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二千多年前希臘有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是個「妻管嚴」的男士,在家裡時常被太太臭罵。有一天不知何故,老婆大人罵他之後,還不解「恨」,拿了一盆水,當眾潑在他身上,他幾乎成了落湯雞,眾人不知所措,但他卻慢條斯理的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打雷之後,就會下雨。」貝殼村的名人 63 就是這樣的人! 不過 63 現在村裡的處境很像歷史,有人罵他、還往他頭上潑神馬水!
中國人造字很有意思,想想『我』這個字,是哪兩個字的組合呢?是『手』和『戈』。『我』字,竟然就是「每個人手上都拿著刀劍、武器」。宣傳雷鋒對中國人的最大的毒害是那句話: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樣冷酷無情!
文革一開始北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卞校長被她教育出來的學生一拳一腳地打死,而且兇手都是些花季少女。這是需要足夠的獸性的,比本·拉登那些「革命烈士」瞬間引爆炸藥包需要更多獸性,否則不可能對朝夕相處的師長折磨致死。如此教育制度之神威可見一斑,什麼樣的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如此喪失人性呢?當然只有剿滅人性的教育體制,而這個體制是否受到反思並脫胎換骨?我們只能各執一詞了 卞仲耘是一個符號,是那個時代「被迫害致死」的符號。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髮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掛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裡側。兩個小時后她被推入馬路對面的醫院。在醫院裡,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鬍志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
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而中共元老之一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當時是高三學生黨員,該校革命師生代表會副主任和紅衛兵的領導人。師大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她和另外兩個高三學生貼出。該校另一位校友、旅澳作家陶洛誦2007年回憶,校園血案發生時宋彬彬在場:「8月5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
貝殼村有對中國的敵對勢力嗎? 沒有!我們都是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在海外居住的留學生和學者,我們都愛我們的祖國!我知道我比那些愛國者更愛我的祖國!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海外遊子有義務和責任談論國家大事!難道 14億百姓的命運就等著政治局9個常委來決定嗎?
我們還不應該反思黨幾十年來對我們的教育嗎?一年黨要花費百姓多少億的人民幣來宣傳主旋律??!!
「以德報怨。」是一種胸襟和雅量。當別人對我不好,我對他更好,仁慈待人!
「一笑泯恩仇」,我在貝殼村沒有敵人、有人把我當做敵人、那也是 無心的誤會和成見!
我的貼子也曾被貝殼村刪掉!很多時候也是 老 A 的無心的失誤!
我知道村裡有人對我的成見!對這些人沒有氣和恨,只有寬恕和寬容!
中國人都知道當後娘的不容易、為啥難為。
在貝殼村俺這八哥不是親哥是 「后哥」也很難為!俺是厚哥、人要厚道一點、俺的嘴就很厚實、肚皮也很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