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著調的人和不靠譜的時代（上）

不著調的人和不靠譜的時代（上）

——評36集電視連續劇《手機》

武振榮

「一切民族，一切藝術，都有它的虛偽。人類的糧食大半是謊言，真理只有極少的一點。人類的精神非常脆弱，擔當不起純粹的真理；必須由他的宗教、道德、政治、詩人、藝術家，在真理之外包上一層謊言」——這是文學尚處於嚴肅時代，法國偉大作家羅曼·羅蘭在《約翰·克里斯多夫》一書中所說的話，在文學已經進入了「娛樂時代」的今天，我在評論中國目前流行影視作品時引用它，是要給讀者們一種聯想：娛樂文學的今時現象早在嚴肅文學時代就被偉大的法國作家預料到了。所以，今天，當我們看到批評文學——這種嚴肅的文學形式雖然還存在著，其精神已經被「娛樂」化了的現實時就不會太感覺到意外，特別是當中國社會的專制主義之軛在還沒有被打碎時，批評性影視作品在一個「不靠譜」（引自《手機》原話）的時代里到底可以走到什麼地步？本文將給出一種解讀。

（一）娛樂至死的品種

繼電視連續劇《蝸居》開播后，中國影視界又爆出了一部《手機》。按某一位網友的說法，它在批判方面「超過」《蝸居》。看過《蝸居》的人都知道，《蝸居》通過對一對青年知識分子夫婦居住環境的寫實性描述，諷刺了胡錦濤「五有」（「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中的「住有所居」，人像蝸牛那樣地住在自己的殼內，不就是「住有所居」了嗎？在江州市（上海）這個著名的世界大城市中，《蝸居》把供普通人生活的蝸牛式空間與上層腐敗分子們的豪華闊綽住宅作了對比，把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內囊給翻了出來，贏得了社會好評；而《手機》呢？是步其後塵，通過對一個電視名人的刻畫，爆出了一大堆「不著調的人」的生活猛料，咋一看，好像真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嫌疑，以至於該劇導演沈嚴曾經很認真地告訴搜狐娛樂：「我經常擔心，這部劇可能過不了審查，因為這戲太犀利，對流行的東西做了露骨的批判和諷刺。」。（引自《搜狐娛樂》）

可是呢？沈導演的「擔心」是多餘的，他作為職業藝術家未必就清醒地看到，現在的影視作品已經走出了前毛澤東時代那種動輒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時期了，它不再成為社會批判的武器，已經變成了「娛樂的猛料」。因此，人們若是用前毛澤東時代的觀點看《手機》，它是「反黨」的，但是，這種「反對」之於目前的共產黨高層來說好像是撓痒痒，他們也會像普通人那樣地看了發笑。為什麼？他們的臉皮厚了，感覺長了繭子。看一看戲里的段總，當別人在挖苦和諷刺他時，他非但沒有任何害羞的感覺，反倒覺得自己受到了別人的崇拜（見第六節論述）。

我的問題是： 在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里，「娛樂性」的批判作品有沒有價值？如果說「有」，到底有多大？如果我的意思不被曲解為「在筷子裡邊拔旗杆」的話，那麼，一個專制的社會，迫使具有批判精神和批評功能的文學藝術之價值只能夠在如蝸牛殼那樣大的空間里展開，並且只能以非常機智甚至滑稽的藝術手段表現之就令人深思。依據我的看法，「真理」在被「謊言包」了一層后，販賣「真理」的事情也只能靠由「謊言」編製的程序。結果，整個社會「謊話連篇」，咋一看，人的嘴在動，「名為說話，不說人話」（費墨語）。

（二）騙子滿天飛

此劇是講一個「拿說話當飯吃」的北京「名人」——電視節目「有一說一」主持人——嚴守一的故事，並以此為線索，穿著了一部都市生活和農民生活交織的大戲。和《蝸居》比較起來，它是拿名人說事，把批評伸到了上層。但是此劇有一個很可取之處，它在說上層社會裡的名人時，卻沒有局限名人所居住的北京市，而是把講述的故事頭緒延伸到了河南農村——嚴家莊，於是，它就突破了都市戲的局限，同時地扯帶出了農村生活。名人嚴守一是一個身子住在北京，根卻一直扎在農村的人，就如他的領導說他那樣，「心裡總有村口的一棵老槐樹」。其實，名人在農村的「根」不是鬚根，而是老根，具體的說就是劇中的老奶奶。奶奶死了，名人的事業也就結束了。這樣一來，圍繞名人主角的故事就扯帶了兩類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種是典型的中國農村生活；一種是中國大都市的生活，如果說此兩種生活有著天壤之別的話，那麼，《手機》通過嚴守一三次回鄉以及他和鄉親們的割不斷的關係就把兩者給揉合起來了，給人一種統一而又完整的印象。在戲里，嚴守一是一個正面人物，他在火了之後，並沒有忘記他小時候偷過瓜的嚴家莊，更不用說，每當他生活遇到煩惱時，小時候的嚴家莊生活的畫面就會浮現 他的回憶中，以至於他用它趕走了煩惱。

他是因主持「有一說一」而走紅的，按理，他應該是一個「有一說一」的人，可生活中的他，是一個說謊大王，不但在單位說謊，在家裡也是一樣，以至於他那漂亮、文雅且又賢惠的妻子於文娟批評他：「在電視上有一說一，回到家謊話連篇」。不光嚴守一是一個說謊的人，戲里的人（除奶奶一人）外都說謊，而在這樣做時，手機——這個代表著時代進步的通訊工具助長了人的說謊，至少利用它說謊，避免了人面對面說謊時「臉紅」的尷尬。人使用手機，可以把與情人的約會說成是「工作」，把酒吧說成是辦公室，還可以利用它「召開」「則所會議」（嚴守一法給費墨發的簡訊）。

此劇沒有說現時的中國是一個「謊話連篇」的社會，非但沒有這樣，而且還用嚴守一主持的電視節目名稱來倡導人們「有一說一」，可是呢？我檢點了全劇里的人物，除了於文娟和奶奶這兩個人基本做到了「有一說一」外，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嚴守一、費墨教授、於文海、嚴守禮、呂桂花、牛彩雲、段大可、伍月等人，都是說謊的人。有一個人很特別，那就是在嚴守一和於文娟離婚後，追求嚴守一的沈雪老師；她是一個性格非常直率的人，性格決定了「有一說一」，可用她自己的話講：「因有一說一，人才說我二」。

正因為她被人說「二」，所以，四十歲的年齡都沒有嫁出去——這還不是問題之所在，當她在追嚴守一的過程中，感覺到自己的個性、脾氣都不符合嚴守一的要求時，就想著要變型，於是，她向費墨教授夫人——李燕討教，而李燕就給他過了真方子：要拿下嚴守一，就要先拿下奶奶，而要拿下奶奶，就要模仿嚴守一的前妻於文娟給奶奶梳好頭。戲就寫了這些一節，沈雪在去嚴家莊時，一再模仿於文娟的樣子，走路、著裝、甚至連見奶奶時應該穿什麼衣服都不例外，以至於引起了於文海的憤怒，嚷道：「她盜版我姐！」

因此，我對《手機》的解讀：中國是一個騙子滿天飛的社會。此劇的開篇就很有寓意，可以說給人揭示了一個到處都充實著騙子的社會之實相。在一輛馳向首都北京的列車上，上京尋找姐夫 的於文海和其他乘客一樣，昏昏欲睡，忽然上來一位「吳總」（看著裝著也「人模狗樣」的，西服、領帶、眼鏡、名片一應俱全），坐 在於的對面座位上，叫醒了於，和他聊了起來。這個吳總，於文海每說一句，他都附和著說「好」，一下子就和於文海靠近了。

先是，他拿一罐飲料，問於文海「喝不喝」，於說「不喝」，他說：「不喝了好！」又問「是不是去北京」，於說「是」，他說「去北京好！」又問於「是不是做生意？」於說「不是」，他說：「不做生意好！生意人整天東奔西跑，焦頭爛額……」，進而，他問於有沒有名片，於說「沒有，」他說：「沒有了好，那些大人物從不帶名片」，又問於沒有沒手機？於說「沒有」，他說：「沒有了好，……」總之一句話，於文海說什麼他都說「好」，就連於文海的名字他也說好：「於文海好，響亮，切切，吉祥……」，這一連串的「好」討得了於文海的歡心，最終於把他姐的手機號告訴了吳總；而吳總就用這個號，在於文海還沒有到北京時，以「醫務工作者」的口氣，打手機給於文娟，說於文海在來北京的車上得了重病，住進了醫院，叫於文娟快寄8000元——就這麼一個電話，使本身「心臟不好」的於文娟一下子就給暈到了……。對此，我的解讀是：在一個騙子橫行的社會裡，善良人給暈倒了。

於文海的姐姐雖然被騙子雷倒了，他的姐夫——嚴守一卻一眼就識破了騙局，說：「這種事，在電視上揭露多少回了，於文娟還上當？」可見，在電視「有一說一」這種高等級的騙子們面前，「吳總」這樣的小騙子也不過是「小菜一碟」。可不是嗎？在中國目前的現實生活里，「沒臉沒皮」的人，只要穿得「人模狗樣」，掏出一張名片，名片上不是印著「總裁」、「總經理」，就是印著「總董事長」、「總導演」、「總工程師」的字樣，誰個不上當呢？

也就是說，本劇以吳總這樣低級騙子的行騙行為拉開了整個劇的幕布，開始了一場活生生的人騙人劇。嚴家莊死了人，於文娟讓於文海給嚴家莊寄4000元，於文海騙了姐姐，從中「貪污」了500；嚴守一的哥哥嚴守禮知道此事後，在電話上向於文海「追款」時又進行「勒索」，等於放了「高利貸」，500元在半年後還，變成800元，一年後還變1000元。打完電話后，他對身邊的人得意洋洋地說：「我和北京貿易了。」在戲里，弟弟騙姐姐（更離譜的是，後來，他把嚴守一同姐姐離婚時給姐姐的50萬元騙到手），哥哥騙弟弟，誰個認為騙人不道德呢？所以，《手機》的潛台詞是：「能騙就騙唄。」

嚴守禮騙嚴守一，嚴守一騙於文娟，騙沈雪，騙奶奶，騙段大可，整個人物的關係，都以「不說人話」這一條線索貫穿著，但是，和過去嚴肅文學里的騙人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嚴守一——這個名人騙人，大多數是為了被騙的人好。僅就這一點你去分析，《手機》所反映的社會，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說謊有時使人更幸福」；也就等於說，在中國，說謊是幸福的搖頭丸；你不說謊，就沒有幸福感。有意思的是，嚴守一這個名字的本意是「有一說一」，可嚴守一本人是因為「有一說二」而「火」了起來，他最終被「有一說一」淘汰，是因為他在和段大可鬧翻后，真正地作了一回「有一說一」的人，公然違背了領導「內定」的人選，支持伍月。於是，他就被淘汰出局了。可見，他不僅僅是違反了段大可的「規則」，而是違背了「影視圈」（乃至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所以，他徹底的失敗了，丟掉了飯碗。

《手機》所揭示的人騙人的事不光集中在娛樂圈內，而是更廣泛的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戲中寫了一個在北京火了的老中醫，「挺有名，明星大腕都找他看病」，嚴守一的妻子和費墨教授的妻子都是他的顧客，而他的名字就直接地叫「李時真」（「盜版」的李時珍，和李時珍比較起來，他顯得更「真」）。就是這個大騙子，通過給名人家屬看病，掌握了不少名人的秘密，自然而然，他的行騙資本也在不斷地升值。與此同時，《手機》還寫了毒奶粉事件，而嚴守一的兒子——嚴實就是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嚴守一騙了社會，而社會對他的回報是「毒」了他的兒子。

（三）論嚴守一：守不住的一

要說目前中國文學和影視作品已經走出了過去 「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對立的簡單模式的話，我們就不可以對《手機》里的人物做「正面」與「反面」的區別了。本劇的嚴守一是一個被「正面」表現著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身上，我們卻發現的是一連串的 「反面人物」才常常具有的騙人技術和騙人方式，他騙自己的老婆，騙自己的情人，騙自己哥，騙自己奶，騙自己的小舅子和侄女，騙自己的上級。就是這樣公然的騙人行為，卻沒有連帶出令人厭惡的道德後果，因為，所有被他騙了的人似乎都好像應當受騙。

比如，他自己同情人會面，他老婆於文娟給他打手機，問他在 哪裡時，他的回答不是「公司里有事」，就是「正在開會」，要麼「研究節目」。可巧，有一次，當他同伍月住在一個房間親熱時，打完了欺騙於文娟的手機后卻忘記了關機，庶幾，於文娟 在她上班的公司里，當著眾多同事的面，聽到了手機里伍月「把我抱緊」的話——這和他做節目時的「現場直播」有異曲同工之妙，以至於於文娟在聽到后，氣得昏厥過去了。

又譬如，他騙人自己的小舅子和侄女，其意也不惡，誰叫這兩個不靠譜的人非得要靠他這一座靠山呢？靠著他，小舅子和侄女要進入「娛樂圈」，八字未見一撇，就以「娛樂圈裡的人」自稱，都認為自己天生是吃藝術這一碗飯的，而在嚴守一看來，他倆都不靠譜；可迫於人情，嚴守一又不得不答應。於是，他只能佯裝幫助，暗裡拆台。所以，無論是小舅子於文海在「有一說一」作場工時被炒，或者是侄女牛彩雲（不是血緣意義上的侄女）在「有一說一」選秀時被淘汰，都是他善意的一種表示。因此，站在另一個角度上看，這簡直是大公無私，把不合格的人淘汰掉，哪怕他（她）們是自己的親戚！可是在《手機》中，這種人事上不徇私的「道德」卻一定要用說謊的方式表述，為什麼呢？社會潛意識裡的台詞是：人不徇私情就是怪物。

又譬如，他騙人自己的情人沈雪，是隱瞞了於文娟腹里有了他的孩子的實事，他如果實情相告，將引出沈雪和他告吹的麻煩。 事實上，他剛同沈雪談戀愛時，於文娟懷孕一事，他並不知曉；後來知道了，又不敢直說，可見，他向沈雪隱瞞真情，是想同沈結成夫妻，其意不惡。於是，他說謊的行為在 《手機》中就不是不道德的了。同樣，他 同沈雪談情說愛時，又隱瞞了他同伍月保持著曖昧關係的實事。所以，他回家前，「給手機消毒」就成為一項工作，絕對不可以馬虎。在全劇里，人物的說謊行為大都是利用手機；在手機通話中，該掩蓋的事情都給掩蓋了。譬如，嚴守一明明陪著費墨教授和費漂亮的女研究生一起吃飯，妻子於文娟打來手機，他不接，故意叫費墨接，以造成他 在工作的假象，至於說到那個設計和包裝嚴守一的費墨（「費墨」名字的含義是「費」了「墨汁」設計「守一」）教授就更慘了，同女研究生吃一頓飯，竟然要拉上嚴守一墊背，以消除那位動輒就撓他臉的夫人的疑慮。而在戲里——行騙的工具是手機，真是「一機在手，在劫難逃」！為什麼呢？用費墨的話說，手機已經污染了地球，「哪裡有凈土啊？」

嚴守一是一個最愛奶奶的人，按說，這樣的人完全是一個沒有忘本、沒有變質的「正面人物」，可是呢？在和於文娟離婚的事情上他總是瞞著奶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善意，他不意願白髮蒼蒼的奶奶為他擔心，因此，他可以告訴給奶奶的都是可以使奶奶高興的事，所有工作中的煩惱的事情也都瞞著奶奶，可以說是一個大孝子。可是，這樣一來，他又就違背了奶奶從他出門那一刻就告誡他的「做人最重要的是」「有一說一」的教導。實事上，他主觀上沒有忘記這個教導，並且用此做了他所主持的欄目的題目。一句話，他——嚴守一（顧名思義，就是嚴嚴守住「有一說一」的道德底線），但是，《手機》給出的結論是：「有一說一不容易」。這個「一」他非但沒有「守住」，而且突破了，說了大量的「二」！

嚴守一新來的上級叫段大可，這個人對於電視節目可以說一竅不通，但是，他有權力，拿著「有一說一」的生命權，所以，嚴守一這個會來事的名人對於他是言聽計從，並且如哈巴狗一樣的搖尾乞憐。段大可不是一個傳統的老革命式的粗人，是一個自稱的「詩人」，他說自己「天天寫詩，日日發表」，就看準了這一點，嚴守一拍他的馬屁就拍得很有技術含量。正如費墨教授所說，拍馬屁是有技術的，不在於第一下拍得好，而在於第三下、第四下也要拍好。而嚴守一呢？的確掌握了它。

他拍段大可的馬屁就拍得好。在第一拍的時候，他說「『太空之鷹』可以和高爾基的『海燕』媲美，可以上教科書」；二拍時，在段大可「親自」布置的主持人普通話培訓班的結業考核時，他不是像其他人那樣朗誦傳統的詩作，而朗誦段大可的《太空之鷹》（在此之前，費墨曾經當著他的面說「如果《太空之鷹》上了教科書，勢必引起物理教師和語文教師的爭吵，那時就麻煩了……鷹到底是 『太空』中『翱翔』或者是在『天空』飛？大有討論之必要」可見，他雖然已經知道了此詩有病，但為了討好段，特意把它當成為教科書上的詩來應試，能不贏得段大可的歡心嗎？）；在第三拍中，他把段作為觀眾請在「有一說一」節目中，為段的詩作廣告；在第四拍中，他為段總的朋友的茶莊開業「走穴」，當了一回主持人。論述至此，我得做一個小結：一個農村出身的孩子，在沒有背景的情況下，成為「全中國人喜愛」的名人，他靠什麼呢？不就是靠拍馬術嗎？眾所周知，拍馬術靠嘴不靠手，那麼，嚴守一成功的秘密也在於他的嘴「太會說話了」。就戲的情節分析，嚴守一的確是一個可恥的人，只是有一點值得同情，他其所以可恥，不是他自己要自討可恥，而是社會塑造他的模子上刻著「可恥」二字！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他最後一次，不拍了，並且鼓起勇氣說實話，想堂堂正正地做人，揭露了「有一說一」節目的選秀貓膩，他也就下崗了，丟了「靠嘴吃飯」的差事，成為一個流浪於愛沙尼亞的無名人物了。

我解讀《手機》一部戲，可以說它有另一個名字：《有一說一》，但是，劇里的人為什麼都要「有一說二」呢？答案是：社會「二」了。反過來說，在一個「二」的社會裡，人能不「二」嗎？這裡，人們不禁要問，「一」是什麼呢？不就是維繫社會所必須的道德底線嗎？就理論上講，誰都認為不應該超越它，但是行動起來，人必須超越它；不超越它，人就混不出個「人樣」。以我之見，《手機》的思想就藏在這「有一說一」四個字里。

《手機》反映的是名人的日常生活，正因為名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所以，也拽出一串普通人的生活；分析這些生活里的事，都是瑣瑣碎碎，平凡不過的，但是它卻給出了「生活是陡峭」的結論，為什麼呢？下篇我接著討論。

2010-6-5（《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