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粘貼式民主

簡論粘貼式民主

武振榮                                                        

「百年」話題的繼續

粘貼式民主接連在「辛亥革命百年」話題之後，是用技術的方式對不成功百年民主革命史的一種「複製」與「粘貼」。

粘貼式民主認為，民主在我們生活著的21世紀已經是滿滿的、足足的存在了。因此，所有要搞民主的人，並不需要像17-18世紀的大師那樣來「創造」或「發明」民主，也不需要像19世紀的歷史學家那樣刻意為民主提供一種歷史學意義上的說明。最省力和最簡單的方式是你把民主假設成為一種網路的事物，它是自在的、存在的，你要搞，只要「複製與粘貼」就行了，你完全沒有必要對它的出處、來源或者歷史，作什麼哲學式的探討。

在粘貼式民主中，民主成為一種隨著網路而存在的普通事物，它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國的；既不是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的；既不是孫中山的，也不是毛澤東的，它是一種隨粘貼而來的東西，它經過了人們選擇和複製，因此，即使和別的東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可在粘貼的行為中，它的存在價值被單列開來了，成為一種失去了歷史性質的存在物。

你複製了，粘貼了，它就是你的，你就有了它，誰也拿不去，就如同我們每天在電腦做的那樣，平平常常，沒有什麼懸念和懸乎的。可是目前許多人不這樣認為，他們以為民主有好多先決條件，在「先決條件」沒有時，民主就立不起來，這樣，建立民主的事情，不知不覺地變成為 等待，「等待」「先決條件」的來臨。於是，就有了「等待多戈」（愛爾蘭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兩幕悲喜劇，1952年用法文發表，1953年首演。...）的「劇情」。中國近20多年以來的情況既是如此。

粘貼式民主是對民主的一種描述，也同時是一種假設，它的價值就在於使用它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地說，經我粘貼的民主就是我的民主。根本就不存在民主「創造權」和「發明權」。所以，我不創造或者發明民主，我依然民主；即使這樣，我還得指出，上述假設在理論上或者邏輯上可能立足不穩，經不起別人的批評，而批評它的人，輕易地寫下幾個字就足以使其反對的理由成立。即就如此，我還是要說，「成立」的僅僅是一種「理由」，一個形式性的東西，它與粘貼式民主是不產生關聯的。你粘貼了民主，是關乎你的一項權利，而你的權利的應用並不要藉助「理由」。於是，粘貼行為就相當於經濟學上所說的「勞動」；你「勞動」，你收穫——道理簡單得出奇。

粘貼式民主原本是藉助於網路技術而產生的一種權利和技術，是網路對人的一種恩賜，是一種就本質而言的「網生」現象。因此，也是民主在現代條件下的一種特別存在方式，對於那種專制社會而言，它是「上帝兼魔鬼」式的存在。

粘貼式民主不需要理由

粘貼式民主的一種最具有意義之處就在於它可以借用網路技術突破「理論」的關口，用「零理論」的方式以求徹底擺脫「理論時代」的「殘餘影響」，在新技術領域，以新的技術的方式提出民主的問題。因此，這事實上是一場革命，是由網路之水造成的革命。而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個浪頭必然也由此而興起（聯繫去年中東發生的茉莉花革命和中國颳起的茉莉花革命之風）。

過去，中國演過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電影中反對法西斯的人們用諷刺的口氣反覆說這樣的話：「墨索里尼有理，有理，永遠有理！」其實，一切的專制主義都是「有理，永遠有理」，可是呢，粘貼式民主認為，反對專制主義的人並不需要提供一套專制主義沒理的 「理由」。因為，此種提供「理由」的思路一旦形成，那麼，人們的思考不步專制主義的後塵，就很幸運的了。

有鑒於此，我提出的粘貼式民主的一個最大的方便是提倡人們直接複製民主、粘貼民主，僅此而已，完全不必要對民主做出畫蛇添足式的說明。

可供你粘貼的民主可能是很大塊頭的東西，也可能有好多的塊，譬如武昌起義、北伐戰爭、共產黨革命、國共戰爭等等，也譬如1957的「大鳴大放運動」、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或者1989年的民主運動。每一塊都很大，都很複雜，要想搞清楚其中的一塊，甚至要耗費一個人整整一生的時間與精力，但是，粘貼式民主給人的啟發是，你當它是一個網路的拼圖，因此，你對它的態度不再是「研究式」的，而是「遊戲式」的，完全憑自己的興趣去切割，去複製，去粘貼，喜歡什麼就貼什麼，用不著「精心思考」。

道理很簡單，在搞民主的事情上，你是完全自由的，受興趣的引導，不會像學者那樣非得要弄出一個可以經得起理論論證的「學術成果」。被你相中的東西，可能是一個片段，一個小塊，或者是一個最簡單的截圖，是完全可以獨立於「整塊」存在的東西。所以，你粘貼它時，它是一種獨立的存在物，和「整體存在物」沒有關係。

，於是，在搞民主的事情上，我們中國人最後地就走到了「不要老師」的境地了。相比之下，你比毛澤東還厲害。當年毛澤東個人的權威雖然上升到「頂峰」，他也不敢拋棄他的「老師」啊，放個屄都要跟老師聯繫起來，生怕老師不要他這個中國式學生；而你呢？一個普通人，卻根本不需要老師了。

朋友們：這就是我提出的「解放」，它是對某一種長期禁錮我們中國人思想的一種解放，而造成解放的有效手段又是技術的（而非哲學的）。我們中國人以往經歷多次「思想」或者「精神」的解放，但是，到頭來，這些解放的意義都先後給流失了。粘貼式民主不是這樣，它附帶著技術，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技術的存在。

我得需進一步說明，可供你粘貼的對象其所以不被你討厭的一個方法是，你在「切割」要複製的東西時採用了傳統的「庖丁解牛」方式，就是說一個整體的牛——在你的眼裡就不存在，只存在著塊狀的肌肉，條狀的筋和液態的血，所以，你即使討厭「整體」的牛，卻看不見它，於是你就獲得了「遊刃有餘」的自由。就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你很討厭它，但是，你只喜歡其中人民造反一點，或者只喜歡自由放任式的結社自由，那麼，其它的你全不要，就粘貼這一兩塊就夠了，誰有權利批評你為什麼要此而不要彼呢？簡言之，對於「文化大革命」中你不喜歡的那些「塊」，繞過就行了，假設它不存在也行，完全不需要你自己去把它「批倒批臭」，那樣做，浪費你的精力和時間。

我這樣說，你以為我的方式「膚淺」，而要你追求「深刻」，那麼，你就可以迎合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路了，看一看會有什麼結果。在中國名氣很大的文學家鐵流的話很有代表性，他說，在中國不把毛澤東徹底批倒批臭，中國就不可能有民主。這話，「深刻」，也「徹底」——我一點都不反對，可是呢？怎麼就算批倒批臭了毛呢？標準是什麼，是13億人都向它吐口水嗎？這樣的事情誰可以做到呢？要強迫每一個人向毛吐口水，你根本做不到！在不民主的今天你做不到，在民主了的後天，你也做不到。對那些樂於給毛讚歌的呢，你有什麼辦法呢？你要搞民主，所以不容許你用毛的生前的方式堵住反對者的口，割了他們的舌頭，因此，你得給他們留出像你那樣寬窄的言論自由空間；若是這樣，你就達不到把毛「批臭」的標準了，民主也就立不起來了，況且就人類本性而言，其中許多人有異樣的怪癖，愛聞臭味者，大有人在啊！

沒有理論，僅憑藉興趣也可以拿到民主

粘貼式民主打破了傳統理論的模式，把民主從理論包裹的歷史中拉了出來。民主——不管怎麼說——只是一條信息，獲取信息的權力給民主一種常識性的支持。任何人，只要他想著民主，沒有理論，妨何事呢？這樣的事情不僅僅是一種邏輯的推理，它是從我們中國人過去教訓中演繹出來的東西。在過去，我們認為拿到民主——必須要有理論；於是，我們就不知不覺地放下民主去追求「理論」。結果「理論」也許拿到了，可民主丟了。最糟糕的不至於此，我們在相信到手的「理論」里預設著更好的民主（譬如「無產階級民主」）時，就不再單一地去想民主了，也不會固執去要求它，只等我們手裡的民主「理論種子」在「未來」的時間（共產主義）里「開花結果」。這樣的教訓同鐵流的批倒毛之後，中國才會民主的推斷不是出入一轍嗎？

粘貼式民主是我自己理出來的一個詞，它不具有學術的規範性，不正規，但是，它可以使用。使用它我們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一種思路：在經歷百年民主革命之後，我們不是沒有民主，而是沒有收集到民主；收集不到的原因不是我們的水平不高，文化程度低，能力有限，而是我們使用的工具不當，方法不對頭。就好像我們是要去打漁，拿了一把钁頭一樣。試想一想，這能夠打上魚嗎？可能在一個偶然的時間裡，我們一钁頭或者打死了一條魚（那魚一定很笨），可是呢？營生式的打漁，我們就得棄钁頭以換魚竿或者漁網啊！

粘貼式民主還告訴我們：民主是小人物的。在過去的百年歷史中，民主都被中國的大人物給佔有了，先後貼上了大人物的標籤，我們「人民」這等小人物之所以存在，好像就是為了呼應他們的民主，當他們的拉拉隊。在他們的宣傳中，民主的東西太偉大了，我們小人物們是粘貼不了的，即使這樣，我們仍然沒有把我們的先輩和我們自己在以往時間裡所「盲目投入」革命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那許多段歷史忘記掉，相反，我們甚至在在不斷地重複歷史的過程中回味著民主。不不僅如此，我們甚至多次說「民主是人民流血流汗的結果」是「無數普通人犧牲換來的。」，可是到頭來，我們從歷史拿不到任何東西，而我們恰恰又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失去民主的。

就此，如果我們老是被失去民主的遺憾所糾纏，我們就會變成為否定的人和充滿醋意的人，而粘貼式民主有助於改變這一切。粘貼式民主提示我們，即使在過去的百年時間裡，我們的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都是失敗的，那麼，對於此一失敗，我們可以做出我們「拼圖錯誤」的解釋，也就是說，在民主的拼圖行為中，我們把許多應該和我們「個人」拼起來的圖，卻拼在了大人物的版塊上，那麼，現在糾正之不就是可以了嗎？

粘貼式民主的態度是這樣：做不到的事情，不做，不勉強做。能夠做到的事，竭盡全力去做，做好它。簡化處理某些事物，不止是為了做事方便，也是我們對事物的現代性的一種積極呼應。特別在民主這一方面，許多的傳統做法和傳統思想都存在著「捨棄」之必須，也就是說，把過去我們所熟悉的民主之教條、理論都當成「統一」的「信息」來處理，卸載它之上原本附著的「客觀」價值，對於我們來說，好像是意味著一種「失去」，其實，卻是我們自己知識世界的一場革命。

我們過去的價值建構是依賴於諸多的「條條框框」，是「條條框框」搭建了我們的「理論」建築，而我們自己就委身與其中。現在，網路世界的推土機已經把世界給碾平了，先前那溝溝坎坎的「資本主義世界」、「共產主義世界」和「第三世界」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在那個時代我們獲得的理論或者知識，已經沒有用處了，其中，再好的武器，都不管用。可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卻不這樣認為，他們以為「調轉槍口」就管用。比方說，他們以為把大陸當年批判蔣介石的方法用來批判毛澤東，就很管用，殊不知這是一種誤會，是同樣不管用的。民主之於我們不是要「清空」過去的一切，而是在「信息場」里，搜尋過去所有的有用信息，使之實現信息的最優交換。

論1966年的民主

其實，用事後的分析看，1966年的民主，也可以說是粘貼式的，毛澤東造反了，寫了一張大字報，廣大的學生、工人、農民複製了這個行為，也都造反了，正因為「複製」行為是廣泛的，所以，每一個被複制了的單元都構成了獨立存在的基礎，一個並非出於人們自覺追求的東西（派性的獨立和自立）造成了價值的最終確立，以至於到最後，人竟然變成了派性的「攜帶者」。回過頭去看，無論是在毛澤東的設計中，或者是人民參與時的動機中，你都找不到文化大革命是要給每一個人生產「派性」的問題，可這樣的問題擺在了每一個參與者（包括毛澤東）的面前，誰都不能迴避。在這裡，如果當時的人們認為「無產階級民主」本身就包括了「兩大派」的對立與對抗，那麼，一個完整的民主，已經被六六運動（即「文革」）給立起來了。可是，事實是，「兩大派對立」的民主現象，在被當時的造反派們判斷為「資產階級派性」時，民主就失去了。

在這裡，民主的失去並不意味著粘貼行為是錯誤的，而是沒有對粘貼后出現的民主局面給以民主的解讀，也就是說造反派用一元化的思想解讀了多元化的局面。

在網路時代以前，類似於粘貼的行為這叫「模仿」，在網路時代之後，說複製、粘貼更加準確，所以，當我們事後對於發生於46年前的文革在被當權派「徹底否定」之後，為什麼一有風吹草動就會不請自來的問題，至少有一種不同官方也不同於自由知識分子們的解讀了。

用模仿論分析1966年的民主，固然可用，但是它存在著一種理論的「危險境地」，即它需要給政治上的模仿行為提供充足的理由；而此諸理由的展開，必然涉及到道德問題。在道德環境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模仿論可以給1966年民主提供價值，但道德環境一旦發了生變化，模仿論就被迫走到道德「的險境」或「絕境」了。對比地看，粘貼論沒有這樣的麻煩了，它以技術的手段複製和粘貼的民主，一勞永逸地脫離了道德的領域。在粘貼論中，一個人要「複製」什麼（相當於「偷竊」）， 「佔有」什麼（相當於「搶奪」），誰會說是「偷竊」「搶奪」呢？誰會想到道德問題呢？

論1989年的民主粘貼

2007年5月，我在寫作《誰為89運動的失敗負責》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問題：「誰是89運動的發動者和策劃者？」尋找來尋找去，沒有尋找到之。因此，我斷定1989年的民主運動沒有傳統理論上的「發動者」或「密謀者」，那麼，一個沒有發動者的運動怎麼可以成為氣候呢？我說了模仿；模仿什麼呢？模仿1966年的政治運動，聯繫到89運動中的學生行為，如貼大字報，自由集會、遊行、示威、罷課，成立高自聯，各校、各地之間的大串聯等行為，都是23年發生的文革運動中學生行為的「翻版」，我立定了這樣的判斷。今天，在89運動23周年前，我堅持上述判斷的思路，認為89運動者粘貼了66運動。

在粘貼式民主運動中，傳統意義的「發動者」、「密謀者」就不重要了，沒有他們，運動照樣可以掀起來。粘貼行為 不再需要一個有權威的中央性機構來做為運動生成之首要要件，它是網路行為的一種「分散式」的建構，是「群生」現象，是在沒有英雄領導人物存在下的一種運動現象，有著「自組織」的能力。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粘貼行為涉及複製，而複製行為又關乎切割，那麼，89運動中的學生們，只複製和粘貼66運動的學生行為，就理所當然。換句話說，他們拒絕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整塊」，只要其中的學生運動，這樣的動機無論是在當時或者今天，人們都可以清楚地看見。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就不得不涉及一件很棘手的發生於89運動中的「湖南三勇士事件」，分析一下粘貼運動可能遇到的窘境。

1989年5月23下午，湖南青年人余志堅、喻成岳、魯德成三人來到天安門廣場，想親自給學生運動助威，直接支持一下學生運動，但是，到達天安門廣場后，他們的願望落空了，廣場的學生們完全拒絕他們的參與，根本不理他們的茬，一時間，他們遇到了如此的尷尬：在遙遠的湖南，他們可以聽到廣場上的學生運動之呼喚，要求全國人民支持他們，但是，眼下作為「人民」來到了廣場又被拒之千里之外，其「支持行為」不但得不到學生們的承認，反而有可能被懷疑是「學生運動的破壞者」，氣憤之極，他們向天安門城樓懸掛的毛澤東畫像波了墨汁……，於是，就被天安門廣場的高自聯糾察隊給「扭送到廣場派出所」。就此，三勇士分別坐了16-20年牢。

我記得余志堅刑滿出獄來到美國后，有幾位當年的「學生領袖」，當著他的面，為當時學生們「扭送」行為表示了「深切的懺悔」，這樣的事情，我看在眼裡，一種想在心裡，我假設三勇士的行為由當時的大學生們來埋單，自然不需要事後的這一番「懺悔」，可是，後果怎樣，誰可以預料？因此，竊以為如果不就此深入研究下去，那麼，89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就是一句空話了，而現在，海外民運人士大多都滿足於「空話式」的結論。

在上述行為之，當年學生領袖們的「懺悔」很是感動人，坐了20年牢的余志堅不會不為之感動，也許因為有此一番「懺悔」，學生領袖的「負罪感」也就消失了，如此，大家都過得去。可是呢？我認為這有問題，於其說學生領袖的認罪和懺悔不明不白，不如說此行為是對當年運動中複雜事情刨根問底途徑之堵塞，無論怎麼說，以「懺悔」就沒有事了。

我是這樣看的，1989年5月，學生們粘貼自己的運動是用不著非議的，如此這般，學生們拒絕外部人員（當時叫「社會閑雜人員」）進入運動是必須的，沒有這種拒絕學生運動就不會發展到已經達到之程度。況且，粘貼行為是關乎自己的，拒絕他人在所難免。學生「切割」了文化大革命的學生運動這一塊，舍過了他們認為的「社會大動亂」的「整塊」，所以，讓運動保持在純粹學生運動性質之上，是「粘貼」的要求，沒有什麼錯誤可言。只是一點需要注意，大學生們的粘貼行為在已經引出了民主之後，民主模式（粘貼式）就存在著和民主本身的矛盾。於是，一種相對狹小的民主模式向一個更加大的民主模式轉化的迫切性就由此而產生，但是呢？當時被如火如荼的運動蒙得暈頭轉向的大學生們沒有能力可以看見全局，由此，他們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想把大學生們的粘貼式運動轉化為全民（市民、工人、農民以及普通幹部）粘貼式運動。也就是說，當運動要換一個更大的版本時，學生們拒不換，要死硬地堅持自己的小的版本。

依據粘貼式民主論的基點，人們可以發現1989年學生運動呼喚出來的民主在一種積累的意義呼喚著「社會閑雜人員」在學生之外圍參與運動，於是運動就形成自解放軍進城之後的第二波，從而擠破了此前狹小的學生模式，形成了北京市民參與運動的全民模式。與此相應的是，民主的意義不斷地被放大，一種模仿學生行為的全民粘貼，成為運動的高潮。此刻，是民主的廣泛意義支持了所有中國人對於民主的粘貼，不光光是學生，「社會閑雜人員」也都享有民主運動的參與權。就此而言，湖南三勇士此時雖然身陷縲紲，但是他們的行為的民主意義卻是鮮為人知地發揮了作用。

粘貼式民主的現實意義

民主運動有兩種形式：有發動者發起的和無發動者興起的。前一種運動是最典型的民主運動，也是上了教科書的東西，很現成；而後一種民主運動卻並不是這樣，它目前還處在無章法可循之階段，不用說教科書上是找不到的。

前一種民主運動之模式，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當權派高層有意識地放鬆政治控制，想給以政治運動方式推進民主進程的人準備一個空間，如上一個世紀80-90代台灣的國民黨高層那樣（也包括1966年的毛澤東）。但是，我要說明的是，高層一旦沒有這種打算，不放鬆政治控制的任何一點空間，后一種運動模式就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了。

中國在百年民主革命之後，已經具備了能夠為中國民主運動提供足夠領導力量的人物和團體，可是呢？中國專制主義高層對此抱著「強勢的高壓」，使得正常民主運動生產的渠道完全被堵死，類似於「政黨」的組織處於一種「被冷凍」的「休眠」姿態，而那個壓不住的民主，必須會以另外的方式表現自己。粘貼式民主論就是這樣的政治空間顯示出意義的。

 在粘貼論中，民主作為一種普通事業，不再是「偉大」的了，因此，它和普普通通的人可以發生直接關係，不僅如此，在政治組織因極端壓制而不能發生功能時，粘貼式民主呼籲「個人」行為，於是，就出現了生物學上的「群現象」，各自為戰的個人粘貼者就像螞蟻、蜜蜂那樣地在民主的「群系統」中發揮類似「本能」的作用。也正是在這裡，人們才有幸發現民主的「生成」現象脫離了以前的「有王」時期，出現了，類似於生物學上的「本能」平等。

2010-5-12

（本文首發與《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