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真的 「告別革命」了嗎？

中國真的 「告別革命」了嗎？

——再論茉莉花革命兼論國民黨已經「告別」了的革命為什麼還存在於共產黨社會？

武振榮

1、革命的傳統定義

在我們中國，人們熟悉的革命定義是由恩格斯所做出的：「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8卷第344頁）。經過列寧的解釋和毛澤東的引用，它成為一個婦孺皆知的政治用語。所以，說「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或者說「共產黨是革命政黨」在茉莉花革命以前，怕沒有人說不對。

可是呢？事情變化的真快，甚至出乎人們的想象。2月15日，中國吹起了「茉莉花革命」之風，5月14日，被稱為「胡錦濤文膽」的俞可平著文宣稱：「如今中國是告別革命的時代」。言下之意，革命和中國再也不沾邊了。既然是這樣，中國怎麼會出「茉莉花革命」呢？如此的事情使我想起了寓言只的那一隻鴕鳥，它一旦把自己的頭埋在了沙子里，就相信世界已經不存在了。

茉莉花革命對於中國人民來說起了什麼作用？本文不打算展開議論，只是說它一開始就把中國共產黨從60年一貫的革命論者逼到了 「不革命」一端了。如果人們對於「不革命」的共產黨歷史有一種記憶的話，那麼，1966年的人民大造反事件中共產黨「不革命」、「反革命」的那一段歷史就有可能被勾畫出來啊。誠如俞可平所言 「 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都不會想要革命，聽到革命就會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胡錦濤智囊俞可平：政改是必然 中國告別革命(圖)》），言下之意是，中國告別了文化大革命也等於告別了革命；因此，現在的中國沒有革命，不存在革命！

我個人是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我有著許多不同於別人的切身感受和體會，從來就不人云亦云。感受與體會其中之一是：人民一旦革命了，共產黨人一下子就被逼到 「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境地了。因此，在時隔45年後，人民對茉莉花革命的呼喚和嚮往又一次把共產黨當權派逼上了當年的「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使得一個在革命起家，並且以「革命」的名義實行長期專政的黨不得不否定革命。如果說許多人對於目前所出現的這一變化還不敏感的話，那麼，本文就做出提示。也就說，在人民不革命時，共產黨叫人民革命；但是人民一旦革命起來了，他們反過來壓製革命、扼殺革命，鼓吹什麼 「告別革命」的言論。朋友們：如果這裡敘述的問題僅僅是一種理論的構造，而不是和我們中國人民最近歷史與現實交織在一起的話，那麼，「告別革命」又什麼不好呢？革命時代，人民沒有肉吃，現在不是有了嗎？

2、往事的回憶

理論——這東西是人為解決問題而鬧出來的，可是，在許多時候它往往會成為人們的絆腳石，有的時候，它甚至把人要引入歧途。回想茉莉花革命之風沒有吹來之前，我們中國人對於革命存在著多麼大的迷茫啊？革命對於中國到底有必要，還是沒有必要？它是建設性的，還是破壞的？是有價值，還是沒有價值？是一次性的，還是多次性？它應當結束，還是繼續進行等等問題好像都存在著重大疑問，唯一沒有疑問的是，革命與「暴政」、「專制」之間的關係似乎是「鐵定」的。如果說在共產黨一方，這個理論性的東西因於共產黨統治密切相關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麼，在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之間和中國民運人士中間，「自由」發布意見所引起的結果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國家」——這樣的問題即使可以撇在一邊，不予理論，100年前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此後以各種名義興起的無數次革命卻是一樁樁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所以，在自由人士和民運人士還沒有整理和解讀出它的基本意義之前，革命價值面臨解體的危機。年初，多虧了從中東吹過來的茉莉花革命之風，它把那些無用的廢紙片全給颳走了，使將過「百歲生日」的中國革命之「頭腦」，忽然間給清醒了許多。

於是乎，情況有了極大改觀，那些過去曾經批判革命、反對革命的人也紛紛變成新革命的擁護人或者支持者了。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突然引起了如此強烈的反映，說明了什麼呢？本文關心的問題也在此。

3、網路之水所造成的茉莉花革命

所謂的「茉莉花革命」，其實是被網際網路「激活」了的一種革命。就「激活」二字來講，它在未被「激活」之前是「存在」的，因此，它不是一種無中生有的東西，也不是什麼「舶來品」或者「外來貨」，這是我們認識它應該把握的第一點；第二點，它是網路之水造就了的革命，是在新技術、新傳媒和新時代里「湧現」從來的新革命。

如果說傳統革命是用「槍杆子」搞出來的，那麼，茉莉花革命卻是由網路的自由風氣造成的。正因為如此，所以，革命在網路里卸載了傳統革命的兩要件：一革命的政黨；二革命政黨所創建和掌握的革命軍隊，進一步的觀察便會發現，被卸載了的這兩個要件都離不開一個數以數十年記的時間，也就是說，網路所「湧現」出來的這一場革命，是傳統革命的模式無法描述的。在缺乏上述兩要件的情況下，「湧現」出來的革命是人民直接上街的模式，其情形使人很容易聯繫起「搬家」過程中的蜜蜂出巢或螞蟻出洞現象，是不可數計的一種生物學現象。與此相關的是，傳統革命「數以數十年記」的時間，也變成了「數以天記」……。一句話，站在傳統立場上看，根本就不可能的革命，畢竟是成功了。

沒有一個成功得組織得很嚴密而且又非常龐大的革命政黨，沒有一個可以使這個政黨自由運用的革命軍隊，僅憑烏合之眾如何能夠戰敗強大得「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獲得成功呢？若不是突尼西亞、埃及革命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誰不認為它是一個天方夜譚式的問題呢？這樣的革命在人們事前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卻「湧現」出來了。

茉莉花革命之風，對於世界上所有專制、獨裁的國家來說，都意味著一種「革命」的未來，它最終要把專制獨裁者們吹得東倒西歪。

4、革命的「休眠期」或者「休眠著的革命」

就「激活論」分析茉莉花革命，產生了茉莉花革命的國家都在此之前發生過「革命」，突尼西亞（1957革命）和埃及(1953革命)是這樣，目前正在進行之的利比亞（1969革命）也是如此。就是說，此種國家的人民此前被革命「激動」過，只是在「激動」過後的一長段時間裡，「革命休眠」了，是茉莉花革命之風，把「休眠」的革命吹醒了，這同時也意味著，被茉莉花革命所反對之政府大都是在革命中建立的，都曾經以「革命」的名義無期限的統治本國人民。照此而言，中國也不例外。100年前，中國就產生了聞名於世的辛亥革命，此後又產生了一連串的革命（包括中國共產黨革命）,但是卻同樣遇到了「革命的休眠期」。因此，我有理由認為，茉莉花所「激活」的革命就是它——「休眠中的革命」。

和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認為茉莉花革命其實是「二次革命」，因此，它的「裝置」是在第一次革命進行中就已經有了的事情，不是一個人喜歡它，它就存在；不喜歡了，就不存在的東西。「革命后」的社會如果依然存在著專制（不管它是什麼形式的，叫什麼名字），都是茉莉花革命滋生的溫床，最終都要「茉莉花開」。

其實，被今天的人叫做「茉莉花革命」的事件，在1966年中國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中就已經發生了，並且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只是這一場革命在以毛澤東方式收場，並被毛澤東之筆圈點時，其價值就不易辨認了。所以，在高層禁止茉莉花革命的今天，俞可平的文章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嚇人，一點也不奇怪。

其實，權力回歸於人民，——這才是革命的要害。在任何時候——我補充說在「革命后」的任何時候——人民要求權力回歸的行為都可以用「茉莉花革命」圈點。中國在1966年之前，權力不在人民手裡，人民「造反」以奪取地方性政權的行為無論如何都是革命的。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在被打上了「錯誤」的標籤后，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進入了「休眠期」，那麼，從中東刮來的茉莉花革命革命之風，吹醒了它，從而使我們中國人對「革命」的人類一體性和世界一體性做了一次直接的觀察。

現實事實是，在革命的休眠期內，人民心理產生了大面積的悲觀情緒，以至於許多人認為，專制和奴役本身就是生活的法律，不可反抗之，只有老老實實的「認命」做奴隸，更何況缺乏兩個革命的要件，專制政府是打不敗的，茉莉花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如洪鐘一樣的像人民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聲音：革命絕不能停頓在人民去權力的時間和地點內！

議論至此，俞可平的「告別革命」的話還使我想到了另一類社會，在它裡面，的確產生出了「告別革命」的現象。

5、台灣和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為什麼沒有受到茉莉花革命的影響，反倒在全世界範圍內為茉莉花革命擂鼓助威呢？

俞可平的「告別革命」的話，如果指的是台灣和正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那麼，我不反對，只是略做一些補充性陳述而已。就此，我認為在我們生活著的世界里，的確有一類社會「告別」了革命，如果說這僅僅是一種現象的話，那麼，在它的背後卻隱蔽著不為人注意的問題，本文試著研究它。

在對問題的進一步論證中，如果要繼續使用「告別」二字，那麼最簡單的解釋是一句話：只有民主才可能「告別革命」；舍民主之外，革命是沒有辦法「告別」的，只有「完成」它。

我的觀點如果說有一點新意的話，那麼，就是被「告別」了的革命事實上非但沒有結束而且來得更頻繁了。在專制條件下，革命或者是每隔「7、8年來已次」，或者每隔20年、30年、40年來一次，都是一種無序的東西，就如同自然狀態里的大地震一樣，有著「不測准」的性質，可是呢？民主的制度對之做出的安卻是獨具匠心的，以至於把「測不準」的革命細化在一種人為的以法律的方式固定的每間隔若干年就「革」一次「命」的秩序之中，是「天意性」的「不可預測」的、難以把握的革命，置身於一個事先安排好了的、按照準確時間、在確定地點，以確定方式發生的革命。也就是說等不到「想革命」的人發動革命，革命會「送上門來」。於是，革命——在不民主條件下因人受到極度壓抑才爆發的行為變成為一種法律的「設計」、完全人「造」的東西。就此，你說人們已經「告別了革命」，我不反對，但是我認為，你的話之意思如下表達會更準確：每隔4年或5年，人們就「迎接」一次革命。

革命無非是改朝換代，可每4、5年就來一次改朝換代的運動就把革命「編排」為一種類似於「遊戲」的行為了，就此，說革命被「告別」了的話，好像有點不妥，它事實上變成了民主條件下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道家常飯菜，沒有了它，就沒有了民主，沒有了公民生活。政府在無災無罪中換代，公民在無災無難中革命。

就此，我們去分析，年初大陸發生的茉莉花革命之風波，為什麼在台灣社會沒有引起任何緊張反映之問題，不就是一清二楚了嗎？相反，台灣人民和台灣的政黨反倒為茉莉花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擂鼓助威。就此，我說茉莉花革命是一面照妖鏡，在它面前所有專制社會和獨裁政府都會現出「不革命」的「醜惡嘴臉」不就是事實嗎？哪些國家怕它呢？人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中國高層能夠「告別」茉莉花革命嗎？

其實，如果我們是研究問題的人而不是一夥愚昧無知的傢伙，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認識到共產黨專政的社會裡依然存在著革命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之問題不僅僅是一種普通理論，也不是一種普通認識，是關乎中國的生活與生命的重大問題。其實，毛澤東的晚年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到了於他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都沒有達到的「高度」，也可以說弄得人人「都知道」（毛澤東語），只是，他的「革命」到最後被自己搞砸了而已；在毛澤東搞砸的那一場革命中，普通人有沒有收穫？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毛澤東怎樣搞砸了的問題，這裡不做研究，我只是強調毛生前公開承認了共產黨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同樣存在著革命。問題是，毛澤東搞砸了的革命，共產黨人再也不敢搞了，這是一個傻瓜真理，和傻瓜照相機一樣，用不著誰教，可在它的另一面，被毛搞砸了的革命，人民要重新搞，並且要搞成功，卻是一個不被人注意的情節，俞可平「告別革命」的話，有意地聯繫著文化大革命，其用心之良苦用不著我揭露。

問題就在於，目前中國的茉莉花革命沒有成功，被禁住了，但是，我們利用網路技術對於未來的茉莉花革命做一種模擬，試看一下它是一副什麼樣的圖畫？學生上街，市民上街，農民進城，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各級當權派人人自危，各地的人民群眾自行成立自治組織，紛紛集合在自己的旗幟下……，街道上到處是遊行示威的隊伍，各級地方政府門前聚集造反的人群……，或者被奪權，新出現的政治高端人群再一次彙集北京，中央政府癱瘓，人大也許變成真正的人大……。此刻，那些平時龜縮著頭的人們，搖身一變，變成呼風喚雨式的領袖人物，而那些平時「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的人，那些太子黨人，那些竊國大盜，腰纏萬貫的發了「改革財」的人會統統地膽戰心驚……。看著這一副畫，除少了個毛澤東外，不就是一個「完整」的文化大革命的克隆嗎？

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今天熱衷於倡導茉莉花革命的人中，沒有幾個想搞1966年的運動，可是呢？這個運動如果成功了，它無論如何都是1966年政治運動的克隆啊！

反對我的觀點的人可以說：「你說的不對，未來的茉莉花革命克隆的不是1966年，而是1989年。」如果這樣說，我不反對，但是你的意思卻留下了有待開拓的空間，不信，我就演繹一下如何？

未來的茉莉花革命中出現了「高自聯」，是很容易預料的事情，可是呢？工自聯，就不出來，農自聯就流產了嗎？肯定，你說「都出來了」；都出來這些組織幹什麼？你回答「要自己做事」；自己做事就沒有障礙嗎？你得承認「障礙相當大」，那麼，發揚王維林隻身擋坦克、北京市民赤手空拳地於戒嚴部隊作鬥爭的精神，不是又回到1966年嗎？如果在這個時刻，解放軍突然宣布「站在人民一邊」（如埃及茉莉花革命時的軍隊就拒絕鎮壓），那麼，這種事情就排斥了1989年，卻是還原了 1966年，又回到了我的觀點上了。事實也是，沒有人可以否認在1966年中國大事變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和「億萬革命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的」的歷史事實，而今天的茉莉花革命義工在向中國軍人們發出呼喚時（已經出現了「茉莉花革命告軍人們書」之類的東西），揭去1989年的那一頁，翻開1966年的這一頁不就是更明智的選擇嗎？

在有觀察能力的人的觀察之中，人們在突尼西亞、埃及已經發生了的和正在利比亞進行中的茉莉花革命圖像中，與其說看到了1989年的事件的再現，不如說是看到了1966年事件之重現！在埃及的革命中，被中國人叫做「派性戰」的事件在開羅廣場上的上演，「保皇派」騎著駱駝衝擊靜坐示威的人群的畫面，人們不會忘記吧？而進行中的利比亞茉莉花革命的「派性戰」已經演變成為不折不扣的「兩派戰爭」，是一個眼下的事實！

可見，「茉莉花革命」一詞雖然是在描述1957年的突尼西亞革命時產生的，但是在2001年的突尼西亞再次革命中，它變成了一個世界流行語。所以，它雖然很時髦，其實所指之物卻是一個早已被人說濫了的事實，我們中國人過去就熟悉的「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繼續革命」或「天鵝絨革命」等詞，都是對之的陳述，是說大凡以民主革命的方式建立的政權，無論其性質如何，如果在政治上沒有一種民主的了斷，就會使建立「革命政權」的那種革命再度發生。情況既然如此，那麼經歷了民主革命的政府如何應付它，就成為一個有很大選擇餘地的問題了。

主導革命后政府的人們如果真的具有「高瞻遠矚」的眼光，具有「寬闊的胸懷」，那麼他們對於自己掌權的社會裡的革命就不能不採取一種「承認」的態度，於此相關的是，他們在革別人命的時候必須容許別人革自己的命（瞧，這不是老問題嗎？），如果這樣的態度不是孤立存在的，那麼他們對於將要發生的革命就不會採取斷然的「取締」措施了。他們必須容忍，哪怕此種「容忍」會造成他們手中政權丟失的危險，容忍也是必須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個更大的選擇在壓迫他們：與其讓自己的政黨丟失政權，也不能造成壓迫人民的事實。1986年後國民黨的蔣經國和1990年前後的前蘇聯戈爾巴喬夫就面臨如此的選擇，同樣1966年的毛澤東和1989年的鄧小平也都面臨同樣的選擇。可是，他們應對的方式卻完全不同，毛和鄧，在面臨共產黨丟失政權的危機時，都最終忘記了他們口口聲聲念叨的「人民」，而站在了僵死的「保持政權」的一方。

1986年9月27日，在台北市圓山飯店集會的130名國民黨反動派們在公開掛牌營業時，當時的國民黨可以把他們做為非法組織取締之，並且相信費不了很大的力氣，可是呢？看透了世界形勢的蔣經國先生卻力主國民黨容忍，容忍的結果是14年之後，國民黨政權的丟失。國民黨失敗了——國民黨承認了這個事實，於是，它自己倡導的革命最終結果迫使它下台，如果說這種下台諷刺性地證明了「革命的國民黨」之「革命」的「勝利」的話，那麼，革命的辯證法之最後的贏家卻是國民黨。

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12月25日蘇聯巨變中，承認蘇共失敗的事實也包含著一種向人民低頭的姿態。正因為如此，所以巨變的前蘇聯高官沒有受到法律的糾纏，戈爾巴喬夫倒成為「另類英雄」的現實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對比地看，國民黨在執政時期，蘇共在專政時期，不都是也犯了屠殺、壓迫人民的「罪」嗎？但是，它的「還政於民」的後期行為等於「贖」了自己的「罪」，用不著法律的清算啊！

我假設1966年，毛澤東「還政」於廣泛「分派」的人民；1989年，鄧小平給學生和人民讓步，那麼，民主化后，就不會存在法律對前執政者的追究了。

傳統革命者在某一個時間裡取得政權——這不是一個值得非議的問題，只是他們在實際運用權力的過程里，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才變得日益重大了。在應對過程之，如果他們主動地讓權於人民，分權於他人，或者還權於民，那麼他們面臨的危險僅僅是「和平地失去政權」，並不必然的附帶「身家性命」，可是呢？如果他們在對應時間裡，理所當然的對之做了「身家性命」的解讀，那麼，「身家性命」的問題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啊。

7、茉莉花革命可以一勞永逸地鎮壓下去嗎？

我在上面的言論中已經說道了如下問題，即全世界所有未經人民同意而建立的政權都在茉莉花革命面前瑟瑟發抖，因此，你見哪一個經人民選擇而建立的政權在茉莉花革命面前要表白自己已經「告別了革命」呢？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豈非咄咄怪事？我說，在面臨茉莉花革命時，中國高層的「告別革命」的表態乃是世界上最愚蠢的行為！

單就理論講，中國既然已經 「告別」了「革命」，那麼在中國要要搞茉莉花革命的人肯定是要搞「動亂」，不鎮壓行嗎？無獨有偶，在1966年和1989年的事變中，人民行為曾經被套上了「動亂」的罪名，這一次也一樣啊！

既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使革命過時，那麼，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會如韓國、台灣或者美國、法國、德國等政府一樣地淡然處之呢？為什麼從2月15第一輪中國茉莉花革命之日起，專制高層就動用了「維穩」機器，保持絕對的高壓態勢，實行青天白日的「宵禁」呢？市民們連上街看花、散步及聚集的權利也失去了。到我寫作此篇文章的今天，情況愈來愈危機，茉莉花革命是禁住了，但是，依據事物的一般法則，不當禁的東西給禁住了，可當禁的東西卻又像雨後春筍地發生了，你有什麼辦法呢？

北面，蒙古事件還處於膠著狀態，南方又發生了新塘事件，中間加著專門針對政府的撫州三連爆和天津爆炸案，在這些突發性事件面前，「鐵的專制」就顯得非常脆弱和軟弱了，這樣的事使我想了古人的話：「仁義不施，攻守之勢易也！」今天，這個「仁義」就民主啊！

其實，人們只要善於觀察，就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高層人物已經是「黃土都壅到下巴的人」了，可是呢？他們卻自我感覺還有「百年」的壽數，所以，他們遇到茉莉花革命時，就只有兩種反映：一是騙，說中國已經沒有了革命；二就是殺，鎮壓。固然殺人、鎮壓有一種刀下見菜的效果，可是統治僅僅靠它，可以維持多久？難道不是一個更大更可怕的問題嗎？

前些天，香港人在紀念六四22周年時，打出了一個口號我非常贊成：「平反不如造反！」是說六四給予統治者們的時間與空間是有限的，執政黨作為一個歷史上出現的「有限公司」應該準確把握時機，對自己的自我應該準確定位，要不然，它不光是失敗，弄不好就會喪身於萬丈深淵。

8、茉莉花革命後會不會產生獨裁？

在解釋年初中國茉莉花革命時，我用「分散式裝置分散式存在」的網路用語，提出了社會生物學上的「湧現論」（見《論茉莉花革命的聚集》一文，《民主論壇》上載），依據此說，茉莉花革命難以用對付傳統革命的方式杜絕它，其中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參與革命的人行為組織方式經由網路之路，變成了一個網路世界才有的「社社會生物學」現象，觀察它，就表面看，它一種是沒有人刻意組織的「一窩蜂現象」，其實，它是一種高度的自組織行為。在這樣的革命中，每一個人假如是一隻蜜蜂的話，那麼，一隻蜜蜂並不比另一隻蜜蜂有多餘智慧的事情就杜塞了傳統革命中的那種革命家「專政」的渠道了，所以說，革命的民主結果不只是在革命終端才出現，而是在革命「湧現」過程中發生的。

對比地看，傳統革命的組織結構是很有特徵的，孫中山先生說它是由「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和不知不覺者」三部分人組成的，毛澤東說它是「革命領袖、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此三部分組的話，都是一個意思，即在革命的框架中人立於特定等級（儘管存在著很大的流動性）之中。也就是說，人在革命初始就已經這樣地被編排在等級性的革命秩序中了，而茉莉花革命卻沒有此現象，大家都是在「白痴」的基礎被組織的，誠如一位科學家在描寫蜂蜜搬家的決定是如何做出來時所言的那樣：「這是一個白痴的選舉大廳，由白痴選舉白痴，其產生的效果極為驚人。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是徹底的分散式管理。曲終幕閉，按照民主的選擇蜜蜂挾著蜂后和雷鳴般的嗡嗡聲向著通過群選的目標前進」（見凱文·凱利著《失控》一書）。

如果把上面我說的茉莉花革命進程中的「民主性」於茉莉花革命都是「民主革命后」之現象聯繫起來思考，茉莉花革命這個眼下很時髦的革命也不過是我們中國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說過了的「民主革命的補課」啊！

2011年6月18日

《民主論壇》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