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孩子小的時候,學校里有午飯提供,這省了咱雙職工的夫婦不少事。然而,學校的活動很不少,節日上課、開運動會、郊遊、興趣倶楽部等,有不少時候須孩子自己帯盒飯去。
太太和我的主見是,盒飯重在量足、味美、便攜帯。
可是,我們一次一次、不同場合、不同季節、不同孩子的性別、年齡和個性上,屢屢見識了日本Momy的愛心盒飯。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在孩子的僅僅一餐盒飯上,被經受了無數次日本Momy's 愛心沖擊,從深程處謂之,其實是一種飲食文化的 strike !
我們首先被日本Momy們精心選擇的「弁當 ( 盒飯 ) 箱」 之外表的美觀所吸引。其次,日本的Momy們在飯菜的搭配、裝點上都極盡其很大的功夫,Momy們把「弁當箱」內分隔成若干小格子,並輔以可以充分施展各自擺放的藝術化了的盛菜器皿。主菜和副菜既突出了內容的多樣化,還在色彩搭配上潛心営造出視覺上的美感。如此一來,孩子帶的「弁當」於是便被賜予了多種生活兼藝術品的情調。
我的一位日本好友說過,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動機理論把人的慾望分成高低不同的層次,生理慾望是低層次的,安全感、愛與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等則屬於高層次的慾望。本來,盒飯就是為了填飽肚子這麼一種低層次慾望的攜帶食品,可事無巨細、處處精心打點的日本人則試圖賦予這種方式更多的社會和文化意義。
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弁當」是在大家一起時被享用的,因而也有其強烈的社會行為意識性。所以日本Momy們將
做「弁當」視為是向丈夫和孩子、進而對外界群體傳遞自己愛情、愛心與能力信息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自我實現的一種手段、機遇和途徑。每一次俟孩子們在眾人面前打開「弁當箱」,其實都是他、她們Momy的社會亮相。
與此同時,大家對於有創意的「弁當」,眾人會毫不吝嗇地送去讚譽之言。這種文化心理體現了些許什麼涵意呢,太太和我思索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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