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漢就要有堂堂正正的浩然正氣！

孟子的天命觀思想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於天必須百依百順，要懂得「盡心」、「知天」和「事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孟子重視道德修養，認為道德是天賦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如果人人能夠保持善性並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那麼「人皆可為堯舜」。孟子和孔子一樣都是周遊列國而弘道。孟子到齊、魏、滕、薛、宋、鄒、梁等國，所述乃唐堯、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之德及王道，受到魏惠王等的禮遇，被齊宣王拜為上卿，使其行仁政，民心歸附，多次避免了戰爭的發生。

當時孟子聲望頗高，據傳，孟子一次從齊國到魏國，途經干城被大雨所阻，一時間人們奔走相告，孟子住處門庭若市，登門求教者絡繹不絕。孟子見此地人如此好施樂道，決定留下講學數日。干城人也以此為榮，後來就在孟子講學的地方建「先師廟」，也稱「孟軻廟」。孟子不僅授徒講學，培養出了樂正子、公孫丑、萬章等優秀的學生，還與學生們一起著書立說。孟子認為君子必須只追求符合道義的東西，勸化君臣、百姓樹立道義至上、重義輕利的思想觀念，使德入人心。以下為他堅定不移勸善的幾個故事。

以義治國，何必言利

孟子來到梁國，梁惠王說：「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是有什麼對我的國家有利的高見吧？」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呢？只要說仁義就行了。大王說『怎樣使我的國家有利？』大夫說『怎樣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說 『怎樣使我自己有利？』結果是上上下下互相爭奪利益，國家就危險了啊！在一個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國家裡，殺害他國君的人，往往是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夫；在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裡，殺害他國君的人，往往是擁有一百輛兵車的大夫。這些大夫在一萬輛兵車的國家中就擁有一千輛，在一千輛兵車的國家中就擁有一百輛，他們的擁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義放在後而把利擺在前，他們不奪得國君的地位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反過來說，從來沒有講『仁』的人卻拋棄父母的，從來也沒有講『義』的人卻不顧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說仁義就行了，何必說利呢？」西漢司馬遷說自己每次讀孟子見梁惠王，常常感嘆不已：利實在是天下大亂的原因啊！

好善足以治天下

魯國打算讓樂正子治理國政，孟子聽說這一消息很高興，他的學生公孫丑問：「樂正子很有經驗嗎？」孟子說：「不。」公孫丑問：「那您為什麼高興呢？」孟子說：「他為人喜歡聽取善言且做事盡職盡責。」公孫丑問：「這些就夠了嗎？」孟子說：「憑這些可以治理天下，更何況魯國呢？如果喜歡聽取善言，就願意與善人結交，小人就沒有市場；如果不喜歡聽取善言，那真正的有識之士就會被拒之於千里之外，而那些進讒言的阿諛奉承之徒就會來到，他身邊要都是這些小人，要想治理好國家，怎麼可能呢？為官就要敢於維護正義和公道。不能盡職，不能盡責，當什麼官呢？」闡述了君子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正氣，識大體、明大義，以從善揚善為己任。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兩次來到齊國勸齊王行仁政而不被採納。當孟子第二次離開齊國時，齊國的尹士對孟子的學生高子說：「不知道齊王不能成為商湯、周武王那樣的君主，那就是不明智；知道齊王不可能，然而還是到齊國來，那就是為著期求好處。不遠千里地來見齊王，不相投合而離開，在晝邑住了三夜才走，為什麼這樣滯留遲緩呢？我對孟子這一點很不高興。」高子把這番話告訴了孟子。

孟子說：「尹士哪裡會知道我的想法呢？千里迢迢地來向齊王闡述王道，這是我自己願意的；勸諫沒有成功而離開，難道也是我願意的嗎？我是不得已罷了。我住了三夜才離開晝邑，在我心裡還是覺得太快了，心想齊王或許會改變態度的，如果他召我回去，我一定要利用好這個機會。等到離開了晝邑，齊王沒有派人追我回去，我這才毅然下定決心走。我雖然這麼做了，難道肯捨棄齊王嗎？齊王還是完全可以行善政的。齊王如果行善政，那豈只是齊國的百姓得到安寧，天下的百姓都能得到安寧。齊王或許會改變態度的！我天天期望著他能改變！我難道像那種氣度狹小的人嗎？向君主進諫不被接受，就怒氣沖沖，臉上顯露出不滿的表情，離開時就非得拼盡一天的氣力趕路，然後才歇宿嗎？」尹士聽了這話，說：「我真是個小人啊。」

以德服人，心悅誠服

孟子聽說齊宣王想用武力征服天下，第三次趕到了齊國，齊宣王問他說：「同鄰國交往有什麼原則嗎？」孟子答道：「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國的地位侍奉小國，所以商湯曾侍奉葛國，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聰明的人能以小國的地位侍奉大國，所以周太王曾侍奉獯鬻，勾踐曾侍奉吳國。能以大國地位侍奉小國的，是樂於聽從天命的人；能以小國地位侍奉大國的，是畏懼天命的人。樂於聽從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懼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國家。《詩經》上說：『畏懼上天的威嚴，才能得到安定。』」齊宣王說：「講的太好了！不過我有個毛病，我喜歡勇武。」

孟子說：「大王，請不要喜歡小勇。按著劍、瞪著眼說：『他哪敢抵擋我！』這只是個人的小勇罷了。什麼是真正的勇武？《詩經》上說：『文王勃然發怒，整軍備武保護莒國，增我周朝的威福，以此報答天下的期望。』這就是文王的勇武。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書》上說：『上天降生萬民，為他們設君主、立師長，要他們協助上天愛護百姓，嚴守道德規範，天下誰敢超越它的本份？』有一個人橫行天下，武王就感覺到恥辱。這就是武王的勇武。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如果現在大王也一怒就安定天下的百姓，那麼百姓還唯恐大王不喜歡勇武呢！」

孟子接著說：「大王如果對內施行仁政，減輕賦稅，讓百姓在耕種之餘學習忠孝、仁義、禮儀、守信的道理，必會使近處的人們安居樂業，而遠方的人也會前來歸附。如果哪個諸侯失道，使自己的百姓陷入了痛苦之中，大王前去討伐他們，誰能跟大王對抗呢？百姓簞食壺漿來迎接您，難道有別的要求嗎？只是想避開水深火熱的環境啊。如果水更深，火更熱，百姓也就只有轉望別人去解救他們了。愛撫百姓而統一天下，就沒有誰能阻擋的住他。」齊宣王點頭稱是。孟子因勢利導，從天理、民心的角度向齊宣王闡述王道，最終使其放棄了戰爭，實施仁政，齊國得到了大治，百姓們都非常感謝孟子的恩德。

仁者無敵於天下

孟子說：「唯有仁人才能夠無敵於天下，唯有仁政才能使國泰民安。如果在上的不依照義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約束自己，朝廷不信仰道義，官吏不遵守法度，君子觸犯理義，小人觸犯刑律，國家還能生存的，只是由於僥倖罷了。所以說，城牆不夠厚，軍隊不夠多，不是國家的災難；土地沒有擴大，財富沒有積聚，不是國家的禍害。不尊崇道德，才是國家的禍患。因此，進諫君王修德行仁，這才是恭敬；向君王陳述正理，使其消除邪念，這才是尊重；阿諛逢迎，這叫坑害君王。自身端正，天下的人就會來歸附他。《詩經》上說：『永遠配合天命，將擁有眾多的幸福』。居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住宅『仁』里，站立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禮』上，行走在天下最寬廣的道路『義』上；富貴不能迷亂他的思想，貧賤不能改變他的操守，威武不能使其意志屈服，此為仁人之所為。」
　　　　　　　　　　　　 
孟子生活的戰國中期禮崩樂壞，社會動蕩不安。然而他義無反顧地堅持弘揚道義，認為人們的差別不在於富貴貧賤，而在於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認為君子應啟迪人們心中的善念而使其歸於天理正道，這也正是勸善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