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水滸》英雄

論《水滸》英雄
——網上論《水滸》（三）
武振榮

人類啊，快些追隨英雄們的足跡。那些高貴的英雄將會在死亡的永恆中閃耀起炫目的光輝，即便只是瞬間的閃耀，也將照亮死亡陌生而神秘的意境。如果遲了，就會看不到英雄的靈魂那流星般的閃光。沒有晶光瑩瑩的軌跡的引導，在死亡黑暗的永恆中，生命怎麼能找到歸宿？
——袁宏冰《英雄人格哲學》

讀《水滸》，你讀到了一定程度上，總會感覺到《水滸》人物朝你「大踏步」走來，你仔細觀看，這些人物粗魯而不野蠻，勇敢而不暴虐，孔武有力而不濫用武力，破壞法度，卻並非無法無天；他們嫉惡如仇，卻又不心地狹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扶危濟困，疏財仗義；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不事生產，懷裡卻時常揣著可以周濟別人的銀子。面對官場人物，他們威風凜凜，沒有絲毫的奴顏婢膝；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雖然是光棍漢，可是他們尊重婦女，從不淫亂；他們的面相或俊或丑，膚色或黑或白，都一樣的惹人喜愛。他們守信用，講義氣，大大方方地追求快樂，痛痛快快的吃肉喝酒，把一個自我擺得明明白白，不加絲毫掩飾。他們沒有我們現代人的矯揉做作，也沒有我們現代人內心裡的惆悵、鬱悶、無聊和苦惱，所以，只要他們永遠地「活」在書里就可以做我們的朋友；因為他們是鮮活的「人」。他們雖然早我們「出生」了300多年，但卻沒有老態龍鍾。本篇就專門議論他們。

一、政治英雄與江湖英雄

在上面的兩篇論文中，我否認《水滸》人物是為「農民起義」準備的，是說他們是一些民間英雄，不是政治的英雄，更不是「候選」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因之，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就近了一些。跟他們這些民間英雄比較起來，我們普通人差的不多，倒有許多的相似處。說實在的，就日常生活論，他們超出我們的地方只在於他們是一些「該出手時便出手」的人，而我們在「該出手時」卻袖手旁觀。《水滸》英雄生活的社會之腐敗性和我們今天所處的共產黨社會並無兩樣，甚至我們的社會比他們的還要壞，可是呢？我們沒有「出手」，忍氣吞聲，如果我們學習他們敢於「出手」的榜樣，這個共產黨的「鳥社會」早就給打翻了。《水滸》給出反抗一種合理的、美學式的解釋，是具有民主意義的。

在我們中國，人們對於江湖英雄這群人物可以說是太熟悉了，但是這種熟悉卻不能夠說明人們對於他們可以做出精確的定義，人民在通常說到江湖英雄時大體上就想到綠林好漢——一些用刀槍裝備起來的民間人物。譬如，和《水滸》一樣的享有盛譽的《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就不屬於江湖英雄，可以說他們是政治上的英雄。因此我認為，所謂政治英雄和江湖英雄比較起來有以下的區別：

其一：他們的抱負是服務於「國家、社稷」之類目標，最終要掌握「神器」、「公器」的人，也就是說他們要「主宰天下」；而我們說的江湖英雄沒有這樣的目標和抱負，他們服務的對象是一種本質上隨時處於構造狀態的抽象世界，因此，他們的世界對於他們來說儘管是無比的真實，他們也可以自由走動（走江湖），但其世界終究是「抽象」的。因此，江湖英雄的世界對於非江湖人物而言是「虛空」的；

其二，政治英雄追求權力，免不了是權力的奴隸，江湖英雄卻是蔑視權力、超越權力和欲破壞權力的人。政治人物憑藉權力叱吒風雲，呼風喚雨，而江湖英雄憑藉自己的本事，再加上一、兩把刀「闖蕩江湖」。《水滸》中的英雄們其所以沒有奪取大宋政權，「取而代之」的思想，原因在於他們是江湖英雄，對於政權持著同政治英雄截然不同的哲學見解；

其三，政治英雄對於世界、天下、人生的見解是「哲學」的，因此，他們在政治上是高人一等的。《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一節，作者借曹操的口對之做了最好的說明：「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而江湖英雄，就不是這樣的了，《水滸》點出他們的一般特徵是：相貌生得「非凡」，「使得好器械」，「喜弄槍棒」，「學得一身好武藝」，「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濟人窮苦」，「揮金如土」，如果他們出入過公門，那一定是「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如果他們是軍官出身，便有「萬夫不當之勇」，這都不要說起，他們每一個人都享有一個可以代表自己性格的綽號（同《三國演義》人物的表字一樣），使人聞其號而知其人。他們在沒有上梁山「聚義」前，分散的生活在各地，但是，江湖世界的統一性使他們的名字到處傳揚，以至於許多英雄都是先聞名，后見面的。按書的意思講，他們是「36天罡」、「72地煞之數，自然意氣相投」，「就一處做了頭領」（第56回）。

江湖英雄實際上生活在兩個世界：第一個世界是普通人的世界，第二個世界是江湖英雄們自己的世界。第二世界是一個沒有邊界、的不可見的世界，因此生活於斯的英雄們有一點像宗教界的人士，蔑視第一世界，甚至欲置身於第一世界之外。正因為這樣，他們不討論政治問題，在政治問題上表現得很外行，原因也在這裡。以我之見，如果我們在分析《水滸》人物時，把他們同《三國》的人物做一類議論，就犯了錯誤。在議論宋江、晁蓋、吳用等人時，你借用議論曹操、劉備、孫權等人的模式就壞事了，那種把《水滸》英雄做「農民起義」英雄看的人就不通這一竅，他們不懂江湖英雄們其所以不反對皇帝，不熱衷於追求政權，不想當官，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江湖世界沒有被皇帝統治。也就是說皇帝統治權只施及第一世界，而沒有到達第二世界。

掌握了上述關於英雄人物的分類的概念，你在讀《水滸》時，就不會再對《水滸》英雄為什麼「不反對皇帝」的問題耿耿於懷了。因為，讀江湖小說，你得有一個對江湖英雄的相對應的評價模式，這樣你才可以避免誤讀。譬如，你讀《水滸》，就會發現，他們中的許多人，雖然不是腰纏萬貫的富豪，但是身上的銀兩是絕對不會缺少的。就如宋江來說，他是鄆城縣的一個押司，想必薪俸低得可憐，可是他「揮金如土」，從來就不缺乏銀子。他給縣裡的老人，動不動就「出買棺材板的錢」，更不用說，今天周濟這人，明天幫助那人，見了朋友，又得吃館子，掏腰包，並且包養二奶。在網上，我發現有一個讀者，對此不滿，提出了宋江的工資和花銷問題，認為宋江的錢來路不明，懷疑宋江和共產黨縣委書記一樣也貪污。其實，這位讀者倒是一個好的，他讀小說的認真精神使他對於小說人物做了現實人物的解讀，而不知道在《水滸》中，宋江銀子之多是作者描寫之需要，僅僅是要表明宋江是一個疏財仗義的人。書里「揮金如土」的本意，暗示他視錢財如糞土，而不是說他銀錢多得如糞土；若不是這樣，江湖世界是不可以接納他的，他更做不了首領。可見當這位讀者在把文學人物拉入自己的現實生活之中，並且用批評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標準來批評《水滸》人物，是進入了文學批評的迷谷。

二、「強人」的社會

《水滸》第14回寫了阮氏兄弟說「強人」一段很有意思，仔細解讀之，我們對於《水滸》這一部書所刻畫的大宋社會就會有一種正確的認識。吳用來石碣村的用意是「說三阮撞籌」，讓阮氏三兄弟參加他和晁蓋、劉唐劫取生辰綱的陰謀，而在這一節中，阮氏三兄弟對於梁山泊「強人」「佔了」泊子，絕了他們的「衣飯」一事耿耿於懷，於是，吳用抓住了這一點，就拉他們入伙。

阮氏兄弟所居住的村莊原是一個魚米之鄉，漁民一網下去就可以打起「十四、五斤」重的魚，不用說漁民的生活可以豐衣足食，但是，書里寫道，吳學究進入石碣村第一眼看到的阮小二竟然衣衫襤褸，「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著雙腳」，好傢夥，破頭巾，舊衣服，光腳板，於是，阮氏兄弟度日之艱辛就一下子給寫出來了。如果說阮氏兄弟在劫取生辰綱七條好漢中就佔了三條的話，那麼，一方面是一個官員送給其岳父過壽搜刮來的價值十萬貫的金銀珠寶，另一方面，是貧困漁民的衣衫襤褸，活路被絕，於是，對「不義之財」的「劫取」行為就給出了一個「義」的安頓。《水滸》實質上是一部很人性的作品，所以，書中寫的「強人」、「強盜」、匪人「佔山為王」，「打家劫舍」的場面大都突出了生民陷入生活絕境時，求「活」本能發動之所然。如果說天生人是要叫人「活命」的話，那麼為了「活命」所做出的非法之事，就不違背天道；非但不違背，「強人」「聚義」倒是「替天行道」。

在吳、阮對話中，阮小五第一個說了梁山：「這梁山泊是我們兄弟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原因是，「如今泊子里新有一夥強人佔了，不容打魚」。這就是說以打魚為生的人絕了活路。因此，阮小二嘆道：「絕了我們的衣飯」。可見阮氏兄弟作為後老來梁山首領是因為「衣飯」絕了。可見，劫取生辰綱對於晁蓋來說是為了「富貴」，對阮氏三兄弟來說是為「衣飯」。其實，在一個「播亂」的時代，出現一夥又一夥的「強人」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被梁山泊「強人」」絕」了「衣飯」的阮氏兄弟卻在言談間對「強人」產生了敬慕，這樣的事情就吃緊了。

阮小五在說起梁山「強人」時，完全是一種敬畏的口勿：「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作者註：我叫它「三不怕」）；論秤分金銀，異樣穿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說到這時，他甚至用十分遺憾的口氣抱怨自己：「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阮小二隨聲附和：「我兄弟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在那個時代，沒有「失業」的概念，但是人絕了活路，失去了「衣飯碗」的狀況古今都相同啊！官府不讓人活，制度不讓人活，可是「天」要人活啊！《水滸》就寫的這個理！

我認為《水滸》寫的那個社會是一個高風險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那些本來應該被詛咒、被聲討的人和事，卻成為普通人羨慕、敬慕的對象（包括那些深受其害的人）。這樣的情況如果被解讀為人性之惡的話，那是一個宗教的問題，如果被政治的方式解讀，那就是我們常常說的政治腐敗，制度失衡，或者「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一句話「典守之過也」；但如果我們能夠像作者那樣，不使自己觀察的眼光僅僅停留在宗教或者政治的層面，使之進入人性深處，那麼，在一個清平世界，誰甘心做「強人」呢？可是，書中就是寫了好端端的人做了「強人」，漁民、農民、小吏、士兵、軍官、商人、知識分子、藝人、僧人、大地主、大貴族等都上山，做「強人」了，以至於「強人」數量之多、出身之廣泛、成分之複雜，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一個社會啊！

三、水泊梁山：一所罪人自我改造之學校

水泊梁山的這一伙人原都是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其中絕大多數是刑事犯罪分子（就分類而言），別人不說，就說梁山大首領晁蓋和宋江吧。晁蓋自己說他的罪是「彌天大罪」，宋江對此的解釋是「如此之罪，是當滅九族的勾當」；宋江不但「通」匪，而且殺了自己的二奶，多次說道：「我本小吏，身犯大罪」。因此，你看，投到他們名下的眾多兄弟，哪一個不是犯罪之人呢？但是，我要說的是《水滸》的作者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他寫作書的過程就如同現代社會中人「洗錢」，末了，黑錢洗白了，黑道上的「罪人」、「強人」、「匪人」最後都「修成正果」（宋江語），變成了人間世甚是稀罕的英雄人物了。

只是，我要說的是，《水滸》一書沒有寫出如共產黨社會的那一種改造罪犯的方式，什麼政治教育，學習《毛選》，洗腦洗手，強迫勞動等等，而是負罪之人，在逃亡之中，以「入伙」、「聚義」的方式去罪成義。逃亡本來是求生的手段，但是，逃亡之路在鋪上了「義」的「磚」之後，就變成了「義路」，步上「義路」的人也就變成「義人」了。顯然，這樣的思想是我們現代人不可以接受的，可《水滸》本身就一本古典小啊！

如果說上述思想中包含著官方社會已經失去了改造罪犯的能力和作用的話，那麼《水滸》的作者對產生了梁山泊英雄的社會之批判，就入木三分了。因此，我就此引出了梁山英雄的「自我改造說」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怎麼說，這些見義勇為、扶危濟困的英雄們原來都有刑事犯罪的「前科」啊！在臉上「打金印」（刺字）的就有6個人之多啊！

就說張青、孫二娘這兩個人物吧，好傢夥，這夫妻店原來是一個正兒八經的黑店，裡面有一間「人肉作坊」。人肉來源是取路上無辜行走的人，因此，店裡的行話叫他們為「行貨」。按照黑店的規矩，「行貨」都是要「活的」，好「來開剝」，所以「取行貨」的要求是要捉活人，就好像屠戶殺豬是要活豬一樣（可能是為了肉的質量鮮活吧）。關於這一點，還是聽一聽張青對武松是怎樣說的：「有那些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的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的小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也每日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武松此前「多聽得人道」十字坡的黑店，但是好像不信，到「人肉作坊」一看，「見壁上掛著幾張人皮，樑上吊著五、七條人腿」才傻了眼。

當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后，許多國家好像都發生過人吃人肉的事件，但是無外乎兩個原因：一是仇恨，所謂的食肉寢皮；二是過度的飢荒，為了活命，至於說是以人肉為營生的事情多半是不真實的。因此，我們在讀《水滸》的時候，即便是跟著作者進入了十字坡的「人肉作坊」，也是用文學的觀點接受它的，會在心裡嘀咕：這是文學。在這裡，如果說作者施耐庵已經用筆觸動了人類潛意識的話，那麼，我們讀300多年前的書，好像和今天我們大家看流行影視作品里殺人魔王一樣，都當同是「藝術」的東西。所以，張青和孫二娘這一對夫妻最後雙雙上了108人英雄榜，我們是沒有絲毫意見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書中，人物的臉忽然間變了，正如我在上文里提到的川劇的變臉一樣，就這麼一個演員，不換人，只要擺一下頭，原本的紅臉就變成了黑臉，黑臉會變成白臉。《水滸》里的主要人物都曾經變了臉，你仔細讀，上山就是變臉，黑店的老闆上了山，就變成了合法的生意人，小偷上了山，就變成了身懷絕技的英雄，能夠做那些一般人做不來的事情。這個小偷不是別的，就是「鼓上蚤」時遷，他在書中，一出場就對楊雄和石秀表白：「小人在此只做些偷雞盜狗的勾當」，有時候「掘些古墳，覓分兩東西」。好了，就是這個人在上山之後，奉吳用的令，盜取了金槍班教師徐寧的「鎮家之寶」——雁翎甲，逼得徐寧上了山。於是一個「偷雞盜狗」的人，倒成為「地偷星」了，和我們普通人就不一樣了，人家有「星魁」，我們沒有啊！

就上面的情況，我說通往梁山之路是用「義」之「磚」鋪成的，就是這個理由，雖然除個別人物例外，梁山上的主要英雄人物沒有哪怕一個是自覺自願上山的，但是一旦踏上了通往梁山之路，那麼他就是「行」「義」的人了。這樣的人，即使身份鄙微，低下，其以往的作為即使屬於「大惡」，也還是可以在梁山上那長長一排首領交椅中找到自己的座位。於是，中國宗法社會人與人極不平等的現實，在書中實現了平等，立起了一個原始的民主意義。

金聖嘆在批水滸時，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水滸「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既然梁山那麼多人都是被迫上去的，於是，這個如此被迫人的社會之「不義」就被活生生的揭示了；問題又在於，這些被「迫」出「不義社會」的人，卻在一個非常的時刻中「行」了「義」。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人在萬分危急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逃亡，此時此刻卻在行「義」——不就是有一個新的意義產生了嗎？人在完全有可能進一步變壞的情況下，卻變好了；於是，被迫人逃亡的社會壞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不就是可以想象的嗎？事實上，《水滸》充滿了批評、批判的精神，這是它不朽的一個主要因素。

今天我在韓國寫作這一組論文時浮想聯翩，像我這樣的人，現在被叫「海外民運人士」，其實大家都是些被迫逃亡的人啊！共產黨社會和《水滸》里的大宋朝廷一樣，把這麼多的人「逼上梁山（海外）」，它的「義」在那裡呢？和梁山泊上的人一樣，海外民運人士也是單個、單個的逃亡出來的，也是在逃亡中「行」了「義」的啊！

四、「草根人物」與「草莽英雄」

僅就義而言，水泊梁山的義不同於官府的義，不同於社會的義，是一個完全私人意義上的義，是作者特別建立起來的一種義。和一般江湖之義比較起來，它內容非常廣泛，包括了許多的政治因素，所以它在書中的表現是不服從惡人，不服從官府，不服從法度，不服從權威。行義的人僅僅以個人的良知判斷事物，並且具有阮小五所說的「三不怕」精神。社會的義連著「仁」，也最後的要使義服從於「仁」和歸於「仁」，但是《水滸》的義，把義從「仁」中抽了出來，形成了《水滸》人物的專門話語；官方的義要求「忠」，但是就《水滸》前半部的人物描寫看來，沒有一個「忠」字可究的（只宋江一個人例外）。所以，在《水滸》的整本書中，雖然宋江一再強調「忠義二字」，告誡兄弟們「以忠義立身」並且在《水滸》流行的歲月里也曾經出現了《忠義水滸傳》的書名，可是呢？「忠」和義在《水滸》里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卻是明眼人可以看出來的事實。如果說《水滸》一書的寫作也有值得後人批評的地方，那就是《水滸》中的「忠」，不是被描寫出來的，而是作者特意給套上的，為的是給《水滸》人物一個集體的下場。

對於義——我們做了以上的理解后，無妨看一看，《水滸》中的義人是怎樣的人？《水滸》里的義人不是官方文化培養出來的那種有知識的「文人」，他們是一夥「草莽英雄」，同我們時下所說的「草根人物」、「草根英雄」近似，如果說「文人」們的義在《水滸》成書的時代已經酸腐了的話，那麼《水滸》是要塑造一種新型的、鮮活的民間英雄。因此，你把《水滸》看成是民間文化對於官方文化的一種「造反」，那倒不失其價值。可不是嗎？《水滸》就是明明寫英雄「落草」的書啊！書中除了吳學究、宋公明、公孫先生等幾個頭領可能上過私塾，具有文化氣質外，大多數英雄都是沒有文憑、沒有文化的人。武松的文化程度，也許僅僅供他可以「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魯智深根本就不識字，第2回寫道，他在打死鎮關西后，逃到代州雁門縣時「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
口看榜。
魯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里聽時。
－－魯達卻不識字。
把緝捕他的文告竟然當成「榜」去看，若不是金老，扯走了他，時下就被捉了。自然他做了和尚后，是念不得經的，被分配去管理菜園子，一點而也不屈才啊。至於說到李逵、阮氏三兄弟、杜千、宋萬、張青、張順、李忠、周通等人，絕對是考證不出他們的文化程度的，在一個中古農業的社會裡，寫出這樣的人物，絕不是作者對「草根英雄」的故意貶低，而是寫實的要求。如果我們設想李逵可以像宋江那樣的寫詩，試想他輪板斧的力量從哪兒來啊？

五、「三不怕」的人

「三不怕」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阮小五語）《水滸》這些人物其所以使讀者們覺得可愛，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作者塑造出了於現實生活中的人絕對不同的人物。現實生活里的中國人是「怕」字當頭的人，怕天，怕地，怕官司，而《水滸》里的英雄人物卻不是這樣，他們是敢說話，敢做事，敢造反，敢出手的人。對於膽小怕事、軟弱成性的普通人來說，他們就是「理想」的人物了，文學之於人的社會功能在這裡可見一斑的。對此，有人說這是麻痹人，誘導人逃離現實；可是有人說，這是給人樹立榜樣，叫人學習之，反正我認為它對於日常意義的人生給出了一種非常的刺激。這樣的情況和中國傳統戲里的「清官戲」一樣，貪官污吏最多的社會，也同時是人民對於「清官」想象最迫切的社會。

我在上面說了，《水滸》中的義是一個私人的義，它是由行義的人個人判斷和掌握的 ，和官方毫不相干，也不經由法律的判斷，因此，當這些義人在看到不義的人和事時，就果敢地出手，不顧慮，不商量，不計後果（這是我鬧出來的「三不」）。魯智深拳打鎮關西，楊志刀斃牛二，林沖火拚王倫，武松刀劈張都監，石秀智殺裴如海，李逵打死殷天錫都屬於「三不」行為，都是梁山英雄心內的義的率直釋放，如果說這種「釋放」如火山爆發一樣，那麼他們這些人就是世上第一熱火的人了。他們沒有官場人物的矯揉造作，奴顏婢膝，阿諛奉承，寡廉鮮恥；他們率性而為，沒有絲毫的陰謀詭計，行事風風火火，作風忽忽拉拉，性格光明磊落，甚至連走路都是「大踏步」的。

他們雖然是可愛的人，但絕對不是完美的人，他們性格上或者風格上的優點有時候往往導致了他們行為的過分，站在我們今天的觀點上看，他們有時候濫殺無辜，殺了不當殺的人。譬如，石秀殺了與自己的「結義兄弟」之妻通姦的和尚裴如海，可以說得過去，但是他殺了傳遞暗號的頭陀就有虐殺之嫌了。楊雄呢？殺死了與裴如海通姦的妻子，沒有住手，又用同樣殘忍的方式殺了妻子的侍女，把罪不當死的人，也給殺死了。要知道，在產生了《水滸》的那個時代，寫作小說的作家們沒有一個「高、大、全」的標準要遵守，在寫作上是完全自由的，所以，就是上述虐殺的行為，經作者義的圈點，就不再是濫殺無辜了。至於說到李逵的板斧，「輪將起來」，「排頭價砍去，」那會殺出一片紅的。

《水滸》的一個偉大價值在於：面對不公正的壓迫時，《水滸》英雄敢於反抗，敢於造反，敢於鬥爭！因此，在這些由施耐庵虛構的人物被人們接受后，就可以引起人們政治意識的波瀾；而書中揚起的波瀾如果再被人們的情緒之風吹動一下的話，就可以起到「倡亂」或者「播亂」的作用了——這是統治者最怕的。

你仔細品味《水滸》，在景陽岡武松打虎的那一節十分花哨的描寫中，寓於著一個非常吃緊的精神：壓迫人的反動派即使強大得如同野獸一般，像武松這樣的英雄好漢也是可以打殺他的。對此的解讀，如果你認為官府壓迫人的制度是由於人性之惡造成的話，那麼對惡的矯正，也只能是以惡制惡了。於是，我們在讀《水滸》時，碰到了一個如此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本來，這樣的問題應該由同時代的哲學家和政治家來提出和解決的，但是宋、明兩朝的哲學家陷入義與理的爭論不能夠自拔，政治家陷入黨爭不得脫身，卻使小說家施耐庵寫出了它。就同《紅樓夢》一樣，當18世紀的中國哲學家和政治家都沒有意識到中國社會出現了「不發達」現象時，曹雪芹卻寫出了它，刻畫了它（見拙文《論紅樓夢中的政治》）。

六、特殊的一類英雄

宋江在晁蓋死後，座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時，樹起了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乍一看，這好像真的要改變晁蓋的路線（毛澤東就是這樣看的），其實，也不盡然，梁山英雄既然是一夥義人，那麼，義人的所作所為就應當被組織在一個更高的道德層次上，可是，當梁山英雄在上山前大都是刑事疑犯，普通道德就不能夠為他們提供辯護，於是「替天行道」這樣的一面旗幟的樹立就是要把他們的道德提高一個檔次，以求達到「天道」的水平上。因此就一方面看，這是梁山英雄對於朝廷發出的一個友善的信號（表示不造朝廷之反），另一方面呢？也是對於朝廷在道德上提出的軟挑戰，言下之意，你不「替天行道」我「替」。

因此，我們分析梁山英雄的行為，如果僅僅就普通法律的眼光看，那就看不出名堂的，但是，你若是就高級法來看，那麼，他們的行為卻並沒有違背「天道」。所以，在「替天行道」這一面旗幟還沒有打出的時候，梁山英雄「替天行道」的思想就已經被各路的英雄所認可。書第58回，在描寫宋江收編芒碭山「混世魔王」樊瑞為首的一夥「強人」時，就對「強人」做了「逆天」和「順天」的這樣的分類，樊瑞手下二員幹將項充和李袞在被宋江俘虜後放了回去，讓他們勸樊瑞投投降，二人回去后就對樊瑞說：「我逆天之人。合該萬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說話？兩個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義，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這已經說得明白，樊瑞把自己和梁山英雄作對的行為看成是「逆天」，於是，梁山英雄行為「順天」、「保國」的主旨就凸顯出來了。

這樣一來，梁山英雄的行為就具有了兩面性：明看，他們是一幫明火執仗的「草賊」、「反賊」、「反國草寇」（圍剿梁山來的人使用的罵陣語）；再一看，或者說，看深一些，他們卻是一批「替天行道」的義人。他們的行為是符合天道、天理的，也就是說，他們和大宋天子一樣，其行為好像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權似的。如此一說，我以為，不僅梁山英雄之單個人之間是以「義」字組織起的，而且梁山作為一個大整體，一個大山頭，也是由「義」字團結為一體的。因此人們若是把這些英雄比作唐末黃巢軍隊里的人，比作漢時赤眉軍里的人，或者比作秦末陳勝吳廣、或者項羽、劉邦隊伍里的人，肯定是不對的；他們就是水泊梁山上的人，就單個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朝廷法紀中衝殺出來的，但是就整體看，他們的「替天行道」的綱領表明了他們同朝廷並不只是衝突的關係，還有著一種「互動」的關係。因此，造反的英雄們在招安后，變成了「報效朝廷」為國家立功的人，不是對英雄的漫畫，而是正寫。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學創作的英雄人物類別中，他們本身就是一個類別。

《水滸》中的人物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偉大創造，這一部書其所以不朽，就在於了它創造了這一類新型的文學人物，但是，同任何新事物所遭遇的命運一樣，《水滸》中的人物在《水滸》流行過程的初期就受到許多人的反對，誠如我一再指出的，梁山英雄是複雜的人物，所以，它是絕對不適合讀者們閱讀作品時，欲作品和人物簡單化的心理要求，在書流行之後，就引起了持續不斷的刪書、改書的活動。大批家金聖嘆把書70回后一刀砍去，可以說是最典型的刪書手段了，於是《水滸》人物的命運就脫離了《水滸》120回整體而單單的存在於前70回了；也許是因為偉大的作品都有著可以任人刪節而自成體系的那一種功能吧，所以，70回中的人物非但沒有失去色彩，反而在最最簡單的意義上顯現了自己的真實。因此，讀金批《水滸》，水滸人物反到因為簡單而顯得更為可愛、單純。

《蕩寇志》（作者名俞萬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清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一書就不同了，它把70回前的《水滸》英雄當成書的方臘那樣的造反之賊看待，所以，他也腰斬了后50回，自己用23年時間，「三易其稿」，續寫了70回，是要給出梁山一干人都沒有好下場的結局。在這一本專論《水滸》的文章中，我不可能展開對《蕩寇志》的議論，只是想借著這個問題說一說偉大文學作品在簡單的一元化時代和複雜的多元化時代之不同命運與不同反響。

大凡一部偉大的古典文學作品，在一個簡單的時代里，必然會被人們做簡單的閱讀，即使作品本身是很複雜的。簡單時代本質是一元化的，所以，生活在簡單時代里的人對於文學和社會生活之關係的處理也是一元化的，無論簡單社會是中古性質的或者是現代的。想一想，在前毛澤東時代，毛澤東說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話，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在簡單社會裡，文學就是生活，而生活也是簡單的可以和文學對位的，根本沒有一種文學、文字、文化的獨立存在空間。文學和生活一體化了。《蕩寇志》的作者在批評《水滸》時對於《水滸》英雄的複雜行性就給與于堅決的、簡單式的否認：「既是忠義，必不做強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他的立場是明確堅定的：要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你看，這樣的人把發生在他的時代的太平天國起義和《水滸》直接掛起鉤來，認為是《水滸》教壞了人，豈不謬哉。

在過去的時代里，中國人說「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的話，就很典型，是說老年人讀《三國》，會讀出更多的陰謀詭計，少年人讀《水滸》，就想著要打翻天下，都是對文學和生活做了一元化的簡單理解。

但是，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文學本身就構成了社會的一元，因此，對於文學只可做文學式的批評和探討，不和實際政治或者社會生活中的任何一方直接「掛鉤」就造成了文學的完全獨立性。所謂作家的自由，就是他們的寫作可以不受政治當局和某些利益集團的限制，隨心所欲的寫，而文學批評家和文學評論家亦可以不受文學之外的任何門檻的限制，而自由的批評。因此，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文學生活的自由程度顯然是要高於實現社會生活，其自由的空間也是無邊無際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在21世紀的今天，只要我們中國人本著多元化文學思想閱讀我們中國偉大的古典作品，才有可能對於像《水滸》里描寫出來的如此複雜的人物，做出純粹文學的批評。

寫於2008-12-22 2009-1-18《自由聖火》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