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胡耀邦遠點,不禁忌中日友好--《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在4月16日發表題為「鼓吹照搬西方的人離胡耀邦名字遠點」的文章之後，4月18日發表了題為「中日友好不能成禁忌」的評論，文章簡介如下：
中日關係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持續敵對關係。但是，草根友好交流活動的展開為此後的關係正常化作出了貢獻。1972年實現關係正常化，基於《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兩國40年間保持了友好關係，可是在2012年9月釣魚島「國有化」以後，一直陷入僵局。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有必要認真解決如何改善緊張關係這一課題。
目前中日兩國當局都採取了長期作戰的姿態。加強經濟交流、民間交流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以改善中日之間的氛圍是一大關鍵。所幸中日對此均無異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關係趨於正常化。雖說如此，但如不恢復政府間的信賴關係，不謀求兩國政府關係的正常化，那麼關係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善。為此，應該重新確認過去40年間締結的四項政治文件，在政治方面重新構築信賴關係。
首先，應該在新的形勢下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里寫的「反對霸權」進行對話，推動在軍事安全方面建立相互信賴關係。它在新時代顯然有了新的內涵。
其次倡議「友好創新」。「創新」是中國最近常常使用的一個詞語。我所說的「友好創新」，就是要在持續40年友好關係的基礎上，根據新的形勢謀求新的創造性發展。目前出現過去40年的友好外交是失敗的論調。這是錯誤的，必須根據事實講道理。
最近在中日兩國說「中日友好」似乎成了禁忌。越是這個時候，我們越需要再次強調「中日友好」的重要性。日本需對安倍在歷史問題上表示抗議。對中國來說，不應該忘記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曾經幫了我們。雖說中國當前經濟規模已經是日本的一倍，但人均GDP卻僅有日本的1/5。中國還需要向日本學習，珍惜中日友好關係。
友好如何「創新」？提議開展「日中朋友之會」運動，不帶偏見地審視對方。超越歷史認識問題和政治對立，活躍地開展草根交流活動，開展利用網路的有靈活性的小團體活動，加深新一代的相互了解。
筆者早就主張，現在的全球化標準是美國標準，中日應該攜手主導，努力創立東亞標準，並將其升格為全球標準。

嚴峻的中日關係也許會持續幾年，但是我不認為能夠持續10年。
文章作者：凌星光。

 

「環球時報」去年第3110期 8月26日號於「國際論壇版塊」曽刊發同一作者 凌星光的：《中國不妨與日本站著談》。認為安倍在參院選舉獲勝后，多次示好呼籲舉行中日首腦會談。對此，中國外交部的表態是，日方不應將「對話」停留在口頭上，應切實正視歷史和現實，拿出誠意和實際行動同中方相向而行。日前，據共同社報道，安倍晉三有意謀求在9月上旬的G20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站著交談的方式進行接觸。
近幾個月來，中國採取暫時擱置政府間首腦會談的作法，使安倍一方面推行包圍中國外交，另一方面讓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或副首相麻生太郎訪華打開局面的策略完全落空。為此，日本開始焦急，日本輿論也議論紛紛。中方不予理睬的「越頂日本」政策，已使日本逐漸認識到中日外交的重要性。此次日本提出舉行非正式首腦會談，安倍認為即使被拒絕，也可向世界強調日方改善日中關係的意願。
在與日本右派鬥爭的過程中，中國必須講究戰略和戰術。但戰略和戰術不是絕對的，而是因事物的大小而異。中國同日本右派的鬥爭是定位為3－5年的戰略性任務，對正式首腦會談要採取謹慎嚴厲的態度，即必須堅持原則，具備各方面條件才能談。但非正式首腦會談應靈活一些。筆者認為，不妨考慮在G20會議期間借用非正式會談對日展開說理鬥爭。
舉行非正式首腦會談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強調共識，進一步發展友好關係;另一種是強調原則和堅定立場，進行說理鬥爭。

 

「環球時報」數番出現的作者凌星光 為何許角色？

凌星光（1933— ），浙江青田縣仁庄鎮垟心村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員。1978年10月進入新成立日中科學技術文化中心，該中心1982年經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批准為社團法人，現為日本文部科學省所屬的公益團體。會長野澤太三，原日本法務省大臣、原參議院議員；理事長凌星光，福井縣立大學名譽教授、日本日中關係研究所所長、又是日本華人教授會議主要成員之一。「環球時報」曽介紹社團法人日中科學技術文化中心在中國也享有盛譽，被中國國家外國專家局指定為國家公務員境外培訓機構。並於2010 年通過中國教育中介機構工作委員會、全國陽光留學綜合辦公室評審，正式被授權成為「陽光留學」駐日本境外聯絡處。凌星光還是國內一大學的客教。

下圖片中黃圈者即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