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犯是如何搖身一變成了交通肇事的過程！！（轉載）

影響葯家鑫生死的量刑因素
      葯家鑫交通肇事後，向張妙連捅八刀（一說是六刀），致其當場死亡。在駕車逃逸中，又連撞兩人，被他人逼停。在警方前兩次有關交通肇事的訊問中，葯家鑫沒有交待其殺人事實。三日後，在家人陪同下，葯家鑫向警方交待殺人的事實。據葯家鑫交待，殺人動機是發現被害人倒地呻吟，怕被害人看到其車牌號，以後找麻煩，便從隨身背包中取出尖刀，對被害人連捅數刀，致其當場死亡。
     從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審判看，雙方對案件事實沒有爭議，對葯家鑫是否應當適用死刑，雙方爭辯激烈。由於法庭沒有當庭宣判，葯家鑫是生是死，仍然撲朔迷離。從量刑理論與司法實踐看，以下因素可能影響葯家鑫的生死：一是葯家鑫的殺人動機、殺人手段及其後果;二是被害人的情況及其家屬的態度;三是現行的法律制度;四是我國的法律文化傳統;五是民意。
     從葯家鑫殺人的動機、手段、後果看，非常惡劣、殘忍、嚴重。在交通肇事後，葯家鑫明知被害人沒死，不僅不施救，反而對其連捅八刀，刀刀致命。在殺人命案中，由於殺人者動機多種多樣，案件情況千差萬別，所以，殺人者非必死。在本案中，葯家鑫製造車禍在先，對被害人有施救義務，而他不僅不施救，反而連捅被害人八刀，致其當場死亡。葯家鑫捅被害人一刀可辯解為激情殺人，捅被害人二刀可強說為緊張殺人，連捅被害人八刀，只能說其犯意堅決，已無憐憫之心，徹底喪失人性。按照我國刑法的罪責自負原則，罪行相當原則，葯家鑫的生死，主要取決其犯罪行為、犯罪結果及主觀過錯。在本案中，葯家鑫至少有三重罪責與過錯：一是隨身攜帶兇器，反映出他平時就具有人身危險性。二是，犯錯后不知懺悔，反而殺人滅口，說明其改造難度大。三是對被害人連捅八刀，致其當場死亡，說明其殺人手段殘忍、犯意堅定，後果嚴重。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法庭給葯家鑫改過自新的機會，恐怕還缺少必要的理由。
     從我國量刑實踐看，如果被害人有過錯，可以減輕葯家鑫的罪責。本案中被害人毫無過錯，但按葯家鑫的邏輯，被害人錯在是農村人，農村人是很難纏的。如果「農村人，很難纏」的邏輯能夠成立，天下焉有公理？農民是我國的根本，黨和政府始終將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放在戰略高度去思考、去重視、去關心。儘管農民很弱勢，但他是我國社會重要的階層，葯家鑫對我國社會的重要階層抱有敵意，只能說明他主觀惡性大，具有反社會心理與人格。
     在殺人案件中，被害人屬於犯罪對象，犯罪對象的情況一般不影響定性，但影響量刑，屬於量刑的酌定情節。從被害人情況看，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父母的子女、丈夫的妻子，她身上肩負重要的家庭義務與責任。葯家鑫的八刀，讓孩子失去母親、成為孤兒，讓丈夫沒有妻子，成為鰥夫，讓年邁父母喪失女兒，成為孤獨之人。葯家鑫的八刀，不僅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釀成極為深重的罪孽，也使葯家鑫成為罪無可赦之人。
     在審判實踐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法庭可對其酌情減輕處罰。本案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明確表示，那怕得不到賠償，也要判處葯家鑫死刑。被害人家屬要求判處葯家鑫死刑的態度，與葯家鑫殺人時犯意同樣堅決。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一方往往將賠償作為與被害人家屬討價還價的籌碼，法庭也將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能否主動賠償作為判處死緩的重要理由。在命案中，被害人通常是家中頂樑柱，在其不幸死亡后，家屬屈從生活壓力，為了獲取必要的賠償金，會忍辱地向法庭出具諒解協議，但這決不是被害人親屬的本意，更不是法律就應如此。在本案中，無論是被害人家屬還是法院，都不應將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的賠償情況作為影響量刑的因素。本案被害人家屬也不必受制於犯罪嫌疑人的賠償，被迫向法庭出具諒解協議，他們可以藉助如下途徑獲得賠償或救濟：葯家鑫駕車將被害人撞傷，車輛可以看成其私產或兇器，法庭可沒收其車輛，如果車輛有保險，法庭可向保險公司執行相應的保險費，如果葯家鑫名下有房產、存款，法院可將其查封、拍賣、扣押，以判處罰金的形式來補償被害人家屬。同時，法院還可啟動國家對被害人的救助制度，相關組織也可向民眾募捐，對被害人家屬進行救助。
     從現行的法律制度看，死刑制度仍然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廢除死刑符合世界潮流的趨勢，但是，一些發達國家仍然保留死刑，美國一些曾經廢除死刑的州又恢復了死刑。從我國的國情看，不保留死刑，對一些罪大惡極之徒，很難做到罰當其罪，對一些潛在的犯罪嫌疑人，刑罰也很難起到警示作用，從而難以保障其他公民的安全。葯家鑫師妹曾說，如果她遇到葯家鑫這樣的情況，也會這樣做，說明社會上還存在一些潛在、主觀惡性極大的犯罪嫌疑人，死刑還有存在、適用的必要。我國司法機關對一些嚴重刑事犯罪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對哪些交通肇事後，又故意殺人者，必須適用死刑，才能發揮刑罰的威懾效果，否則，不足以警示葯家鑫及其師妹式的人物。另外，控制死刑適用的一個重要理由在於防止錯殺，國家沒有任何理錯判無辜者死刑。具體到個案上，如果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主觀惡性極大，犯罪後果極其嚴重，就應當判處其死刑。葯家鑫案件的主要事實沒有疑點，對其適用死刑不存在錯殺的問題，葯家鑫不屬於我國刑法規定的慎殺對象。
     從法律文化看，「殺人者死」在我國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從劉邦時代起，民眾就認同殺人者死，殺死了別人，就等於殺死他自己，正如《聖經》中該隱在殺死他弟弟后說：「遇到我的人，必殺我。」對罪大惡極者通過法律程序判處其死刑，可以舒緩被害人家屬情緒，減少私力救濟，維護社會穩定。在我國古代，「殺人者死」也有例外，主要是屬於「八議」之列的人（類似於今天的「富二代、官二代」），殺人後是否判處死刑，由皇帝決定。對於有「可衿」情節的殺人者，比如為報父仇而殺人，為彰顯孝道，表達皇帝以「仁孝」治天下的方略，經過皇帝特批，可以不判處其死刑。在疑難案件中，為防止錯殺，對殺人者一般不適用死刑。從我國法律文化看，葯家鑫既不在「八議」之列、又不屬於「可衿」、「疑案」的範圍。如果給葯家鑫以自新的機會，那是與我國法律文化不相容的。
     從民意上看，對葯家鑫生死有兩種態度，還不好說哪種民意是對的，哪種民意是錯的。民意是眾人的意見、普通人的意見，由於我國法院是人民法院，法院在判決時，可以適度考慮民意。不過，法院在量刑時，首先要區分真民意或偽民意，更要禁止強姦民意。從西安市中院的法庭調查看，似乎絕大多數旁聽審判人員，同意給葯家鑫一條自新之路，但西安市中院調查也遭到詬病，且不說調查範圍限於旁聽法庭審判的人員，而且旁聽審判的人員絕大多數是葯家鑫同學、校友，出於同窗之情，朋友之義，他們中大多數人是不希望判處葯家鑫死刑的。更何況，他們中的一些人遇到類似情況，也會拿刀捅人。加之，網路水軍的助推，在考量民意時，一定要慎重。《東方法眼》網站對葯家鑫量刑也做了民意調查，其結果與西安市中院的調查結果大相徑庭：從2011年4月14日17時10分起至4月16日10時30分，共有600名網友投票，其中，主張判處葯家鑫死刑的有571人，占投票人數的95%，主張不判處死刑的有17人，占投票人數的3%，主張不好說的有12人，占投票人數的2%。不能說明西安市中院的調查就不客觀，也不能說《東方法眼》的調查就更準確，只能說對不同的調查群體，採取不同的調查方法，其結果會南轅北轍。所以，以民意之名，給葯家鑫一條生路，那是不足以服眾的。在我國古代司法實踐中，一些墨史慣於玩弄法律，他們「欲其生，則附生議，欲其死，則附死比。」 在人民法院的審判中，不允許以虛假的民意屈法、枉法，正義女神的明眸不能讓暄囂塵埃遮蔽。

下面是賀衛方教授的信：

××君：

　　因為講課的關係，最近我關注的是雅典法庭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把柏拉圖、色諾芬等人的相關作品反覆讀，頗能讀出一些趣味來。至於葯家鑫的案件和審判，我上網時似乎是有意識地進行了自我屏蔽。這個時代各種事件和案件彷彿雨後春筍，此伏彼起。每一起都去關注，結果真的要把自己給迷失了。接到你的簡訊后，我才上網閱讀了一些材料，包括案情和一些評論。邊看邊想，就有了一些初步的看法。

　　說實話，作為一個法律學者，我對於評論一起沒有審結的案件總是有些不安，那似乎有某種影響司法的嫌疑。不過，就本案的事實而言，無論是見諸媒體的報道和法庭上藥家鑫的言辭，都不存在爭議。葯家鑫駕車肇事後又將傷者六刀殺死，手段殘忍，後果嚴重。根據現行刑法以及司法實踐的一般慣例，假如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從輕或免於刑事處罰的情形（如精神病等），則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的結果是可以預料的，也是受害人的正當要求。

　　在審理過程中，律師稱葯家鑫屬於「激情殺人」，這樣的說法不成立。因為受害人在那個過程中毫無過錯可言。所謂的自首情節也十分勉強。此外，一些人向法庭提供了某些「品格證據」，如葯家鑫多次獲獎等。但是，撞人之後不救人反而兇殘地殺人令這些舊日榮譽成為一種諷刺。

當然，你也知道，我是一直主張無條件徹底廢除死刑的。不過，主張廢除死刑屬於一種立法推進；司法方面，在立法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只能呼籲儘可能少判死刑，並在各個環節上全力防止冤獄的發生。至於法官在具體案件審理時，其義務是嚴格依據現行法律判決案件。即使法官本人也持廢除死刑的觀點，也不能以個人好惡取代法律。我也看到一些人主張，讓葯家鑫成為廢除死刑的一個起點。但是，這存在很大的困難。除了法官不可以解釋之名改變法律之外，還涉及不同地方、不同時間司法的平衡性問題。西安的法官在當判死刑而出於種種考量而不判死刑，但是其他地方或其他時間卻一準乎律，當死則死，無疑是損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準則的做法。這樣的做法在加劇司法的不確定性的同時，也會給某些以不正當手段干預司法的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其實，除了關心藥案本身之外，我更感興趣圍繞著這一案件的各種議論。或許可以說，葯案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關注甚至公眾的怒火，比葯案本身更關鍵的是某些媒體和個別專家的表現，也包括一審法院異乎尋常的舉動（如在聽眾中發放問卷）。不少人直接認為這是官方機構在為對被告人從寬發落的前奏。對於司法公正的滿腹狐疑在網路上鋪天蓋地的議論中盡顯無遺。說實話，作為過去這些年一直從事司法改革推動的一個學者，我對此感到無言以對。的確，從近年來一些引發公眾關注的案件的審判過程看，這種疑慮絕非無的放矢。鄧玉嬌案表明法院不是澄清事實的平台，孫偉銘案表明法院曲法阿世，聶樹斌、佘祥林、趙作海等案表明法院經常製造冤案（而且只要被告人已經冤殺，就很難糾正），幾乎所有產生較大影響的案件都昭示出司法不獨立這一事實。面臨這種困境，我們將從何處尋找出路？

　　還有，圍繞著葯案的議論讓我們看到，儘管最近的刑法修訂案開始了減少死刑罪名的步伐，但是在中國倡言建設更加人道主義的刑罰制度仍然是任重道遠。在一家名為「第一視頻」的網路媒體上，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的言辭讓我感受特彆強烈。當主持人說在法庭上的葯家鑫「看上去很天真很學生氣而不像是一個殺人犯的樣子」時，孔教授怒不可遏：

　　「天真？哪裡天真！殺人犯還要長在臉上么？……真正天真的是你。他長的是典型的殺人犯的那種面孔。你不懂。一看就知道是罪該萬死的人。殺人犯長的都這樣……這是典型的壞學生。你看人要看氣質，你不要看什麼膚色啊、五官啊，要看氣質。這是一個殺人犯的氣質。葯家鑫的名字，就是殺人犯—三個『金』摞在一起，三把刀，是吧？這個人他就是一個殺人犯—從心理學

名字，就是殺人犯—三個『金』摞在一起，三把刀，是吧？這個人他就是一個殺人犯—從心理學上來講，從文化上來講。」

　　前面剛質疑「殺人犯還要長在臉上么？」緊接著就以此刻之我非剛才之我：「他長得是典型的殺人犯的那種面孔」。而且還搞起神秘的姓名學了。這哪裡有一點點理性分析？還有，對於律師在法庭上提出的自首情節，孔教授這樣評論：

　　「……幹了傷天害理的事情，過了一定的界限，你怎麼自首都是沒有用的。你願意跑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滿門抄斬，這才是嚴肅的法律。看他可憐，他都是策劃好的。看到要判死刑，作最後一搏。裝出可憐的樣子，跪下磕頭啊。你想，當時他是多麼兇殘。這個老百姓啊，為什麼老被人家欺負，被人家殺？就是健忘。」

　　孔教授在分析這種殺人事件的起因時，談到了西方因素：

　　這就是美國鼓吹的，讓我們有個性啊！讓我們民主、自由啊！自己掌握自己命運啊！不要聽政府的、不要聽法律的、不要聽共產黨的，就聽美國的，就這結果啊！葯家鑫吶。

　　但是，馬上他又把美國等國家作為光明的典範，說：

　　別看我們天天批評美國、批評日本、批評以色列，人家國家就沒有這麼黑的事，我們就找不出這樣的例子來。只有我們偉大的祖國有這種事，要不我們國家怎麼被人欺負？要知道我們被人欺負，是因為內里慫啊！

　　你若有興趣，可以在網上檢索視頻，看看我這位同事的全部評論。雖然充滿了對於殺人者的義憤，但我不得不說，他的話語不僅經常自相矛盾，而且本身也洋溢著暴戾之氣。網友的跟帖也大多是叫好歡呼。我們當然可以依法判決一個人死刑，但是可否不要以群眾狂歡的方式處死我們的同類？

　　公元前399年，雅典的法庭判決蘇格拉底死刑。501位審判官表決，儘管多數票贊成死刑，但仍有220人投了反對票。五百人法庭的組成人員全是普通公民，那個時代也沒有職業司法人員，法庭遵守程序，聽取蘇格拉底的自我辯護（甚至還有些故意激怒審判團的言辭），也沒有出現一邊倒的喊殺聲。其中信息也是耐人尋味。

　　賀衛方

　　2011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