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三樣

 論毛三樣

    武振榮

    何謂毛三樣？

    「毛三樣」是我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一種概括，具體講有以下三點：

    一、           毛不認為在共產黨「民主革命」之後，所建立的社會是「民主的」；

    二、           毛不認為他所建立的社會「解放」了人民；

    三、           毛不認為他所在社會失去了「造反」的必要性。

    質言之，晚年的毛澤東在「理論」上反覆強調「民主」、「解放」和「造反」，此三樣被我稱之為毛三樣。

    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毛，那麼，你便會發現在他所生活的「共產主義世界」里他是一個地道的破壞者。因此，在歸類上，他和斯大林、布哈林、赫魯曉夫、金日成、鐵托、霍查、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等是一類人，可是呢？他的晚年卻一直在「揭」社會主義的「黑鍋」，不但揭了「前蘇聯」的「黑鍋」（說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的」），也揭了中國的「黑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他起了中國共產黨黑社會的底，支持造反的人民把把數以萬計的 「老革命」們的「黑腸子」、「黑心黑肺」都給「掏」出來了，曬在了中國城鄉的「光天化日之下」。正因為如此，我在前幾年寫作的文章中，把毛叫「共產主義中的尼采」。而我的觀點，在國內毛澤東學者蕭延中那裡得到了回應。尼采是基督教社會裡的思想家，他的口號卻是「上帝死了，」毛是社會主義的領袖，他卻用「理論」摸黑社會主義。兩相對比，何其相似啊！

    毛三樣是一種很私人的東西，和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智慧」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在彭德懷那裡，在劉少奇那裡，在鄧小平和周恩來那裡，你根本找不到它，只有在林彪那裡，你才可以發現它，但是，你發現的東西或者是林對毛的心悅誠服的領會，或者是陽奉陰違、兩面三刀式的迎合。所以，毛三樣和中國共產黨整體絕對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毛死後，中國共產黨清理了毛三樣，那時非常自然的，十分的合乎邏輯。

    中共領導人為何從不參拜「毛主席紀念堂」？

    就在我構思此一篇文章時，程映虹用上述標題所做的文章，在網上瘋傳，想必得到了好評。對此一文所闡述的觀點，我不去計較，我只是說，當毛三樣已經與毛澤東劃上了等號時，那麼，現任中共領導人公開參拜「毛主席紀念堂」（華國鋒就公開「參拜」過，他算不算「中共領導人」？同時我不排斥個別人不報道式的「參拜」），就有可能惹起很大麻煩，中國的風氣完全有可能隨之出現重大變化。

    毛三樣在毛澤東思想中是矛盾式存在的，其價值之兌現只能藉助於破壞；而破壞力之強大，猶如三桶烈性炸藥，足可以把共產黨的整個體系炸掉。正因為這樣，在毛三樣形成后，毛和共產黨的關係就處於緊張狀態，甚至具有不可調和的性質。

    值得指出的是，當毛在生前已經意識到他個人和黨的緊張關係時，並沒有收回毛三樣，而是把它冠以「科學論斷」的字樣留給了接班人。無容置疑的事實是，毛髮動文化大革命時， 「踢開」了共產黨組織（軍隊共產黨組織除外），讓「人民群眾」直接搞，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以為，一種毛化了的「人民群眾」組織被已經嚴重官僚化的黨組織更聽話，更容易指揮，所以，他寧可捨棄官僚化的當，而要聽話的烏合之眾。至少，此類組織對毛的情感是忠誠的，沒有官僚化黨組織常有的虛偽成分，於是，毛三樣很快在造反的人民群眾一方得到了積極響應。研究個中情由，它顯然是一種十分正常的政治現象；但是，與此一正常現象同時存在的是，運動初期，共產黨各級組織處於全面被動的地位，在運動的發展中，它走上了於人民群眾敵對的立場，被毛斥為「站在人民群眾的對面」。到文化大革命中期，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以至於反常到如此地步：各地共產黨當權派被人民群眾的革命組織當成了「鬥爭的對象」，人民造反矛頭直接地指向了他們，以至於他們所在的組織，被人民斥之為「反革命的黑司令部」，遭了「火燒」和「炮打」，而他們——曾經不可一世的「老革命」——像老鼠一樣地被造反者押著遊街。顯然，此時的毛三樣，已經與共產黨組織結仇了，而與人民政治組織「聯姻」了。

    毛是帶著他心儀的毛三樣進了水晶棺的，所以，現任「中共領導人」對之的公開「參拜」就容易給外界造成錯覺，毛三樣是不是又在黨內復活了？當毛三樣中所包含的「科學論斷」：「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中共中央通知》中發（1976）4號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有可能再一次被認為是「真理」，那時，中國的情況會怎樣？讀者們無妨自己去想象？

    毛三樣批判

    我認為，對於毛三樣，共產黨只是「否定」了它，而不是批判它。如果我的意思不至歪曲的話，那麼，共產黨不批判它，不是因為它不值得批判，而是共產黨上層已經看到對毛三樣的批判，有可能導致共產黨體系的解體，於是，用一種「否定」而非「批判」的方式對待毛三樣，是共產黨人所有選擇中最明智的選擇。

    毛是一個極其複雜而又神秘的，他生活在前網路時代，但是，在他個人身上卻有一種網路時代所具有的「開放」性質，特別是在毛三樣形成的那一場政治運動中，「開放」性大大地逾越出共產黨統治的一貫秩序、一貫傳統和一貫模式，以至於造成了共產黨組織的崩潰和癱瘓，出現了迄今為止共產黨建政后唯一的一次政治大失敗。因此，我認為中國民主運動若不是把自己定位在反對個人，而是反對專制制度、專制政黨的位置上，那麼認真總結中國人民在1966年政治大解放運動中（我叫六六運動）如何「砸爛」共產黨統治，如何「自己解放自己」的歷史就是很重要了。

    要知道，我們不僅生活在一個價值短缺的時代，而且還生活在一個文化分段的時代，所以，發現那些本身就很稀有的價值（哪怕它很小很小），整理那種分了段的文化價值，就不是喊一陣子口號可以解決問題的了。特別是對於那種外國根本沒有的，只有我們中國才有的微妙價值，我們更需要努力去捕捉。

    毛三樣——作為一種設計來看，它至少設計了三種不同的事物：一革命的政黨，二革命的人民；三處於兩者之間的、調整兩者關係的「鬥爭哲學」。咋一看，此一種設計是簡單的，可是，深究起來卻不盡然也。無論怎麼說，此一種設計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是毛一時間心血來潮的產物，他是毛——這位非職業思想家——對於自己的革命一種長期的思考和慘淡經營的結果。

    毛生活在一個「大動亂式」的革命時代，這個時代對於毛來講，只有一直被動的接受，而不存在個人的出超，因此，在這個方面，毛不是一個主動的創造主，是一個完全被動的接受時代塑造的人（大思想家不是這樣），於是革命政黨（以國民黨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為師）就成為他設計毛三樣的第一手材料，考慮到他投身革命后就一直生活在共產黨內的上層，所以，黨內生活在他身上所造成的種種感受就成為他而後設計所需要的資源。

    毛雖然是一個被動的思想家，但是，此一種被動型在他身上長期壓抑后卻形成了一種反向的特別主動性衝動，於是，毛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就出現了，一個所謂「毛澤東稜角」就形成了。依據此一「稜角」看，毛認為革命的政黨，在革命的道路上會不斷地遇到來自「內部的阻力」，而此一阻力如果不被消除的話，革命的政黨就會出現「脫變」，以至於最後變成為「反革命的政黨」。

    依據毛的辯證法，革命的政黨脫離不了革命的人民，於是毛的設計的第二個因素就形成了。如果說第一個因素——革命政黨可以「脫變」的原理是毛對於現有事實的一種看法和評估的話，那麼，第二個有關革命人民的設計卻是一種對事實的重大偏離，失去了嚴肅理論所應該具有的事實支持。毛認為革命人民不是不會被「物質利益誘惑」的，不會被「金錢腐化」的，完全於事實不符，完全地脫離現實，僅僅是毛的一種意見，和真理本身沒有多大的關聯。其實，用金錢的方式統治人，無論在外國還是中國，都是古已有之，完全不需要「理由」的支持。

    毛在對革命政黨的信心發生動搖的同時，把革命的希望寄託於革命的人民，當然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但是，卻完全沒有事實的支持。在毛三樣中，毛想象事實的支持、希望事實的支持，自不待言，可在共產黨的後來政策中，輕而易舉就搞出來一種「不革命」的人民，似乎被毛搞革命的人民更容易、更方便些。

    論述了上述兩點后，人們對造成毛三樣價值的成立可能發生懷疑，一種事實對應於另一種似是而非的因素，何以造成價值呢？其實，問題的關鍵還有第三種建構的東西為我們今天的人所忽視，那就是毛一貫提倡的鬥爭哲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雖然設計中的革命人民和現實的人民並不是一回事情，可是在現實之中生活中，人民被偶然事件或突發事件激厲到革命中去的例子，在歷史和現實中是屢見不鮮，且數不勝數的。特別是在1966年的大政治運動之，當共產黨當權派為一方和人民群眾為一方的政治鬥爭局面形成之後，支持毛三樣大發其威的機會就來了。於是，一個由於忍受了「17年」共產黨一黨專政（毛三樣認為是「17年資產階級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壓迫」，不管口實是什麼，毛三樣坦然承認了「壓迫」，為人民的「解放」提供了空間）的壓迫，而迫不得已地尋求自我「解放」的人民，是需要發揚一種偉大的鬥爭精神的。此時，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成為人民造反的合法理論。

    依據毛三樣的理解，原來在共產黨社會裡也照樣存在著「造反有理」，於是，在共產黨社會裡人民運動合法性的口子，就此而打開了。中國社會出現了對共產黨「造反有理」的重大事件；此一事件，無論是在過去和今天乃至於今後，都是空前絕後的，史無前例的。自由知識分子們，不是在到處尋找合法性嗎？此一中國社會充滿最大合法性事件擺在了面前，他們卻視而不見。

    毛三樣觸及人類生活中很重要的那個部分，即鬥爭乃是調整人類生活的一種必需，即使人之內心嚮往寧靜，生活之水激起的漣漪，也最終會醞釀出鬥爭的風暴。關於這一點，我們舍過馬克思去聽另一位西方大師的話，也許有益。布克哈特明確無誤地斷言：「西方的生活即是鬥爭」。「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偉大力量，它只有在鬥爭中才能生成，這些鬥爭可能非常可怕」。（《歷史講稿》中譯本73頁、187頁）

    就毛的主觀願望分析，革命人民對共產黨的鬥爭，可以保證共產黨不脫離革命的渠道，以至於最終地保持共產黨「政權永不變色」（也等於永遠專政），這當然是錯誤的，毫無價值的，可是，一種因毛三樣而激活了的人民鬥爭精神卻絕不可以用「錯誤」去圈點，更不可能在推進中國民主運動這樣的偉大事業上，丟掉了鬥爭精神。自由有恩賜的，但是，民主只有在鬥爭中才求得。

    要說明的是，此處，毛的主觀願望是用得著推動共產黨前進，但是，任何人類願望一旦付諸實踐，就具有了事物的自性，並且獲得了自身的法則。1966年的中國大事變就是如此，造反的「七億人民」不是用鬥爭推動共產黨前進，而是推它垮台。

    毛三樣與人民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大段：即革命的一段和不革命的一段。毛三樣是前一段的產物，自然會成為後一段的破壞性因素。不革命階段的共產黨「否定」毛三樣，是出於無奈，毛所運用的法寶在他們的兒孫們的頭上，倒成為緊箍咒了。毛設計中的革命人民和共產黨是不分離的，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事情呢？特別是共產黨在走上了不革命的道路之後，毛生前對黨走此一道路的預言也都一一地演變成為事實。因此，消解毛三樣便成為共產黨在不革命時期堅持專政的一種保證。可見「中共領導人不去參拜」毛，不是出於「撇清與毛的關係」的需要，更靠譜的看法是，怕人民再一次地利用毛三樣興風作浪！

    因此，此一文章最吃緊之處就是要論證毛三樣和人民的關係。如果我是左毛派，那麼，還論證什麼？只需要照抄毛三樣出台時的那種政治言論就可以了，如果把今天共產黨內的數不盡數的大貪官，如薄熙來、溫家寶、江澤民、李鵬等「紅色家族」的事實拿來做腳註，那就等於把事實完全裝走了預言的框架里了，不啻於為僵死了的毛澤東唱一首讚歌（如今的左毛派就是這樣做的）。可又能怎樣呢？毛生前接受的讚歌還少嗎？

    在這裡，我真正關心的是中國人民與毛三樣的那種歷史關係，以及此一關係在今天中國社會裡發生了什麼變化？而此一種變化在未來中國民主運動出現什麼樣的前景？

    產生了毛三樣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民，沒有自生的大面積的自由意識和民主思想，所以，毛三樣的產生對於普通中國人的靈魂是一次重大的衝擊，以至於事後我套用「靈魂革命」的毛澤東語言來表述，一點都不過分。於是，在一個異常僵化的思想環境中，意外的衝擊終於造成了「靈魂深處的一次革命」，無論你對此革命價值與意義的評價是消極的或者積極的。

    在這裡，如果我們能夠對人民靈魂深處的革命性給出一種價值的解讀，那麼，民主和自由的正麵價值，就可以尋找出來。就表面現象看，人們在表述自己的「靈魂革命」時，所運用的都是毛語言，所以，你發現了毛澤東化的個人，一點不假，但是，你如果沒有在這種毛澤東化的人的政治行為中發現另一種現象，即已經毛澤東化了的個人，卻拒絕生活在一同一個政治組織里，你就發現了完全的異質於毛的另一種因素的存在；而此一種因素，正是我們中國人今天所苦苦尋找的自由與民主。可不是嗎？所有的人都在迫不得已的壓力下選擇一個特定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卻又必須與他所在的對立面組織衝突。也就是說，同一個毛澤東思想，被一下子齊茬茬地撕成為兩半，你充其量只能拿到其中的一半，你拿到的這一半和你對立的組織的人比較起來，一點也不多，而別人和你比較，一點也不少，你即使使勁了渾身解數，也拿不到那另一半。為什麼呢？因為你已經是自由中的人了，是民主中的人了，如此這樣的自由民主環境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拿到完全的真理。

    在毛澤東個人那裡，一個毛澤東思想就佔有了全部的真理，可是呢？在你這裡，只佔有真理的一半，另一半，你不得不讓給別人。思想上的革命，就在這裡表現出了異常微妙性質的變化，結果，連思想者自己也墮在五里霧中了。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才終於發現，那個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其實不是他毛澤東的，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派性」，儘管它批著一種毛澤東思想的皮。於是，毛便號召人民用「消滅資產階級派性」的方式去消除已經上人民之手的那「半拉子毛澤東思想」。問題在於，毛的這一發現，卻沒有造成大面積的人民思想反省，相反，人民在毛的壓力下被迫放棄自己親手打造成功的東西。說實在的，那東西就是人民用毛澤東思想的名義合理合法地打造出來的自己的思想。如果說此一種人民思想與毛三樣有著「產生」意義上的聯繫的話，那麼，在人民所經歷的思想解放失敗之後，對於自我思想的真切懷念，就容易造成在潛意識裡對毛三樣的留戀。近年以來，普通人拜毛的風氣經久不衰的一個深層原因就有可能浮出水面。在人民愚蒙的這個現象裡頭原來還包裹人民對過去革命的下意識的懷念和留戀。

    「讓人民都知道」

    1975年下半年，毛澤東已經不行了，快見馬克思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發現自己的權力已經是強弩之末，對於自己要解決的問題是沒有任何幫助的了，於是，他就寄希望與人民。那時，我正在部隊服役，軍隊中的政治笑話大面積傳播，有一則笑話講了個「都知道」的故事，梗概如下：

    故事說，此時，毛常常犯糊塗，說話又口齒不清，但權威又上到頂峰，隨便的料下一句話，可以改變中國。一天毛脫口說了「都知道」三個字，因為口齒不清，王洪文沒有聽清楚，就傳達說，「主席讓人民『都知道』周恩來是投降派，鄧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資派』」；鄧小平耳朵聾，傳達的話是：「都不知道」。最後兩個人爭論不休，打官司打倒毛面前，沒有想的是，毛則撇開官司，指著桌子上的一本《水滸》：說：「：水滸這本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讓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儘管事後人們才知道，毛的「都知道」的「最高指示」是在1975年8月13日，與北大老師蘆荻談話時說了自己對小說的看法。但是，全國也還是戲劇地搞了一場「都知道」的政治教育。這一場教育儘管在流產的狀態草草收場，但是，毛在自己死前，卻表白了中國要出「修正主義」「人民群眾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那一番苦心。言下之意，好像是說，共產黨革命白搞了。

    毛的個性和內心是如此的固執，總是把自己和人民捆綁在一起，他以為中國人民只有一個他，其實，他根本就不懂丘吉爾時常引用的那一句古希臘名言：「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毛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裡變成為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的一種催化劑，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和毛澤東個人要破壞共產黨高層對於他的限制之事情發生於同一個時期，儘管如此，可是，他個人造共產黨中央的反和人民造共產黨的反，性質上區別很大，但毛偏執的思想和偏執的性格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給弄到一塊了，形成了一「鍋毛澤東的夾生飯」。

    分段的文化造成了我們自身內彼此不相干的多個人格衝突，而統一人格尋求的事業在爭取不到合法的整合運動時，內部人格衝突就不難表現為一系列的怪人怪事。人民拜毛現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和黃河水一樣，「才出崑崙便不清」。我其所以要在已被「否定」了30多年的毛三樣上做文章，不是我自己意願中的事情，是我被中國民主運動的現狀所困擾之所為。在近100年的時間裡，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都曾經取得了多次「震驚世界」的效果，可是，到今天為止，它卻像一條凍僵的了蛇，一絲不動的蟄伏著，好像100年時間內的那些曾經「驚天動地」的革命場面和運動場面於己無關？

    解釋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對於共產黨分段文化手段所造成的那種局面，缺乏應對，不但如此，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變成分段文化的應聲蟲。在不革命的共產黨階段，共產黨高層對於革命階段中價值事物的那種「全盤否定」，非但沒有受到到人民的抵制批判，恰恰好像是迎合了一部分人政治上的低級趣味。在此時，自由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矯正此一種風氣，反而為之推波助瀾，於是，在共產黨前革命階段人民所受到的那種革命的教育被人諷刺為「吃狼奶」，既然如此，那麼，中國人民的現時任務就是吐出「狼奶」了，可是「狼奶」如果在人民腹里，30年後還沒有消化，那麼，吐出它何嘗不好呢？能行嗎？說到底，我們中國人即使承認自己是「吃狼奶長大的」，救治的法子也只能是死路一條啊！

    但是，我們如果換一種思路，在分段文化中，採用一以貫之的我們中國人傳統方式，問題就會出現另外一種結局，那就是我們採用新的價值組合方式，完全可以把不同價值配搭起來，以形成人民自己的價值體系，如果說這個體系是開放的、包容的，那麼，上述共產黨狹隘的心腸和偏執的文化以及自由知識分子們的荒唐都不在人民的話下了。

    退一步講，如果被整理出來的人民歷史充滿了錯誤，那麼，我說「錯誤是歷史的一隻腳」的話，就不至於招來致命性反駁。

    2013年5月22日與首爾特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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