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誰的故事？

民主：誰的故事？

民主日記（3）

公元2010-10-14 星期四

主詞：民主是人民的故事，現在卻被知識分子講著。

民主是人民的故事，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中都是如此，但是例外總是有的，特別是在我們中國，民主在近20-30年的時間裡事實上已經成為個人或者極少數人的故事了。說它是個人故事，現今的大量的民主言論都是關乎過去時間裡不同時期的受害者個人，對於這些人的故事的講述和張揚，已經成為中國民主的主流聲音了，給人形成了這樣的印象，民主好像就是為過去時間裡的受害者翻案；說民主是極少數人的，是指今日中國的民主的話語權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異議人士所壟斷，而人民大眾到對民主的話語失去了興趣，於是，健康的民主似乎於人民大眾無關，非但是無關，甚至在這樣的一種民主話語中，凡是有人民大眾參與了的民主運動，最終都被敘述成為「社會動亂」。

說到「人民」一詞，網上的一些人就曾經說過去，過去共產黨用「人民欺騙」中國人，今天，這個曾經「欺騙」了中國人的詞應該從民主的話語中淘汰之，為了證明他們自己此一類言論的正確性，他們不止一次地引用羅蘭夫人的話：「人民，人民，多少罪惡，借你的手而行!」這裡，他們這些人的錯誤在於把一種文學上的真理當成了政治的、社會學的真理，顯然是混淆了真理的種類。

「人民是誰？」「誰可以算人民？」「她有或者沒有使人清楚辨認之面目？」如果諸如此類的問題以詰難的方式提出，我當怎樣回答呢？

若是用學者的話講，人民是一種政治的建構，它指某一個社會或國家中以數量而言的多數居民。《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這樣的定義你也許不滿意，但我的文章是為大眾寫的，所以，我在視「人民」為中國社會裡的多數居民時，此「多數」如果需要解釋的話，那麼，相對於社會的上層而言，它就包涵社會中層、基層和數量更大的下層。無論怎麼說，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總有一個在不精確意義上的多數人群。

但是，同許多概念也許有一點差別，「人民」一詞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裡還會表現出特別的政治功能的，此一功能有時候可以把此前不屬於「人民」的人包括在「人民」之內。譬如，在1989年，你同情和支持學生運動，那麼，你就站在「人民」的一邊了；在1966年，凡主張「造反」的也都是「人民」。

在這裡，人民的概念實際上早已突破了共產黨圈點的範圍，向著一個更正確的方向發展著。共產黨的人民概念的實質是「階級的」，而「階級」在被共產黨劃定之後，就成為一種世襲的個人身份了，因此，此一概念雖然同「居民中的多數」具有一定的對應性，但是它因「階級」而俱生的生硬性拒絕了「人民」概念的開放性。所以，在共產黨手裡它已經失去了意義，只有在民主理論體系中，「人民」的概念才可以最充分地體現其價值。

說到這裡，我就該進入正題了，為什麼人民的故事沒人講，在目前的民主話語中張揚不開？

原來這一切都於鄧小平之後的官方政策有關，那就是統治者們一下子停止了對人們的政治鼓動，非但是這樣，並且他們把過去人民參與的民主運動當成「社會大動亂」來批判，這還不要緊，更重要的是他們用「新政策」成功地把中國人民引導於「一切向錢看」的地步，瓦解了政治上的人民「教育」（包括非常重要的「自我教育」）之基礎和功能。「復辟倒退」的中國統治者們已經喪失了控制帶有「民主情緒」的中國人的能力和方法，所以，他們必須在人民中間推行「去民主化」過程，雖然這樣的過程是於他們的「民主革命」發跡史是格格不入的，但統治的眼下要求是「現實的」，而非歷史的。

在過去的時間裡，我們中國人只是從「口頭上」說過「復辟倒退」的易行性，而在「新政策」實行時期，人們才普遍感覺到了「下坡路好走」。仔細研究便會發現，毛澤東把人們從「錢眼裡」拽出來，拉向「革命」的過程是一種「逆人性而動」的行為，因此，其統治行為收效甚微；「鄧小平的改革」實質上不是改革，它只是逆著毛的政策而動，拉人入「錢眼」。所以，僅就「新政策」不再逆人性而動看，它不是反動的，但是此一行為卻同時破壞了民主之於人民所需要的基本教育和由此教育而造成的歷史，它又是「反動」的。隨著「新政策」的實行來越來越多的要藉助於暴力，它越來越反動了。

上述發生於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中，使普通人失去了方向和方向感，這恰恰是「新政策」的制定和推動者們夢寐以求。於是，中國從辛亥革命起，革命家所欲賦予人民的「民主方向」就被「修正」了，此一種修正的行為發生在廣大人民群眾「溫飽問題」亟待解決時，民眾生理方面的需求就抵制了思想或者精神方面的要求，於是，一種「否定」民主的非常行為非但沒有受到來自已經受到了長期民主教育的人民抵抗，反倒助長了人民對於以往民主的厭惡：「民主能填飽肚子嗎？」

在我看來，全世界的民主儘管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民主都是在危機時被喚醒的，所以，在民眾生活生活處於平穩或者溫飽時期，民主就退居後台了，特別對於那些正在追求民主制度的民族來說，情況更是如此。

當一個民族中的大多數人都像鳥兒一樣的各自關心自己巢中的事情，而把巢之外的事務視為「多餘」，那麼，這個民族建立不起民主制度，哪怕它有一萬年文明史。民主對於一個民族而言，其大多數人對於「巢外」的事情必須有一種持續的興趣，如果沒有，那麼，就沒有民主。可見，當人們興趣的一頭沒有聯繫著民主時，一個國家或者社會即就是民主，其民主也會面臨喪失的危險。因此，我們中國人的問題的核心是當人們只向社會討生活，而不過問政治事務，認為民主對自己來說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就不會有民主。

顯然顯而易見，這樣的「不民主」狀況是一種官方「設計」。說穿了，中國的官方並沒有「設計」出什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而是「設計」了中國式的「統治」：逆民主潮流而動的統治。問題並不是就此而完結，而更嚴重的情況是，在中國社會裡，立志搞民主的人卻忽視了此間的問題，他們沒有認識到此一種統治的可怕性，相反，他們的許多言論無意或者有意地為此一種統治做了背書。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知識分子具有言論上的優勢，被認為是享有話語權的人，是塑造社會和公民生活的骨幹人物，在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們雖然沒有成為上述人物，可相對於其它社會階級和階層而言，他們卻是具有明顯的言論優勢，是一個多少可以表達意見的群體，特別是在其他的人群發不出聲音時，他們的聲音就構成了「社會的第二聲音」（「第一聲音」是共產黨），是一種具有影響的聲音。但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也就此發生，那就是知識分子因為在過去是一個帶了「帽子」受到了迫害的群體，因此，就「第二聲音」在上一個世紀80年代誕生的歷史看，是對「第一聲音」的一種「響應」，是「摘」了「帽子」的人對於「帽子時代」的控訴，其話語顯示出為「新政策」辯護的特徵。和任何事物一樣，話語這個東西也有著自己的內在邏輯，因此，到1989年前，「第二聲音」已經具有了「異議」性質（相對於「第一聲音」），所以，也就具有了民主的意義。也就是說，異議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是一個民主的事件，只是這個事件到底關聯著多少民主的意義？很少有人研究。

無論怎麼說，「第二聲音」不言人民之事，只關注過去受迫害的「個人」，使單純的民主事件所可能包含的民主意義大量喪失，民主在中國可以發出的聲音就變調了，成為於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了；而我們所說的普通人，為生活所迫，不認為自己是吃「民主飯」的，自己用不著為民主操心，那也是人之常情。於是，民主在兩個人之常情（為自己的苦難「鳴冤叫屈」和「不吃民主的飯，不幹民主的事」）中被耽擱了。民主並不要求改變人性，但是，人性中所具有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之常情，卻不被民主認可，民主需要人一種事事關心。因此，一個社會如果缺乏或者空缺一個使人民趨向民主的設施，就出現了民主的空缺，可民主空缺的時代並不意味著民眾生活的乾枯，有時候，它還是有滋有味的，甚至是生氣勃勃的。

一句話：在我們中國，有能力、有水平為人民說話的人，不說人民的話；而被生活被迫的廣大普通人沒有時間、沒有能力，也沒有水平為「人民」這個整體說話，於是，民主的人民故事就被「個人故事」替代了。就實質而言，此一替代說不上是「錯誤」的，但它卻有非民主之意義。民主的乾柴為什麼點不著——這也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我以為，在一百年的啟蒙中，在六十年的磨難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種民主的故事，可是他們的故事如果不是他們自己講出來的，那麼，他們就「被民主」了。下一節論「被民主」問題。

《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