可是，我們在「假說」的話里，卻可以聽出上了梁山的李逵已經有能力和「官」一樣的「取娘」享福的意思了——就是我整理出來的東西。因此，我設想李逵的老娘若不是途中被老虎吃掉，那麼她在梁山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誰可以反對呢？

在一個貧窮、簡單的農業社會裡，有飯吃，有衣穿，有肉吃，有酒喝，就是「大富大貴」的生活了啊！《水滸》也就寫這個：人追求富貴的慾望和天性。寫出了一個在中國農業社會中中國農民嚮往富貴、也得到了富貴的故事，儘管這種富貴是曇花一現。紅皮《水滸》就不喜歡這些東西，想要用「農業社會中的農業無產階級革命」思想替代它，結果把《水滸》弄得不倫不類。

B.關於快活：

《水滸》中的人物是追求快活的，只因為它是一部古典作品，所以我們現代人在理解「快活」時沒有一個正確的可與之對應的辭彙，於是，我就勉強用「自由」這兩個字去解讀它。當然，我肯定這樣的解讀會引起爭議，只是，如此解讀可以有價值的推進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我則又是認可的。

如果有人問我：「《水滸》那麼一大幫英雄聚集在一塊，圖個什麼？」我可以毫不猶豫的回答：「圖一世快活」。如果說我回答的話，是取《水滸》中的人物的原話，那麼我回答就符合《水滸》本意。用我們中國官方的文學觀點去看，《水滸》人物如果「圖一世快活」好像就沒有了「思想性」，或者說作者的本意如此的話，那麼他的「思想」就是貧乏的。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這個「快活」是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自由」，是一種很古老的人類價值。

自由是針對特定的束縛而言的，在一個農業的宗法社會裡，對於人的最大的束縛是家庭和宗族權力。我已經說了，逃亡的行為一是逃出家庭，二是逃出宗族，於是，在這兩種束縛都解除了的時候，人不快活等待何時？梁山上雖然也有家庭，但是家庭的原來性質已經解體了，不再是一個經濟的、社會的基本單元了，因此不存在家長的權力。閱讀《水滸》，明眼人就不難看出，宋江沒有上梁山前，他父親宋太公對著公人也曾經說，宋江是「逆子」「自小忤逆」，已經告官「出了他籍」。不僅如此，他一再行使家長權力，管束宋江，不要他「入伙」上山，「教人罵做不忠不孝」；但是，宋太公被接上梁山后，倒是成為一個合格的梁山泊接待員了，專門接待「入伙」者的親屬，書中有幾處關於此事的交代。更不用說，在上山後，他對於兒子（宋江）從來沒有走行使過父權。這樣就是說，梁山上雖然還有家庭，但是家庭已經沒有了父權和夫權。張青與孫二娘是一對夫妻，王英與扈三娘也是一對夫妻，但是，你看到的卻是妻子要凶過丈夫好幾倍哩，婦女解放的信息，在《水滸》的三個女英雄的身上已經有了那一點的表露。

快活生活的另一個束縛之解除，是說官府的權力管不住梁山，所以，在兄弟的社會中，兄弟們可以自由的生活，就是書的眉眼了。因此，我以為會看書的人，是可以看出這個眉眼的。《水滸》英雄就「圖個」自由！自由如果是人類古往今來的一種寶貴價值的話，《水滸》一書就追求它。關於這一點，英國阿克頓勛爵說出了一個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非常主要的觀點：「根據歐洲大陸國家最著名的女作家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專制是新的。證實這一名言的正確性，已是最近史學家的榮耀。希臘英雄時代證實了它，在條頓人的歐洲則表現得更加明顯」（見《自由的歷史》一書）。

C.關於平等

《水滸》提供給人們的最大價值是：在一個兄弟的社會中，眾兄弟一律平等。上面我已經說到了自由，這一節就說一說平等。《水滸》平等的第一個意義是超越階級；第二是超越等級。《水滸》並不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他不是如共產黨官方文學所說的是「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它事實上寫出一個沒有階級、沒有等級的社會——水泊梁山。

水泊梁山彙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英雄，無論年齡之大小，無論本事之高低，無論能力之強弱，大家都在「兄弟」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都一般哥弟稱呼，不分貴賤」。我讀《水滸》總是有這樣的一種疑問，為什麼在晁蓋、宋江上山之後，那麼多的反對梁山的人（如秦明、關勝、徐寧等圍剿梁山的軍官），或者與梁山英雄性格差異很大的人（如神醫安道全、玉麒麟盧俊義等），往往經不住梁山首領的一拉，就輕易的「入伙」了呢？我看，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梁山是一個平等的第二社會（現實的大宋社會可以說是「第一社會」），在這裡兄弟們過著平等的理想生活。

反對我的觀點的人可能會說；「你說的不對，梁山的首領們座次排得那樣的嚴格，從不允許任何一位首領僭越，等級如此森嚴，當作何解釋？」其實，我說的平等是指人的價值之平等，待遇之平等，或者說生活條件之平等（衣食住行），而不是指一切的平等。研究梁山的排座次，你會發現那是一種因為軍事或者政治情況而產生的兄弟們的分工制度；分工明確之事情，可以在座次排列的有序情況中看出，不用說隨著分工而來的是個人責任。因此，我的意思是說，梁山雖然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但他沒有「理想」到「烏托邦」的程度，軍事和戰爭的特殊形勢要求它的首領要有高度的指揮權和獨斷權——這一切在書里，體現在首領們座次排列的次序上。因此，它實質上意味著眾首領的分工和由分工而來的個人責任，和特殊的權力是不沾邊的。坐在下位的首領，如果認為上位的首領做錯了事，是有批評的權利。書里有一回寫到，李逵在抓住了宋江一次欺負良家婦女的錯誤（其實是誤會）后，甚至用罵娘的口氣批評宋江：「我閑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做得這等好事！……是個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是大樣」，最後還威脅宋江：「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指的是，還是離荊門鎮不遠的莊主太公）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看！這就是說，下屬對於頂頭上司的錯誤享有抵制權和批評權，只有在平等的人與人關係中，才可以出現出來啊。

這一下該明白了嗎？梁山泊其所以像吸鐵石一樣的把「天下豪傑」招引來了，它的一個未被言明的性質是，它本身就是一個構建出來的理想而又平等的社會；在書中，這樣的事情雖然沒有一個人說出口，但是所有的人卻都心知肚明，到了梁山可以過上好日子，可以出頭，可以富貴，可以自在，可以快活，可以不受官方的氣，還可以尋找到自己的樂子（價值）。

我在否定了《水滸》「農民起義說」的價值之後，拽出了《水滸》一個更大、更持久的價值，就是：人類對於自由的嚮往和對於理想的追求。

（四）兩點說明：

第一點：梁山為什麼沒有出叛徒？

按照《新約全書》提供的比例，大凡人類秘密組織，有12個人時便會至少產生1個叛徒。就此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13人中先後產生了2個大叛徒（周佛海和張國燾）證明了此比例具有普遍性。但是，水滸的108位首領中卻連一個叛徒都沒有出現啊,這意味著什麼？我以為，此並不意味著《新約》比例不適合《水滸》，而是說《水滸》中的首領群不是人類社會中真實存在的社團，而是作者以寫虛的方式寫出來的「虛構」人物組織，所以，沒有叛徒出現一事，恰恰是為了使「虛構」中的理想社會更加升華。我以為，如果《水滸》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書（如官方說的那樣），那麼，作者寫不出十五、六個叛徒才怪哩！

另外一個原因還在於，《水滸》好就在於它寫出了人性。所以，如果我們用「叛徒」的線索去讀《水滸》，那好像有一個人，他就是「白日鼠」白勝。生辰綱事發后，白勝被捉了，他熬刑不過，供出了7條好漢。就這一事看，白勝已經是叛徒了，按照共產黨在秘密時期的慣例，叛徒非死不可啊！可是呢？《水滸》這一本書就沒有這麼寫，被他供了出來的晁蓋等人，沒有把他排除在兄弟們之外，晁蓋在做了梁山首領后，就立即作出「白勝陷在濟州大牢里，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的決定，吳用隨聲附和，立即策劃和了營救白勝的事情，「可教驀生人去那裡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可脫身」（第19回）。在書中，我們雖然讀不到晁蓋、吳用原諒白勝的具體理由，可我們卻看到被營救出來的白勝並沒有因為「供出」行為而被晁蓋等弟兄們疏遠卻是真實的，如果我們要還原出這其中的原因，那無非是說：「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於是，人性柔軟所造成的人的錯誤，就在假設「人都如此柔軟」的情況下被眾兄弟諒解了。可見，白勝沒有被描寫成硬死不屈的漢子，並沒有使他顯得醜陋，反而到是添了他為人的幾分「真實」。

所以，《水滸》這的「義」是一個包括面很廣的東西，其中也包含著對於兄弟們錯誤的理解、諒解的因素，在許多場合中，兄弟們互相的行為甚至是「要命的」，在誤會解除后，什麼事都沒有了。譬如，宋江在揭陽嶺被李立「麻倒」，作為「行貨」，綁在了板凳上，準備「開剝」時，被李俊救了，說明了姓名后，宋江一笑了之。此前，「愛吃人心醒酒湯」的王英，因為不認識宋江，把宋江也當成行貨，拉上山，綁在木樁上準備掏心時，宋江在臨死前的一聲嘆息中，說出了自己的名字，王英知道他是「宋江哥哥」后立即請罪，而宋江也不怪他，和他結成為異性兄弟。你看這樣的人物們所結成的社會怎麼可以出叛徒呢？

書的後半部，宋江被朝廷招安時，把108位首領一個不拉的帶下了山，也是因為這個兄弟的社會是「義」字凝聚成的啊！在我們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人們也許可以碰見幾個義人，但是把他們和《水滸》里的108位義人對比一下，不就是顯得黯然失色嗎？如果你是一個「現實主義」的人，認為現實生活中，沒有義人、沒有好人，那麼文學可以給你提供義人和好人。

第二點，我想說一下水泊梁山的階級問題

把《水滸》說成是一部反映了階級或者階級鬥爭的書，不是認真的學術觀點，因此，不論是「地主階級內部鬥爭」說，或者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鬥爭」說，都是服務於特定政治目的，都不在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範疇內，所以，根本不可能在《水滸》研究的歷史上形成一種可以經得起考驗的價值。毛澤東死了，他的《水滸》的論點也跟著死了（現在沒有人吹了，誰還說《水滸》是「反面教材」），將來共產黨一黨專政解體了，紅皮《水滸》也可能會壽終正寢。

我說《水滸》的社會是理想的，就是因為它超越了社會的階級，超越了國家的政治等級，也超越了宗法、禮法的繁文縟節。因此，說《水滸》為哪一個階級立傳，都不好。在這裡，我不是《水滸》的專家，所以我借用一個《水滸》專家的話，想必不會招來更多反對。

沈家仁曾經對水滸的人物做過統計，說《水滸》一共寫了827個人物。出場的就有725個，而這些人「如按職業劃分的話，官員88人，小吏56人，士兵4人，地主（包括土豪、富戶）67人，知識分子5人，藝人13人，僧道20人，奴僕14人，百姓58人，少數民族74人，手工匠15人，娼妓4人，農民41人，綠林好漢33人，商販30人，其他起義軍203人」（引自《煮酒說水滸》）。好了，上述專家的意見我認為是很有權威的，可以推翻水滸的階級論。

2008-12-24 2009-1-28<<自由聖火>>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