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如何應對騷亂？

社會如何應對騷亂？

武振榮

社會是人類一種有序的組織形態，它的根源非常古老的，在沒有國家之前社會已經存在了。現代社會在接受現代技術管理之後，秩序性大大提高了，然而，事情總是不如人意，即使這樣，非常有秩序的社會往往會發生騷亂，甚至暴亂。一時間秩序被破壞的無蹤無影，平時善良的人一下子變得惡毒起來，軟弱人也變得剛強無比，奉公守法的人竟然成為不法之徒。

某些騷亂的後果有時候相當嚴重，但是，當事後人們分析其起因時，卻只可能找到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所以，騷亂的根源人們是看不到，人性之水如此之深，如此渾濁，誰可以看到底啊。

情況若是這樣，人們就應當對騷亂做出不同於中古的評價，另眼看待它，把維繫社會秩序的事情同盡量降低騷亂次數、減少騷亂造成的損失聯繫起來。日久天長，人們發現騷亂對於健康社會來講，似乎是缺少不了的。

如果說自由社會的情況如此的話，那麼專制社會的情況如何？便是本文研究的重點。50年代中葉，中國共產黨專政的社會發生了許多正常自由社會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從此之後，中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事情無不連帶著一種「中國式」的根蒂，是國外的社會學理論很難解釋的。頭腦發昏的中國共產黨高層認為中國可以獨立地建成「人類最理想、最幸福、最合理的共產主義社會」。沒幾天，共產主義運動完全破產了，而破產所引起的政權危機，使已經被冷淡的階級鬥爭又重新派上用場。事物的法則是，這種所謂的「階級鬥爭」不抓則已，「一抓就靈」，結果，階級鬥爭愈來愈「升級」，「階級敵人」卻愈來愈多，「社會上階級敵人」在被打垮后，他們 「黨內代理人」——這種特殊的「階級敵人」反而更多、更兇惡、更有能量……，最終階級鬥爭不是結束在「社會主義」，而是要斗到「共產主義」。可不是嗎，騎虎難下啊！

可見，中國社會的統治者們缺乏基本的社會學常識和知識，難怪那幾十個坐在中南海的最高統治者，要定期的請「老師」給他們上課，而他們也裝得像小學生一樣的「認真聽講」，就連做筆記的姿勢都像小學生啊！

有了這樣的統治者，提高人民水平的事情難免會遇到挫折，所以，在社會出現騷亂后，人們對此的看法是傳統的「禍亂」，是「犯上作亂」，所謂的「目無王法」。上一個世紀9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騷亂次數飆升，到今天為止，社會騷亂會引發社會動蕩，甚至引發革命的可能性，普通人都可以覺察到。

騷亂可以引發革命——這是剛剛發生的至今仍未結束的中東茉莉花革命可以證明的事情，因此，在如何應對騷亂的問題上，共產黨高層已經感覺到重大危機的逼近。所謂的「維穩」就是他們的應對方式。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裡，儘管大政方針的安排是符合公正原則的，然而，國家政權和社會機構一旦運作起來，卻為不公正的事件騰出了空間，於是，公民公開反對國家政策，批判、批評社會，都是在此空間中開展的。仔細研究便不難發現，此一空間不是臨時設置的，是預先準備的。換句話說，一種本質上的破壞行為，卻被包容在健康的社會之中。中國人不是愛講辯證法嗎？這就是辯證法啊！情形就如同一家健全的中藥店，裡面存放著劇毒的砒霜、丹頂紅一樣啊！

專制社會不同，特別是如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更是不同。它被認為是受理性支配的，並且建立在最高水平的理性設計基礎之上，所以，它一旦運行起來——僅就理論而言——是沒有缺陷的。是特意的理性設計，排斥了不公正的人和事。自然而然，於此情況相應的是，社會一旦出現騷亂，甚至可以波及社會體系甚至國家體系的存在根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統治社會的人視之為「搗亂」、「破壞」，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犯罪」行為。

上一個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學出現了很有影響的「趨同論」，是說「資本主義社因會」因自身政策的不斷翻新和調整，日益趨向社會主義社會；而社會主義社會也隨著對自己政策的不斷「修正」（可以聯繫「修正主義」思考），日益趨向資本主義。前蘇聯和東歐解體后，「共產主義陣營」潰散了，此一學說便消沉了。以我之見，在解釋現在中國社會的問題時，「轉型論」顯得彆扭，「趨同論」倒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改革開放」時的高層動機並不是要把自己統治的社會形態轉變為另外的一種形態，而只是想對自己所統治的社會進行一種外表上的「修飾」自己，使它在「模樣」上像人家西方社會。用中國的話來說，這叫西施效顰，有點「趨同」的意思。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在沒有「轉型」、「不轉型」的情況下，卻不得不容忍騷亂，也不得不放寬對騷亂事後的懲罰。

儘管情況已經有了變化，但是，騷亂在中國社會有可能引出的後果和自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自由社會，騷亂並不就意味著危機社會本身的存在，也不一定就意味革命；而在中國，大的騷亂卻可以激發出程度不等的革命情緒來，有危及專制政權的可能性。理由是，在自由社會裡，騷亂的那些種子有自己漫遊的空間，因之，當騷亂髮生時往往因為缺乏壓抑性所造成的「逆反」力量之凝聚，而縮減了破壞的程度。在專制社會之，特別在在中國這樣的專制社會了，騷亂髮生時所釋放的力量大都來自於過度壓抑所形成的逆反力量凝聚之途徑，也就是說，它所具有的破壞性和破壞能能量是人們難以測度，難以控制的。

事實證明，當一個社會不能夠容忍正常的公民運動時，那麼，產生公民運動的那些種子卻並沒有消失，相反，它在社會坯胎中醞釀著畸形兒。中國社會的情形就是如此。就在我寫作此文的這幾天，因為釣魚島問題，中國許多大城市出現反對日本政府釣魚島「國有化」的遊行集會事件，按理，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正常的事情卻引出了反常的「打、砸、搶、燒」（多了個「燒」字，不是我的發明，是引自官方的話）行為。在過去的幾年，和日本的多次衝突中，中國高層動用武警力量制止民間自發的抗議遊行，這一次，高層又想玩民意牌，所以容忍了民間的遊行抗議，果不其，一種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表達意願的行為卻夾裹著醜陋的行徑。

如何應對騷亂，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我前面已經說過，引發騷亂的事件大多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情。

一個挑擔的農民進城，一不小心，擔子的一頭碰了某個大牌人物，後者對前者出拳便打，於是引來了圍觀的人群。當挑擔的農民苦苦求饒，支撐不住時，就有人出頭警告打人者……，一場騷亂就這樣的引起了。

中國人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傳統和觀念，因之，一旦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時，許多人都有一種想上手的感覺，這是一種原因。另一種原因是，當人們平時心理窩著火，撇著一腔怨氣，那麼，就可能遇到了一個出氣的機會。事實也是，人在生氣時，摔茶杯，踢凳子，是最常見的事情，一旦，遇上騷亂，就用不著茶杯和凳子了，把氣直接地撒向他人即可。人在單獨行為時，往往有好多的顧慮，可是在一個集合的人群之中，顧慮就沒有了，痛快行為的誘惑就難以抗拒。更不用說，在一個相當數量的人群里，人類所具有的模仿性，和人於人行為之間具有的暗示性，就足以點燃一場騷亂的火焰。

和有組織的公民運動不同，騷亂沒有發動者，沒有籌劃人，沒有類似的主腦機關存在，一般都是偶發的、突發的，當社會裡的積怨沒有發泄的途徑，當社會裡的不公平事件日益增多，當社會控制機構只知道「壓」，不敢「放」，只管「堵」，不會「疏」，騷亂就成為家常便飯了。目前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2010-9-30，一則消息說：「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近日援引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發布的研究顯示，2010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十八萬起抗議和騷亂事件，比十年前增加三倍多，且社會動蕩仍在加劇。」

1989年之後，當權者可以遏制公民運動，扼殺民主運動，但是卻沒有辦法可以

遏制日益增多的騷亂，為什麼呢？當一個社會不能夠容忍正常的公民運動時，那麼，產生公民運動的那些種子卻並沒有消失，相反，它在社會坯胎中醞釀著畸形兒。騷亂——就是這樣的畸形兒。十月懷胎的女人就怕生下畸形兒，可是，偏偏就生下來了。

我寫此文的本意，不是要批評參與騷亂的普通人，而是通過研究騷亂理出一個頭緒來，最終尋找出那些控制社會和制定政策的當權派責任。如果說，我的這一做法得需要一個參照系的話，那麼，說一說美國如何應對騷亂，就不是東拉西扯了。

美國建國不久就發生了謝斯起義，起義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鎮壓的過程難免殘酷，但是，由起義所引出的如何建設一個民主國家的爭論卻給美國社會提供了一種機會和思路。按照中國處理此類事件的模式，那麼，很簡單，「犯上作亂者」，「斬無赦」。可是呢？美國開國先輩們在反思謝斯起義時，非但沒有遏制人民對政府的權力，反而在起義后的國家反省中，產生了主張無條件擴大公民權力的民主主義思潮和運動（傑斐遜為代表人物）。

南北戰爭時間，美國分裂了，在如此嚴重的事件在過程中，產生了林肯偉大的「民享、民有、民治」的政治思想，人民權非但沒有因此而受到限制，反而給擴大了。林肯不至一次地強調了美國人民對政府「享有推翻它的革命權力」。也就在美國發生南北戰爭的那個時期，中國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運動失敗后，清政府是如何看待此一起義的，如何制定起義后的政策，我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殺盡長毛」，「斬草除根」，「除惡務盡」——就怎麼簡單。

上一個世紀60年代，在中國鬧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美國黑人運動如火如荼，運動所引發的騷亂，比比皆是。1965年8月的洛杉磯騷亂是具有代表性的：「這次騷亂造成34入死亡，1032人受傷，財產損失達4千萬美元。 」

但是，在對這一場事件的處置過程中，產生了「偉大社會計劃」。事後，約翰遜政府在組織事件經過和起因的調查研究時，調研機構做出了 「兩個美國」的結論：一個現成的美國在不公正現行政策的驅使下，正在分裂成為兩個美國：一個是「白人的美國」，一個是「黑人的美國」。也正是他們這樣看待問題，罪惡就只不是往參與騷亂的黑人身上推了，非但不是這樣，甚至同情倒在了黑人一邊。於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就不是「中國式」的「全民聲討動亂」，而是，社會動手扒掉一個又一個隔離種族的籬笆，使社會政策和政治制度朝愈來愈有利於提高黑人地位，愈來愈有利於黑人發揮作用的方向發展。也僅僅過去了50多年，黑人先後入住白宮，成為美國的國務卿和總統，試想，如果沒有先在的黑人人權運動，也沒有騷亂，也許在今天的美國真的可以看見一個「黑人美國」的扭曲存在呢？

對比的看，中國一有風吹草動，一有騷亂，若不是「反革命分子在破壞」，就是「打、砸、搶分子在搗亂」，要麼就是「動亂分子在興風作浪」……，一句話，社會政策方面的問題、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以及當權派的責任統統沒有了，有的只是參與者的罪。一鍋湯原本好好的，只是掉進了老鼠。所以，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是「消滅老鼠」。

孔夫子老人家在他所處的古代，就向我們提出了問題：「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朱熹老先生的回答是「典守之過也」。用這樣的思想去分析美國處理騷亂的一事，我看正好符合以上兩位老先生的意思。用現在的話說，在當官的身上找原因。

我寫這一篇文章，有如此的用意，就是我個人對於未來13億人參與的偉大民主運動存有騷亂的疑惑，因此，我對於騷亂的這種思考和研究帶有應對未來事件的動機，也可以說，想打個提前量；若不是這樣的話，就是杞人憂天。

2012/9/16《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