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

https://big5.backchina.com/?282868

論共產黨在1966年的失敗

作者：武振榮於 2011-1-28 08:2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

論共產黨在1966年的失敗

民主日記（32）

武振榮

【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晴）】中國事情的難辦之處在於，應當研究的事物卻沒有人研究之，許多不需要研究的事情人們卻煞費苦心的搞什麼「研究」，如果說研究者都是有知識的人，那麼，這等人的作用就不可以小覷。說實在的，毛澤東死後的中國社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問題堆集如山的社會，急需要人們對於做出研究與整理，可是，當這樣的事情在共產黨人做不來時，鄧小平用「政策」取代研究的行為就必然奏效。於是，人類的本能就變成為引導「改革」的動力了，以至於弄出了個「中國模式」；現在許多人都在熱衷於談論「中國模式」，可是任何一個人的談論都摸不著門，原因就在它不是運行在人類智慧的水平上，而是在類本能一邊里的摸索，所以，理論的方式和它是不對口的。換句話說，它不是來源於「理論」，所以「理論」的說明之於它等於「對牛彈琴」。惟其如此，在這裡明眼人如果可以看出一個「辯證關係」存在的話，那麼，就可以這樣說，前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精神「過頭」的事情在后毛澤東時代里，就表現為精神的「短缺」。譬如說，我在此一組文章中，提出了「革命黨」在民主革命之後要必然經歷一種政治失敗的途徑才可以最終地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問題，此問題在涉及國民黨，我的論述得了《民主論壇》編輯洪哲勝先生的肯定，他給我此文寫的《編者按》說：　　「當國民黨選輸時，它認輸，也服輸，乖乖交出政權，很好！武　　振榮把這看成是一股歷史潮流，也很好。」可見，在對「革命后」時代民主化的研究上，是存在著一種共識，而尋找它，對於我們中國目前的民主運動有著很大的幫助。情況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們對中國共產黨人在近60多的時間中有沒有失敗的問題，卻沒有多少研究，如果說有人研究，那也不過是「貓兒蓋屎」式的，是一個表面的現象。其實，早在1974年，我就以理論的方式提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失敗的話題，可是，因為我的書稿在中國不能公開發表，所以，我的見解不為外界所知曉，直到今天為止，當我在提出了共產黨在19 66年失敗的觀點時，許多讀者也許摸不著頭腦的。 1966年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是它極度推進「革命」的結果，而這一切的一個轉換的關鍵是：共產黨設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由毛澤東個人加力之後，出現了一個急轉彎，黨的運動一夜之間變化成為人民的運動了，而各級共產黨組織被當成為「歷史的絆腳石」，被「造反派人民」給「一腳踢開」了，除軍隊外，所有的共產黨組織在一夜之間就給崩潰了，當權派受到了人民的廣泛的批判，原因無非是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陽奉陰違，耍兩面派」，非但不敢「引火燒身」，而是「千方百計的搞陰謀，扇陰風，點鬼火」，「鎮壓人民群眾」，「企圖矇混過關」……，也正因為這樣，文化大革命在「廣大革命群眾」的直接參與下變成為一個「整」共產黨當權派的政治運動了；也僅僅以為共產黨失敗，這時中國社會才產生了「66民主」（見《武振榮論「文革」》）。問題是，1966年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是一種「特殊」的失敗，此種失敗所引出的後果也是很「特殊」的，也就是說，它僅僅是中國的事情，任何國外的理論模式都解釋不了它。所以，在今天可公開看到的文字中，很少有人和我持相同的觀點，視文化大革命為共產黨的一次失敗。當時，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沒有認輸，是毛澤東個人以自己的權威強迫共產黨認輸，黨內沒有站出敢於公開反毛的人士，所以，是一種在毛的「挾持」下的認輸，由此，在毛澤東死後，原本就被毛「挾持」的黨翻臉不認人，它否定了1966年億萬人們群眾的革命行為，並且運用文化大革命時的「顛倒實事，混淆黑白」的手法，出示了一個「壞人當道，好人（共產黨當權派）受難」的文本，於是，「革命黨」在「認輸」、「服輸」過程里可能出現的民主就被「耽擱」了。對於此如此重大的問題，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們」又講了些什麼呢？眾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人民群眾參與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種動機是要它「徹底」。今天，在民主革命100周年之際，我們回憶和尊重40多年前此一「人民的偉大發現」，紀念活動就不會走過場了。 1966年中事變所導致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失敗是如此的明顯，以至於共產黨組織幾乎全都亂了套，下級找不到上級，上級保護不了下級，沒有黨員過組織生活，沒有處繳黨費，也沒有發展黨員，而廣大不當權的黨員，一夜間變成了「造反派」，沒有一個人以「共產黨員」的身分行事，既然如此，可是國人對此的看法卻又是如此的模糊，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毛澤東──這個人的作為沒有大家看清楚。 1966年，毛澤東作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卻在8月5日，模仿紅衛兵的行為貼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是他的這一「炮」，把一個好端端的「黨中央」給打得稀巴爛，只剩下一個「黨中央」的空殼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毛澤東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失敗，認為搞了「17年專政」的共產黨在1966年的收穫是「資產階級專政」（當時叫「黑線專政論」），可是，毛沒有服輸，相反他認為只要把共產黨內的「垃圾」（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習仲勛、薄一波等）「吐故」了，共產黨就可以好了起來。結論是：毛澤東個人認輸，卻沒有服輸，因此，共產黨失敗就成為「半截子」了，也就是說，共產黨政權大面積的喪失是「人民群眾」造反「奪權」的結果，而「奪權」的行為沒有得到民主理論的解釋與說明。真實情況是：社會已經有了百分之百民主的事，卻沒有民主的「理」。 1969年，毛澤東用「整黨」的辦法恢復了已經在失敗中崩潰了的共產黨各級組織，於是，失敗了的共產黨又給「死灰復燃」了，中國民主也跟著消解了，人民組織組織被取締了，觀點被禁止了，派性受到了全社會的批判，共產黨當權派「捲土重來」之勢形成於毛澤東活著的時候，等毛死後，鄧小平的「公開復辟」行為徹底壓制了66時期的民主，直到今天為止，此種壓制還一如既往。從辛亥革命開始到1966年大運動為止，民主打破了中國社會傳統的地域性劃分人民的模式，出現了大陸內部高度統一的現代政治分化過程，以至於幾乎每一個人由此而獲得了一個觀點，這如果這不是辛亥革命后的民主的成果，它是什麼就不好說了。把目前台灣社會民主化之後出現的現象，看成是「文化大革命」在台灣的重演（流行語「不到台灣不知道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的話，就是例子），的確是一個很有水平的見解，可惜，這種見解的內在價值卻沒有被解讀出來，所以，它最多變成一句「流行語」。我的結論是：1966年中國共產黨的失敗和中國國民黨在1949年的失敗有一點相似，所以，應得的民主的「果子」都沒有「成熟」。在台灣國民黨搞了個「長期戒嚴」，共產黨在大陸搞了「改革開放」。共產黨想避免「失敗」，可我明確無誤地告訴他們，「失敗」是不可免的，不是象國民黨那樣痛快的認輸、服輸，就會象蘇聯共產黨那樣在一夜間崩潰。可惜的是，民運人士沒有從1966年共產黨的大失敗中尋找出「打倒」共產黨的最佳方式，以我之見，這是一種失誤，其中好多人還用鄧小平「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談論文化大革命，以為「好人」被冤枉了，豈不愚蠢哉？目前，中國出現了「少東家專政」（徐文立語），「太子黨獨裁」，根子不就是他們那些「老子們」在 1966年的失敗被社會認為是「壞事」嗎？習近平、劉源、薄熙來、李朝原等，他們的老子們哪一個逃脫了「文革」被「打翻在地」的命運呢？由此可見，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劉、鄧、習、薄等人的「翻案」行為就是為「太子黨」上台在「鋪路」啊！前幾年，我寫作了《胡錦濤為什麼排毛？》一文，其中有一個意思，是說胡錦濤是要「排」掉毛關於共產黨在1966年失敗的思想和言論，以求徹底的「否認」失敗的實事，這樣的行為之反動性在當時很難看出，可是，在時間就藏不住了，由此，引出的結果是共產黨最後「乖乖交權」的可能就大大地減少了。共產黨和國民黨作為「革命黨」不是沒有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做了「貢獻」的，但是，這種「貢獻」如果成為他們建立長期專政的「基石」，那一定會被「基石」壓死的。用「革命」可以騙人，但是革命絕不是騙人的最好方式，革命過程中的「天意」成分總是會現身的。所以，我斷定，當「天意」和人民照面時，民主革命的果子就最後「成熟」了。下篇 ⊙上篇 ⊙目錄 ⊙目錄＠本文標題 ⊙投稿＋訂閱＋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