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回上海,是時間最短的一次。自然也去看了家父。
聽他嘮嗑時,知道他公園裡的打拳練身的朋友隔壁有個幫傭了10多年的保姆阿姨去年突然辭職回老家的鄉村了。有些蹊蹺。今年年初方知,阿姨是自己感覺身體不適,腦後頭髮際處的頸部似有硬塊,偶有疼痛感。
於是,阿姨決定,離開相處很融洽的東家,離開生活了數十年的上海,準備消極地對待自己余留的人生。
結果,耐不住眾人相勸,也是求生的本能慾望,又一次悄悄地來上海作了精密檢察,查出是屬良性腫瘤,狠了狠心住院動了手術,結果是,一刀就化了40萬人民幣,還沒有算進現在萬々少不得的塞紅包、求人聯繫住院等的「好處費」。
幸虧她拿得出這些錢,我對家父說。其實,沒有說出來半句話是,如果換作自己,萬一沒有醫療保險,這筆鈔票不知道從哪裡湊得齊啦!
她呀,沒準也是東湊西借的吧,說不定還上了私人的錢莊啊,家父說,如果自己有一天也有了這樣的不幸,你做小輩的千萬不要硬來,放棄吧!
你,怎麼可以這樣假設吶?!我說。
哪裡啦,不是很現實的問題嗎?萬一我先神志不清了,不能自己提出自己的主張什麼的,那不是拖累你呀!所以,為了預防不測,我已經在寫字桌里留下了一封書信...老人家若無其事似地對我說,彷彿又象是自言自語。
上個月收看「上海東方衛視」的節目時得知,目前上海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高達32%,形成近700萬的人群,超前跨入了老年社會。
一股愁悵,凄凄暮風,空氣有些窒息。
后又聽家父他說,一個原來中華書局老朋友的兒子,25年前去了香港。
去歲也是這個人剛到中年後的他流年不利,晨練時忽然感覺胸口發慌、心臟不適,擇日去醫院一査,果然是心臟有疾,是那種要儘快「搭橋」的不可延誤的疾患。於是,迅即被安排登記手術時間,被聯繫病床,一周后便順利地被推上了手術台。
如今已經是一邊定期康復治療,一邊正常地上班了。
問了一下,這個心臟「搭橋」手術,包括住院的病房費、護理、甚至於伙食費,他個人承擔的僅僅是600餘港元,幾乎所有的都讓香港的現行醫保制度埋了單。
一個社會的社會福利狀況帯給人們的生病、求生、醫療的難易度可以是如此的天壌之別。
聯想到我所在的日本。
眼下,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高達25%,日本又是異常的「長壽社會」。2015年出版的《下流老人(即社會底層老人)》一書的作者藤田孝典揭露,日本人老后七成上下的老人呈不同程度的貧窮化。
儘管有幾種形式的社會醫療保險,還配有個人負擔的醫療費年度超過10萬日元/戶時,超過的部分可由地方政府的福祉開支提供的相關條例。但是,還是有相當數量的老人不免承擔不起毎月的個人負擔的醫療費。
《下流老人》一書披露,老年貧困化迫使一部份的貧困老人選擇自殺,他、她們這部分人的自殺率相較一般人高出2倍。日本社會因而毎一年有3.2萬具左右沒家族認領的非正常死亡的遺體。
發生在2015去年6月的JR東海道新幹線一「下流老人」自焚事件即是一例。
71歲的林崎春生既使兼當清潔工加上養老年金,毎月17萬日元仍然讓他一個人入不敷出(日本人的生活開支、用錢觀念不同我們中國人),故他憤而在新幹線上狂叫「大家閃開!」,潑燃油自焚,結果,他自己死了不算,還造成拖累一人死亡、28人重輕傷的悲劇。
老人,特別是「下流老人」犯罪率的提升,其實是這個年齢層社會對生活環境的絕望與自棄。
日本有一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約有35%在商店順手牽羊行竊的現行犯是60歲以上的「下流老人」,其中40%不是初犯,重複多次犯行的「下流老人」也不是少數。
日本法務省2014年的數據中顯示,包括行竊的各種暴行罪在過去的23年中激増了約70.9倍、傷害罪則約12.4倍,甚至兇惡殺人犯也只増長了3.4倍。而這段期間內老人人口的增加不到2倍,顯示高齡「下流老人」的犯罪比例的確大幅增加。
一冊「日本老人悲歌」中寫道,日本老人犯罪率的增加,甚至逼社會還必須為這些突增的老年犯人增設監獄。老年犯罪已成為日本的嚴重問題,「只要犯罪,國家就會養我了...」。
這個社會,會迫使「下流老人」們產生「把我關起來吧! 我寧可吃監獄飯,讓國家養我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