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探底：

民主運動探底：

一派得勝還是各派自立？

武振榮

（一）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在民主的問題上我們所得的東西哪怕是一點點，很小很小，也是值得珍惜的。在過去不民主的歷史中，我們不是沒有為民主而鬥爭，而是鬥爭沒有收穫到最終成果，而導致此一情況發生的原因，不僅僅是大人物個人的「惡」在作怪，與我們普通人自己對民主的不完善理解是有絕大關係的。

民主運動之目的——對於參與者來講，有一種非常確切的意義：在民主過程中，「我」應當勝利；可是問題在於，如果這個意義是一個「傻瓜式」的意義，那麼，它的意義的另一端所隱藏的東西卻是人性所不樂意承認的，即讓各人、各派都勝利。說白了，這相當於商業意義上的「雙贏原則」。

「勝利」是日常生活和普通用語中的一個詞，所以，人們就煩得去發掘它的「隱藏」內容。可就在這樣的事情上，我們出了問題，以至於在問題的延續中最後鑄成大錯。

在誰應該「勝利」的問題上，民主運動存在著一個「探底」的問題，我們切不可忽視之。說到底，「我」必須勝利的問題在此間應該騰出一個「他」也應該勝利的空間。此「空間」也可能是虛構的，但是一定要為此「虛構」的東西搭建起一個價值的腳手架；進一步講，如果此腳手架被拆除了，整個民主的建築也會隨之倒塌。

（二）

上面的話如果脫離了我們民族近60多年、乃至100年以來的歷史的話，就是空話，說出來沒有什麼價值，可是呢？它事實上卻附帶著我們民族在過去的時間裡的得與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1949年，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取得了大陸上「勝利」之後，他們面臨的就是我上面說的問題，可是呢？在戰爭之變得羽毛豐滿的共產黨人，根本就沒有意識到此間的問題，他們對之做出了完全的傳統解讀，那就是共產黨徹底的「好」和國民黨徹底的「壞」。於是，在中國民主革命的這個時間段里實際產生的民主探底行為之價值就被取消了，於是，這一場革命里的「民主」意義就只能以「剩餘」的方式存在。此後，是「剩餘」的民主意義醞釀和產生出了影響深遠的諸次偉大運動。

進一步的研究不難發現，在1949年，民主革命的探底行為並沒有結束在它當終結的時間內，而是在此一革命的先前時間裡取其一個任意的階段，從而使共產黨人輕而易舉地除了弄出了一個政治上「反動透頂的敵人」外，什麼也沒有撈到，不久他們自己就感覺到他們也「滑」到了「敵人」的一邊，陷入了當年敵人的類似境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理論實際上就承認了這個現象，他把「文化大革命」定義為「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印證了我提出的問題。

民主探底行為的意義在被弄成為「剩餘」東西之後，民主就如同中國人意識里的「鬼」，它不甘心自己的死亡，總要「鬧鬼」。如果我說得不恭敬一點，那麼近60年，中國人民搞的民主運動（二次大的運動震驚了全世界）都有「鬧鬼」的嫌疑。

為什麼會這樣？不是沒有原因的。共產黨人對於1949年的「勝利」在做出了傳統解讀的時候，就把自己的革命同傳統的革命捆綁在一起了，此一捆綁行為造成共產黨「民主」的空缺，可是呢？他們的統治的合法性又來源於此一民主「勝利」的歷史，因之，對此歷史的回憶和宣傳，卻使已經「剩餘」的「民主」又會到了「歷史的炒瓢」被反覆「炒」著。

可見，在共產黨宣傳的「勝利歷史」中，已經把共產黨革命置之於不民主的境地，而在此境地中，共產黨因為追求「徹底勝利」，不得不對自己在特定時間裡的「勝利」做出「修正」的解釋；此解釋對於「勝利」而言存在著「糾錯」的性質，最終表述：共產黨革命並沒有勝利。此一表述是由誰做的（是共產黨集體還是毛澤東個人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黨人同時承認了在他們自己「勝利」的同時，「資產階級」「封建主義」也以「復辟」方式獲得了生存，甚至此一生存不是孤立的，它在共產黨生存的內部空間里獲得了合法地位。於是，「剩餘」中的民主才又獲得了發跡的可能。也就是說，在共產黨「勝利」的同時，資產階級卻也勝利了，它並非先前所說的被「消滅掉了」，而是在隱蔽的狀態中，發展了、發達了。於是，「餘數」的資產階級就和「剩餘」的民主「合二而一」了。

在完全「勝利」后，對「勝利」的並非如此的「認錯」式分析中，民主就興了起來，這便是1966年和1989年中國偉大民主事變發生的一種被人們忽視了的東西。

（三）

對於那些鸚鵡學舌式的、把「文化大革命」當成一種「動亂」的人，我不想於之辯論，因為在真實事變中，只有共產黨「亂」了，崩潰了，人民才可能獲得解放，況且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在人民造反行為中的崩潰又是近60年以來中國社會唯一的一次政治大事件，我不想對這樣的大事件用鄧小平當年的方式做輕描淡寫的說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的分析是：如果認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解釋1966年中國大事變的一種方式的話，那麼，毛事實上用特別的方式承認了共產黨的「失敗」，並且用傻瓜的方式宣布了1949-1966年此「17年」「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統治」時期，也就是說，已經失敗了的「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在「復辟」行為之又給勝利了。於是，探底的意義又給顯示出來了。

毛不想探民主的底，他對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錯誤」的「糾正」卻使他無意中做了探底的事情。他認為在1966年，共產黨的革命其所以失敗了，沒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共產黨方面，是更多的共產黨人受到了權力的腐化而走到了反革命的「對立面」。就此而言，毛澤東的分析沒有多少是欺騙人的，甚至與民主的分析出入一撤，並不是「錯誤」的，「錯誤」僅在於他以為文化大革命可以保證共產黨從糾正自己的「錯誤」中變得更加強大卻是異想天開。

1966年中國人民的政治行為不管怎樣評價，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人民對民主的探底行為越出毛劃定的界限，實現了探底的基本意義。在把共產黨人像垃圾一樣地「踢開」后，那種沒有成功的共產黨「革命」由人民直接來「搞」——造成了1966事變的核心價值：「億萬人民」在一個方便的時間裡，名正言順奪取了過去由共產黨組織一直牢牢控制的「革命權」，以至於普通人揮動了「鐵掃把」，把那些「老革命」「一掃而光」。可是呢，好事並沒有到頭，當時的人民萬萬沒有想到在排斥和打倒了共產黨后，人民自治組織立刻形成「勢不兩立」的派別對立現象；在對立中，每一派都想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把對方派置之於死地。不過違背人意志的是，任何一派都做不到此點不，都只能與「對立面」共存。

上述現象不是發生在一部分人身上或者個別人身上，而是發生在「7億人」中間，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現象和民族問題。所以，我的看法是，建立中國民主的基石在此時已經由六六運動者給「提供」了，可惜，後來它又被打碎了！什麼多元化、多黨制，已經現了雛形，只是人們不這樣說罷了。

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中國人的智力若長期提留在兒童水平之上，那才是可悲的，它必須被提高。在這個運動中，民主探底行為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可是在毛澤東話語之外普通人卻組織不了其價值，只能跟著毛的「理論」搖旗吶喊。後來，毛不行了，這本是人民擺脫他的一個好時機，可又被鄧小平牽著鼻子走了。

在1966年，真理是如此表現的：在共產黨變成為「修正主義資產階級」的政黨之後，如果中國社會存在著革命，那麼，此一革命由人民直接搞——就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可是在30年前，我們把此一「千真萬確」的事情變成了我們中國人「史無前例」的一次「錯誤」，我們能夠成功嗎？今天民主運動為什麼興不起來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們以「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事先圈點了民主運動，一種「怕亂」的心理，從內部禁錮了人，使得在人在需要行為時，左顧右盼。

（四）

本文的一個結論是，我們中國人民在過去的時間裡經歷過成功的事情，有著豐富的經驗與教訓，只是我們遠離了它。在過去，我們普通人中國人，不是錯誤得一塌糊塗（像共產黨人一樣），我們有過解放，有過「踢開」共產黨組織「自己解放自己」的歷史；在那種一段歷史中，我們感受到了自己的偉大，親自運用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在民主問題上，我們不是一無所有的人。

1987年我在寫作自己的1966年故事時，使用了「偉大」一詞（《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事後，我多次疑惑：「偉大」一詞配稱嗎？直到讀了布克哈特的《歷史講稿》時，才獲得了完全自信：「偉大始於何時？」他回答：「始於對一項事業的獻身，無論它是什麼，始於個人空虛的徹底消除」。這位偉大的作者好像面對我們中國讀者說話，生怕我們誤解，所以，他接著說道：「偉大不靠智力上的優越，因為智力優越可以配合著惡劣的品質。偉大乃是某種精神與某種意志的結合」（本書中譯本第37頁）。

2012年7月20日《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