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英雄」們的

1966年：「英雄」們的過時與人民的興起

——寫於「文革」50周年之際過時與人民的興起

武振榮

1、引論

有些時候，歷史學的研究往往有意或無意地侵蝕了天意的空間，以至於把許多非人為因素引發的歷史事件之原因，卻用人的主觀因素去搪塞，於是就形成了許多是是而非的理論，可就是這些「理論」，往往會造成研究某些重大歷史事件的障礙。

說到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事件，情形就是如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僅僅是對1966年中國大事變作出的一種超越了共產黨紀律和習慣的一種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解釋，可是呢，到今天為止，許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包括許多專家）都把它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核心因素來看待，認為在它之外，甚至不存在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意義。不僅如此，許多人還做出了非常錯誤的假設：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有50年了，如果說在這50年的前10年中，人們認可上述假設，那是有情可原的。因為，毛澤東在被當時的人民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時，毛澤東為首的那一批高層人物就是在做這樣的「輿論導向」，用毛澤東的話講，「我們共產黨鬧革命就是靠造輿論」。無論怎麼說，那最初10年的輿論已經成功地把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捆綁在一起了，以至於文化大革命中本身孕育著的非常重大的非毛因素卻被壓縮到了極小的空間，不得自由。

在這後面的40年，按理說，應該是人民可以尋找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非毛因素和非毛價值了，可是呢？情形並非如此，鄧小平為首的「復辟派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工具把人民引導到一個「全面否定」的語境中了，這樣，產生文化大革命的那種更深刻的原因便被遮蔽起來了，被一種非常膚淺的類似於胡話的「毛澤東晚年錯誤」所替代。

2、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共產黨之過時

研究50年前發生的文革，一個主要的看點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集體或者整體在這個運動完全過時。如果忽視了這個看點說文化大革命，我以為沒有任何意義。

文化大革命不同於中國近60多年以來的所有政治運動的一個最最主要的特點是：中國共產黨的當權派（軍隊中師以下機關除外）幾乎都成為人民「炮打」的對象，從劉少奇、鄧小平、陳雲這些中共中央副主席，到中共中央的5個中央局書記，各省、區的書記一直到基層地方的共產黨各級支部書記，統統地被人民「炮打」過，幾乎沒有例外。這樣如此重大的事件沒有受到「專家學者」們的認真研究和認真對待，的確令人遺憾。

問題的全部關鍵在於：文化大革命在共產黨中央和毛澤東個人的設計中，被當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當時的7億中國人民也是在非常強迫的意義上視它為一場「革命」。在理論上，這一場革命是要「革」「資產階級」的「命」，可是，在「革命」實際搞起來時，卻「革」了所有中國「老革命家」的「命」。因此，文化大革命顯示的實際意義是：共產黨內當權派們（他們都是「老革命家」）統統變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兩面派」，受到了各地人民的批判、批評，都向人民自治組織低下了頭，「認罪、認錯」。這是一個全國的現象，在中國近60年多的歷史上，他們這些曾經「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的傢伙們」唯一一次的失敗，而這樣的意義卻沒有被我們的人民整理和建設好，以至於在一個「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捆綁下被寫在「動亂」一欄。由此，我個人判斷，在未來的中國民主化成功之際，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受到人民的批判，其情形和50年前的「文革現象」相比，一點也不超越。

更不用說，在這一場「革命」中，完整的共產黨組織和共青團組織統統地被人民自治組織給「打倒」了，或者「排擠」了，而人民自治組織堂而皇之，登堂入室，成為運動的主角，哪怕在此前，他們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見《十六條》）。因此，文化大革命雖然披了一張共產黨的皮，它反對的實際上「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啊！它是中國共產黨在近60多年時間裡的一次最為嚴重的「失敗」，「失敗」時所的「內傷」和「外傷」（共產黨人語），至今都在隱隱作痛啊。

因此，正確的看法是在1966年，中國共產黨遇到了「過時」的問題，與此相應的是人民適逢「興時」的年代。

值得說明的是，上述意義不是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是由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有關「理論」告訴人民的，絕不是，它是一種歷史的言說，也是在當時，當人民和領袖們皆處於無知狀態時的一種「上天的言說」，和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進程」語境中的「問題逼近」有些近似。所以，即使這個時代過去了50年，其意義非但沒有消失，而且愈來愈顯得重要。

1966年，人民「造」共產黨的「反」其所以是合法的，除了毛澤東出示了「造反有理」的支持性言論外，共產黨已經過時乃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喪失於1966年。依據這一點，中國人民民主運動的歷史淵源就可以被發現！

在這一次偉大事變中，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站到「歷史對的一邊」，或者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站在「歷史錯的一邊」（這是共產黨內的問題，不是我們人民的問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共產黨的革命（建政后的17年和前的28年）都是為了中國人民，而不是為共產黨自己，那麼，在這一場革命中，人民直接排除共產黨、打倒共產黨並且以人民自治組織的形式取而代之的行為意義，自然就溢出了毛澤東「理論」框架，而變為一種人民的意義。儘管無論是在當時或者今天，這些意義都沒有被人民自己成功地收集、組織、整理成為完整的東西，但它本身價值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特別是在今天，當人們被中國民主運動理論極端乾涸的狀況所困惑時，整理和組織這些意義和價值就顯得特別重要。

3、論毛澤東的反映和應對

如果說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脫不了干係的話，那麼，第一個應對此問題的人就是毛澤東了。在這裡，毛澤東依靠的不是「全黨」或者「黨中央」（他認為「中央處了修正主義」），而是他個人身邊最可靠的那幾個心腹之人（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等人）。他正確的做法是承認共產黨已經「蛻化變質」，如果不採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方法」，使之改變，那麼，黨就會跟蘇聯的共產黨那樣成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政黨」。

顯而易見，毛的應對不是沒有任何價值可言的，他承認共產黨「蛻化變質」是一個頗有價值的話題。可是呢？他沒有從這個頗有價值的話題走向一個可以得出價值的方向；相反，他卻出示了一個與此正麵價值相反的一條出路，即共產黨在「蛻化變質」之後，經過人民運動方式的「幫助」，可以克服自身的錯誤和缺點，回到「繼續革命」的軌道上來。於是，共產黨專政、共產黨統治「過時」這種「逼近」問題，被他「修正」成為一個「繼續革命」的問題了。誰都知道，在當時的語境甚至在今天的語境中，「繼續革命」的問題其實就是「繼續專政」。朋友們，論述至此，這就是我給出的「毛澤東錯誤」，它和鄧小平們給出的「毛澤東錯誤」絕不是一類東西。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是源於他們所說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不言而自明的意思是政權歸於人民。所以，在「民主革命」后，共產黨沒有立即「還政於民」固然存在著一種「政權需要鞏固」的口實，但是，這個口實在轉化成為共產黨政權不容許任何人反對時，最終變成為一個萬年黨（共產主義也是「萬年」的）的問題了。於是「民主革命」中的共產黨人承諾，就打水漂了。在這個時間裡，所有反對共產黨「專政」的人，都一概地被視之為「專政的敵人」，而被「專政」。因此，到1966年這個非常時間段里，按理說，所有曾經反對「專政」的公開敵人都已經被「專政」了，為什麼「專政」還存在著愈來愈大的危機呢？顯而易見，「專政」的危機就來源於實行「專政的人」，用1966年的話講，就是「共產黨內的當權派」。議論至此，我們便可以發現，雖然民主的這一張66之牌，還沒有完全翻開，但是，壓制民主的那一塊石頭（共產黨當權派）已經被人民認準了。

毛澤東是不是共產黨內的當權派？——這個問題，在1966年的中國大事變中沒有人可以提得出來，問題是，當他個人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其行為已經超越了問題本身。在人們的觀察中，他好像作為當權派之外的人對當權派提出了整體性批判。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下，如果轉譯成為共產黨統治、共產黨專政已經因著共產黨當權派的「蛻化變質」而成為「歷史的反動」，那麼，毛的理論所具有的那點價值，就不是可以附在毛的理論狹小範圍內可以解讀的。

膚淺的看法是，1966年毛澤東腦子一熱，才鼓勵人民「炮打」共產黨「當權派」，事實上，這裡的問題比此複雜得多。所以，我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時，對於共產黨內的是非問題，即在運動中到底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一方對，或是劉少奇、鄧小平一方對的問題，沒有興趣，我的興趣只是當他們之間的是非問題在與這個時代的「逼近問題」交織在一起時，情況就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因此，在說明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時，毛澤東那一派企圖打破共產黨人的是非之爭，想使之上升到一種歷史的高度的思想倒是不值得特別否定的。

4、傳統的戰爭英雄過時了

1949——1966年，當權的共產黨人都被共產黨的教育和宣傳機構塑造成為「革命的英雄人物」。所以，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人民衝擊各級當權派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非英雄主義的行為，其中包含著巨大的民主因素和民主價值。就此去觀察和研究1966年的運動，你就會有一種民主的收穫。「億萬」中國青少年人，意氣風發地去反對「老革命」和傳統的「英雄人物」，是這個時代最為突出的焦點問題。

大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誰都不會忘記「老革命」在那時被脫光了，原先裹在他們身上的「革命家畫皮」，一層又一層地被造反的人民給剝掉了，除「公安六條」保護的那幾個人外，共產黨陣營里的高官們誰個逃脫了那一場被政治上「剝皮」脫光的運動呢？脫光了看共產黨人——這就是1966年的又一個價值啊！

「英雄」在一個瞬間成為「狗熊」，高高在上的人在一個瞬間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不就是那個時代的最大變化嗎？民主的批評和批判在50年前已經上升到了如此的高度，今天也沒有人超越的啊！

在這裡，我認為民主的行為可能要守住中庸之道，不可以過分，但是民主的批評和批判必須要突破「中庸之道」的界限，以達到至高的境界；就是說在人民的政治觀中，不給傳統的戰爭英雄留下哪怕半點的空間，1966年的人民做到這一點。

正因為文化大革命在演變過程中，事實上已經成為「翻」共產黨當權派歷史「舊賬」的運動，所以，在「翻」的過程中，就弄出了一個「反革命的壞人」在「17年」（1949-1966年）中，對中國人民實行「專政」的局面，人民造反行為的合理性是受其支持的。儘管這的意思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設想中是不存在的（毛澤東設想「95%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可是，在運動興起之後，幾乎可以說是99%的（共產黨）幹部都變成為「壞人」），毫無疑問，它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確定無疑的事實啊！

「翻」「舊賬」的行為雖然在當時主要要衝著上層人物的，它肯定是會殃及無辜，傷害了許許多多的基層當權派，使得一些本應該不受傷害的人也受到了傷害，這是大的政治運動無法避免的事情啊！可話有說回來了，所有在「17年」中跟著共產黨走紅的人，在1966年運動中，也都背點了，倒了大霉，彷彿是一種歷史的「遺憾」被另一種歷史的「報復」給平衡了。

5、66事變中，人民一方的行為分析及價值定位

1966年事變對於普通中國人的一個最大的啟發和最大的感受是，普通人中間感覺到自己比共產黨當權派「更革命」，因此，當中國人民健康的政治上升渠道在被堵死之後，一種意想不到的帶著張狂特徵的人民上升之路，突然給打開了。試想一想，一個普通的中學生，一個普通的工人，或者一個普通的農民，比統治他們的共產黨當權派到底「優越」到哪裡？此問題如果得不到「民主」的解讀，那就是天方夜譚了！

因此，我在研究1966年「歷史逼近」問題與人民一方的反映時，發現了感情的力量，如果說這些「情感」性的因素在共產黨的官方教育中遭受長期的壓抑的話，那麼，它在一個突然的時間中所產生的大爆發，乃是解放運動的固有的特徵。因此，造成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是，和原因對比起來，解放的行為本身具有的價值，則是第一等重要的。

人民自己出場，在出場時，他們必須要排擠先前的領導人，於是在不可能出示正常民主理論的情況下，人民感覺到自己「更革命」的心理狀態逼出了一種民主的自我表達方式。無論在當時的情況下，或者今天的立場上看，被表達的東西是民主的。

在經歷了共產黨當權派17年「一貫正確」壓迫后，在這個突然的時間裡，人民一下子感覺到了自己的正確性，與此相反的是，那些「一貫正確」的共產黨當權派完全被擠到「錯誤」的一邊了。一種超級自信支配了人民，使政權回歸人民此一種正當的政治事業蒙上了一層宗教的色彩。

僅就上述一點看，當時中國人民對於「歷史逼近」問題的回應，並非我的觀點。我的觀點的最核心之處是人民在行為中，一霎時分為相互對立的兩派或者三派。而文化大革命運動最受質疑的也正是這一點。

在運動初期，人民中間的派性分化的確有一些人為的成分，特別是在造反派組織起來之後，被社會上稱為「保皇派」那一派，的確有共產黨當權派的「陰謀詭計」支撐，但是，這樣的事情在那個瞬息萬變的年代早就變得面目全非了。所有事物變化如此激烈，以至於某一個事物的名稱雖然存在，可它的內容卻在瞬息間消失得無蹤無影了。所以，到運動中期，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對立，就是一種口實，真正對立的理由已經和初期的「造反」和「保皇」問題毫不相干了，它不知不覺地被政治多元化局面所取代，而我們所說的多黨制的雛形就此出現了。

人為什麼要分派——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可以承載正麵價值的可能，因為，它並非理論要解釋的對象，本身就是一個人之為人的問題。要知道，派性鬥爭不是民主自由政治所追求的，也不是它的一種設計，所以，當派性問題在對於1966年「歷史逼近」問題的一個回應時，那時的人民包括他們中間的領袖人物，沒有人可以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的，一直到今天為止，對之所作的解釋也都是強差人意的。

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尋找不到很有價值的解讀，一個主要原因還在於，我們中國人在解釋現實政治問題時，總是要遵循「理論——實踐——再理論」的模式，因此，當一個重要的事物不是被實現的一項理論所鎖定時，他們便尋找理論的替代物，尋來尋去，毛澤東的理論就派上用場了。

1966年人民時代的興起固然是一個偉大的事件，但是，當人民還沒有脫去最後的蒙昧時，人民時代的標籤沒有標上「人民」字樣，而是被「毛澤東」「簽名」，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在1974年秘密寫作的《絕妙之戲》的書稿中，作了說明，並且開始了為人民運動正名的工作。儘管這樣的工作因為沒有出版自由而鮮為人知，但終將是一種努力，今天當人民中間的法律意識日漸昌明時，人民行為的最終意義只可能確立在人民自己立場上的事情，便有可能成就人民的歷史。事實也在於，當今天的人民要求成為中國歷史的真正推動者時，其先前的歷史就顯得重要了。在這裡，民主對1966年的辯護是這樣：「行為是第一等重要的，思想是瞬息萬變的！」

6、結論

所有可以稱之為「人民」的事情或者事件，在開頭的時間裡，都不是完善的，也很難做到「純粹」，只是，當「開頭」在時間的長河中日益顯示出重要性時，人們對它的重視和研究，就不可能吹毛求疵，就務必在複雜的表象下，去尋找那些肇始的價值因素，並且昌明它的過去的存在，以便說明它和未來的發展之可能性。

這裡，我們所說的「人民」它並非僅僅指某一特定的人群，而是它自身亦存在著一種即時的建構，因此，當民主的事業在被敘述為「人民的事業」時，情況更是如此。

2016-8-18《博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