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佳作：論大國形象的倒掉

      儘管我們的外交部門每天都在「努力」，但在全世界許多的國家，有許多的外國朋友基本認知仍然是：這次的病毒是中國起源的，中國的瞞報害了全世界。

       基於此，還衍生出對「中國製造」的攻擊(正如外交部經常闢謠的那樣)，對中國當前數據的懷疑，甚至針對中國本身的陰謀論。 就算我目前身處的中美洲某蕞爾小國，當地的朋友似乎也都認為我不回家，並不是因著沒有航班的緣故，而一定是由於「中國太危險了」。

       我試圖向他們解釋：與兩個月前不同，中國現在可能要算是全世界最最安全的國家；對方就經常一臉疑惑：「中國的數據不都是假的嗎？其實死了很多人吧？」

       上述的情況，凡在海外的中國人，只要關注著本地的媒體，交著地方的朋友，自然就會有了解。

       與此同時，國內的輿論場，也呈現逆向的反彈局面，如我一位在國內作教職的阿根廷朋友觀察到的：「中國的仇外情緒升至高點」。

  ——依著我們起初的想象：中國在全世界率先戰勝了疫情(至少是階段性的)，我們為全世界介紹經驗，我們還援助各國不少物資……這還不能為中西長期的制度之爭劃上一個休止符么？畢竟現在我們勝利了，為什麼「他們」還是不聽我們的呢？

一，為什麼我們總想讓別人「抄作業」？

      有些朋友會講氣話：他們愛信不信，他們願怎樣看待便怎麼看待，有本事不要用中國的PPE產品啊，我們就關起門來自己玩就好了嘛！

      但是，這也不是真實的局面；現下的中國，無論官方或民間，好像都「特別在意別人的眼光」。

      此處我不想談現實的情況——比如說中國同樣希望藉助PPE產品出口來帶動國內目前不甚樂觀的經濟——關於出口外向依賴這些，已經被說濫了。

  我們僅僅講：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全世界大概再也難找到一個像我們中國這樣，如此希望被世界認可和接納的國家。

      每一個古國，都有自己的政治傳統與理想；能延續到今天的，就無不受它傳統理想的影響。中國的傳統在哪裡？

   毋寧說，今日「中國」的概念，其實不過數百年；正如梁漱溟先生講的那樣：「中國古代沒有國家」——他的意思是：古代中國沒有西方今日所謂nation state一說，我們講的是「天下」。

   中國古代的「天下」，實際包括三重(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除去天子-諸侯這樣傳統的中原文化之外，還要算上周邊的 「四夷」。四夷作為必不可缺的一部，同中原一道構成古代中國想象的「天下」：也就是當時所能認識的全世界了。

       「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放在今日，這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這樣的理想，始終是中國正統王朝的追求，當是個「應該達到而事實尚未能達到」的願景。

        因此，傳統的中國也負有」教化天下「的責任，「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們有無數這類「由一國而至天下」的格言，即使只是匹夫，他的責任都決不僅僅是國家——應當是整個天下的興亡。

   當世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耶魯的Lucian Pye(白魯恂)認定中國「不只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那確是真知灼見：蓋國家總要有邊界，而文明卻是無遠弗屆的。

       也許會有人誤會：這難道不是在宣揚中國威脅論？不是的。中國天下思想的核心還在於「天子唯德」——天子應當實施「德治」。此處的治，不僅包括傳統的華夏部分，亦應包括「夷狄」在內；天子用兵的目的，僅在於恢復天下的「倫序」，而非對異族領土或經濟的掠奪。終於還是要以「德服天下」。

       所以自古以來，我們的「權威」(此處所指請參見歷史記錄)也便包括了被「天下」認可一項，「天下者 ，國之本也……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即使是在三十一年前，那麼困難的情形下，我們仍然沒有放棄外交的努力；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不能為天下，被「四夷」認可的統治，它的合法性便總是有些可疑的。

   說一句旁的，這也是百年前中國在各路西式理論中，偏偏挑中了共產這一路的文化因素：Communism那「天下大同」的理想，原就是滲在中國知識分子血液中的。

       因此，你看今日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何謂復興？要復興到什麼樣的地步？歷史看，我們便有理由認為：」天下觀「大概是復興的關鍵一部。

   僅僅把中國的事情搞好，僅僅是成為「世界的一部分」，那是不夠的。所以我們要提出一帶一路，會講出」人類命運的共同體「：中國自古以來便是個嚮往全球化，隱然打算引領天下潮流的文明。

       全世界有不少國家和文明，都是被「世界」(此處當然指西方的話語權世界)排斥的，小的好比伊朗北朝，大的例如俄羅斯和穆斯林世界，這些國家和文明的選擇，大抵是「大路朝天，各向一邊」，乾脆放棄讓世界理解自己，只過好自家日子便是。

   唯獨我們的中國，孤立主義大概就不是可行的選項，「閉關鎖國」在我們的語境也從來都是貶義詞。中國是一個大國，在相當多的歷史時期，我們都是全世界最優秀最繁盛，最為人所嚮往的國家之一。我們所願的，是全世界都理解我們，景仰我們，從而實現」萬邦來朝「的景象；甚至如盛唐一般，成為整個已知世界都仰慕的國度——這大概才是我們願景的「復興」。

       中國需要有朋友，需要有許多的朋友。但是，希望「天下布德」的，卻為何偏偏向了相反的一路？

       這正是本文希望探討的問題。

二， 中國故事講給誰聽？

       總有人喜歡說：「我們今天的困局，都怪他們不喜歡我們！他們對我們有偏見！」

   這樣的說法，我看是把中國瞧的忒小了。

       中國發展到今天，東西的制度道路之爭已經完全公開化了。

   一個大國的崛起，從來都是在鬥爭中展開，在荊棘中前行。古代的蠻族可有希望羅馬勝利了？近世的歐洲可曾喜歡過美國嗎？我們愈是強大，我們的「敵人」便愈是不喜歡我們。這隻能是一個事實，是客觀的局面，但絕不是我們失敗的理由。

   ——恰恰相反，正是由於我們還沒能成功，他們才能繼續表現的不喜歡我們。

   強者令人畏懼，弱者才令人喜愛。我們要問的問題，恰正是為何我們在疫情中的「勝利」，卻未能夠征服他們？

       「征服」大致有兩種局面，軍事的壓制：如上文所引的圖片；或文化的勝利，這一點便可舉拉美的例子。

   西班牙和美國對拉美的殖民，再殘酷也沒有了。拉美的人民經過三百多年的努力，總算是獨立起來；軍事的看，西班牙和美國是失敗了。

   但今日的拉美，最喜歡的國家卻還是西班牙和美國；他們大都自豪西班牙的語言文字，頂愛看美國的文藝作品。就我所見的，中國的「一帶一路」，拉美著實受惠不少，如巴西和智利兩個在南美頂重要的國家，第一大的出口貿易夥伴全都是中國——比例還遠超過一般想象中的美國，但論政治的影響力，論民間的「好感度」，我們與美國簡直望塵莫及。

       文化的勝利總要靠宣傳的攻勢，就是西人所謂propoganda的，那還要算是當年我們的黨能獲勝利的重要武器，但為何到了今日，我們對外的propoganda卻總不能取得想象的效果？

   ——大半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外宣，看似是「外宣」，但總是項莊舞劍，其目的完完全全還是對內的，它就從來未考慮過「外」的願望。

       我這樣說，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剛到哥倫比亞時，呆在一個海濱名城，叫作卡塔赫納的。有一天，國內的部門輾轉找到我，要我協助了解一件事——就是那本被翻譯成多語種版本的《------ 書名與簡介刪除作為文章載入中國官網的條件——總裁判注》，他們希望我去調研本地的銷售情況。

       在國內的也許不容易想到：許多外國人對這類書籍抱有非常濃厚的興趣。

   眾所周知，中國是個快速發展的國家，如今取得相當的成績，這令許多拉美知識分子羨慕和好奇。這樣大的國家，昔年遠落後於拉美，制度又不「民主」，如何能取得現在的成功？她的領導人親自寫的書，自然令人期待——對外宣的工作，顯然這是個美妙的外部環境。

       實際的情況如何呢？

       那本書在海外共有九種語言版本，封皮設計完全一樣。這一類的裝幀在國內，當然具備天然的權威符號屬性；但我肯定地講——至少在西/葡語的國家內——由於深厚的天主教傳統，這類形式的封面只可能是耶穌或聖母瑪利亞，它必難調動起世俗讀者的任何興趣。

   事實也基本如此。我跑了小半個卡塔赫納，得到的回答都無法令國內滿意。幾位有貨的書商倒是期盼發問：「您不想買一本嗎？」

       我買了不止一本，打算將它們作為禮物，贈予身邊對當代中國感興趣的同仁們。很快我便得到反饋："Yi，請你告訴我，這本書在中國很流行嗎？中國人都能看懂這本書嗎？ "(此處刪除278字——原注)

三， 滑稽的發言人們

   大的方面，也同樣是如此。我就又希望舉趙姓外交部發言人的例子：事實上，中國反覆糾結「誰是病毒源頭」，令人很難理解。

       疫情首先爆發在中國，這是全世界媒體，包括前期中國自己都已經肯定的事實。我們應當宣傳或質疑的，是：「先發了就有錯嗎？」——瘋牛病先發在英國，H1N1先發在美國，英美誰也沒有表現過愧意。畢竟「先發」只是個客觀的事實，某種意義上，甚至還是個不幸的遭遇，這並不是誰的錯。

       就譬如一大學寢室，同屋丟了兩千塊錢，而屋裡恰好只有你一位。你自然獲了最大的嫌疑，你當如何做？

   你應當證明的是：你雖然在屋內，但他的錢決不是你拿的——例如情感上，你們是莫逆的朋友；再如倫理上：你家裡有兩個億，需要偷他的兩千塊嗎？

   倘使各方面因素都不利於你，你或許就不再主動提及此事，指望同屋礙於情面不再糾結，未來再去「疾風知勁草」。

   但你一定不會跳起來，指著隔壁那與你平素最不睦的：「我看就是你小子偷的！」——不是你不想這麼做，而是你清楚明白曉得，這指責若沒有根據，不能一舉將對方置之死地，他就必要發動強力反擊：「整個上午只有你在，不是你偷的還能是誰？」，屆時你的處境就極被動了。

       想要否定公認的先發事實，便必得有相當強硬的證據。沒有任何明確的技術支持，我們的趙姓發言人卻跑去大喊「是美國先散布的病毒！」——何等愚蠢的行為呵！這無異於是告訴全世界：「咱們來討論是誰先布的病毒罷！」——這難道有絲毫可能於我方有利嗎？

       從事後的效果來看，趙氏的發言當然使中國陷入了被動，創普反手一記「Chinese Virus」，中國至今沒有找到合適的反擊武器。迄今為止中文互聯網上所有的「美國散布論」都被證實為斷章取義或生編硬造。中國的駐美大使，事後面對美方記者的質疑，也只好老老實實承認「沒有證據表明是美國散播的。」

      愛下象棋的會知道，有一招法喚作「解殺還殺」的：對方在對你「將軍」時，你的一步棋，既可解將，同時還能反將對方，迫使對方再浪費一步棋去救自己，從而化被動為主動。 高手對陣，通常慎之又慎，要極力避免給對方這樣的機會。

   這樣一來，性質就全然變了。小B僅是一位議員而已，大使斥責他自理固宜然。然而，一國大使以「血親復仇」式的民間態度，公然直斥對方元首是「病毒」，是「神經病」，這可是前所未有的壯舉，好像昭示著要與對方宣戰似的。

       但中國到底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當然也不打算真同巴西動手。儘管B總統本人在巴西天怒人怨，但畢竟他還在元首的位置上，巴西的外交部門總得抗議一下——此時，我們的大使便慫了，他一言不發刪掉了那條惹禍的推特。

   那位小B似乎受此鼓舞，繼續大放厥詞，越說越離譜。但這次我國便不再做什麼動作；直至昨日，我也沒見那位大使先生再作什麼反駁，國內也假裝沒看見，不再大張旗鼓報道，許是自知理虧的緣故。

       與巴西的一役，看來我們是又輸了。

四，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難道我們的外交人員就如此「愚蠢」嗎？就僅從我身邊的在外交部門工作的同學朋友來看，大概不是這樣的，他們都是相當優秀而專業的人才。說他們都是失心發瘋，不能控制情緒，我是不相信的。

       最大的可能還是在於：他們講的話，本就不是欲給外國人看的。

       我就想起我剛工作的時候，行長開會，忽然向我開炮：「小李你注意考勤！再遲到這月績效全扣！」我一陣莫名委屈：我一個新人謹小慎微，從來都是早來晚走，何曾有一日遲到？

   會後行長找我溫言勸慰：別往心裡去，不是針對你的。我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其時我們的副行長經常無故遲至中午才上班 。

       趙姓的發言人，從海外看愚不可及，但以國內部分觀卻是大快人心，這不關乎事實，只是立場心態而已。

   趙所欲傳達的，大抵是「看：中國懟了美國！」——這樣的懟，偏偏是愈不講道理愈好，愈能引起本國的「敵愾」。其實國內不少朋友亦明白：趙氏怒懟根本毫無根據，但似乎反更令人高興：「瞧呀！我們中國也可以和創普一樣，也可以不講理了！」

   畢竟弱者才需要講理，強者只要晃晃拳頭就好了。

       巴西的大使先生大概也是類似心理，他同樣 希望給國內傳達」大使硬鋼反華勢力「的強硬形象，直接懟總統當然是更大的「揚我國威」。至於給中國在外部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那便先說不得。

       然而，李代桃僵也要看對象的，我們的行長罵我固可以，他就不能在行務會上指責同僚：「李行長你以後可別老遲到了！」，對方一定勃然大怒：「你他媽才天天遲到呢！」——這就無法收拾了。

      那些莫名其妙的操作，都在推特這樣的全球平台上展開，全世界都看在眼裡，對中國的印象就不能不受到影響。

   像我一位素來厭惡創普(美國凡念過書的，支持創普的不多)，愛穿紅色CCCP恤衫的美國胖子同僚，便好奇地問我：中國為什麼要推卸責任？和我住在一起的巴西朋友也略帶失望的問我：「中國最近這是在幹啥？」(倒不是因為罵他們總統，他是失望竟然就這麼認慫刪推了)

      有一些個新聞，好像不大利於「國內立威」，那就只好指鹿為馬——如我們的喉舌，上月就有這麼一條兒：

顯然，官媒不致不識得外文的China。大概他們覺得中國人被拒絕入境是件很沒面子的事情罷。面子既然一時無法找回，那就假裝沒發生，反正只要別讓國內知道便好。

       凡此種種，都只使人覺得：中國的國際聲音從來都是指桑罵槐假道伐虢的把戲，他們考慮的僅僅是國內的反應。至於國外怎麼想，從來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但為何我們明明嚷著」天下「的理想，作著「全人類」的追求，到行事時卻全然變成了另種樣子？ 為什麼我們的政策明明是要睦鄰友好，要打造形象，要傳遞聲音；我們的行為卻總是偏偏往反的方向去呢？

       那或是因為，儘管古代中國有兩千年的「天下」傳統，但唯獨最近這一百來年，卻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今日的諸位提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中華民族」一詞，決不會早於晚清，極可能是由梁啟超先生首先提出來的。

   我們所談的，還不單單這一個詞，就整個「中華民族」的概念，都不會較晚清更早。

       中國古時的」天下「夢想，並不強調「民族」的問題，而是有德者居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實際上這也成為異民族可以治理中國的理論依據：中國的「天下」從不對民族設限，只要能夠「明德」便可入主中原；例如王猛可以輔佐氐人苻堅，韓德讓亦可官拜遼國三公；為著是他們認為上述君王較當時的中原君主更具德行，更加「德配天地」的緣故。

       但是，上述的天下觀，在晚清和民國的時代，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那時的中國，首要的並不是天下，而是救亡——古時天下，其實總有個天然「權威」，那就是華夏的文明。無論哪個民族，終究要以「中華正統」自居——然而梁啟超他們面對的敵人可全然不同，洋人是不尊什麼國統的，「中國」頭一次真正面臨亡國滅種之危機了。

       在那個時候，日本的成功便引起了中國先進者們的注意——日本要算是當代民族主義的開山鼻祖，「大東亞共榮」便是基於種族主義，欲聯合黃種人對抗白人的。

   彼時的大革命家，如章太炎如孫中山，全都是種族主義者，其目標皆是喚醒其時國人的「民族情緒」，口號便諸如此類：

      這些說法在今日看了，無疑都是racist。但在那個時期，就自有他進步的意義，就能令散沙的族人凝聚一起——在積弱的國家，民族主義確是良方。整個民國的運動，實是一場民族主義的革命。

      我們的新中國在一片廢墟中成長，她也便不能不沿襲這民族主義的傳統。畢竟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國都是個弱國，根本無力去「競逐天下」，能夠「振興民族」便已然不易了。

   民族主義的工具可相當好用，日本藉著它一度走到世界梟雄的地步；我國亦發現藉助「民族」的大旗，更易培育統治的「權威」，這一套手法我們現已用的精熟圓滿。

   終於捱到今日之「盛世」，那大的家長又重拾起「天下」的夢想。

       然而，天下不是從前的「天下」，我們亦不再是從前的我們了。

       民族主義同「天下觀」，必是不能調和的。 我們總喜歡說「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這話不對；凡民族主義就沒有不狹隘的。你看日本，你看德國，民族主義的堅持，必然要向世界的反面去，這是為無數歷史家證實的。

   而中國的歷史訴求，那「更高使命的呼喚」，偏又是全球化，是天下大同。沒有這夢想的領導，他便不配做中國的領袖。

       故此，「中華民族」要「復興」，邏輯上實則存在問題。中華民族這概念提出始，恰恰是中國最為黑暗和危難的時刻——自有「中華民族」以降，它就從來沒有興過，何談復興？

   我們所指中國歷史的復興，當是「天下」的時期，是那最不」民族「的時期，連李唐王朝自己都極可能帶突厥或鮮卑血統——你要講「天下」，要實現「偉大復興」，就非得將「中華民族」這概念淡去不可；就譬如你要辦個群英會，又規定上場者必須得姓曹孫劉，那誰還願跟你玩兒呢？

       我們現在的大趨勢，固是要「重構」中華民族這一觀念，然而，近百年的積習可不易改，脫開民族主義的枷鎖，又該如何去贏得「天下」？這卻是個全新的問題。

六， 由「民族」而向「天下」

       今日的中國跡近一個宗法制的巨型家庭。凡家庭必得有邊界，人為構建的「中華民族」事實上便是家庭的最大範圍。家庭的權威，也就在這一範圍中發揮作用。

   長期以來，我們的統治模式都是依賴「家長權威」的，這也是我們的封城決策容易成功的原因 。

       但是，在家庭的範圍以外，當「權威」的力量不能再發揮時，怎麼辦？該依靠什麼？

   同外國文明的對話，這並不單隻是本朝的疑難。你看古代中國的「外交」，它要麼是天朝上國的朝貢冊封，要麼便是兵臨城下的屈辱求全。與「同等文明」平等交流的經驗，在整個中國的歷史，都算是新鮮的事情。

   不單如此，我們現在最最熟練的，不是與」天下「的交往，倒是以天下作」民族「的情緒出口，令內部的權威不墮且益強，你去看中日最近四十年的交往史，雙方相互用的都是這一手，可算師徒之間切磋練功。

       大概也正因了此，我們的對外政策才總呈現出首鼠兩端的樣子：我們固然希望去競逐天下，造成「萬邦來朝」的局面；可是，一旦到了外面，失卻了「權威」共同話語體系的庇護，便立即驚慌失措，忘了自己所為何來。

   我們就總還是會不自覺的利用熟悉的那一套權威系統——譬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封面，好像這個樣子的書能令天下人都信服一般；或是端起架子來怒罵呵斥一番——就如那發言人，或巴西的大使。無它，靠想象」共御外侮「以避免可能的」兄弟鬩牆「，這一套我們最嫻熟不過。

       對話究竟有多難？一例：外國對中國疫情數據懷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拒絕公布總檢測數量——外國的檢測大多是抽樣式，已知的病例數不是實際的情況，要參考總檢測的數量，才可以得出相對準確的全國病例來。

       在外國人看來，只提供total cases-病例數而不提供總檢測數量，便如同只有分子而沒有分母一般，你的數據當然是不可靠的——應當說，這是個合理的質疑。

       但中國當然也有自己的理由，按照我們的報道，我們的路線本就是「應收盡收」，「應測盡測」，凡有可能接觸病例的疑似，全部收歸隔離檢測。理論的說，中國的檢測不需要考慮比例——凡是有可能患病的，都已經檢測上了，我們說八萬例，那就應當是八萬例。

       問題在於，我們並不打算將這一事實講給別人聽。我自己便是查閱了相當的資料，又問了些一線的國內朋友，才勉強了解了一點個理由。老外若是不懂中文的，我不認為他能曉得其中的道理。

   我們的媒體，也不肯在內部講外人懷疑的原因。當別人質疑我們的時候，它們便只管怒罵回去：「你辱華！」，我們的人民也便跟著罵：「你瞧我們又被欺負了」——這還能好得了嗎？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將這道理講出去呢？

       有些朋友又會說，反正講了他們也不會聽——講了固然不一定都聽，但不講就斷然不會有人聽到，這不是最最簡單的道理嗎？

      或又有朋友會問：你說了這半天，始終在挑刺在批評，難道偌大的政府就都不如你嗎？按你所言處處不如意，中國難道就不能「偉大復興」了嗎？

       那倒也不是。

七， 「抓貓論」與後現代

       中國的主張，看來大概就類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類。

   既然空談總是雞同鴨講，那就事實勝於雄辯，且讓我大中華做給你們看。若我做的較你們好，你們總該承認我們的「制度優勢」，就要「遠邦來服」了罷。

       無論對內或是對外，新代的中國似乎都是這一策略。例如著名的口號：「不管黑貓黃貓，能抓到耗子就是好貓」，這一「功利主義」的態度的確成功避免了「姓資姓社」的路線討論，將中國的經濟帶上了高速的道路。

   可是對外，這一策略卻不大順利——這大概也是本次疫情中，國內民情激憤的部分緣由：「我們做的那麼好，你們怎麼還是不服氣？」

       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我們好的時間不夠久：新中國能夠被稱為「成功國家」，也不過那麼二十來年。如果二十來年的好就能令「四海賓服」，那全世界早就該學習一番「委內瑞拉模式」、「阿根廷路線」了。

   中國如果能好個一二百年而不墮，我篤信世界形勢定有大不同。然而，我們的目標偏偏是「偉大復興」，而不是「一百年後再偉大復興」——可能有些人等不起。

   其二，或許也更重要的一點：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結構都表現出強烈的二元特徵：政治的保守化和經濟的開放精神並存(這也是海外中國研究的熱點話題)——我們是打算以經濟的成功，傳達政治的模式理念，大概也是所謂「制度自信」的內涵。

       「你錢多我聽你的」這一套辦法，在非洲之類確乎有些效果；然而，我們最最在意也最希望宣傳的那些國家，恰恰是處在後現代階段的：它的突出特徵便是解構權威——也包括經濟的權威。

       通俗一點講，便是「錢不是萬能的」，特別是對於大量所謂的「白左」，令他們將政治觀點和經濟利益區分開是有難度的，「賺錢，還要以正確的方式賺錢」是一部分國家中下層的普遍共識。

   遠的不說，單論拉美第一闊國：智利，我們已經談到中國成為智利第一大出口對象國，然而就在去年下半年，由於國內最南的某事件，智利出現了數起大規模的聲援活動，抗議本國政府「助紂為虐」——僅僅「秀肌肉」，顯然不夠。

八， 謝謝您能讀到這裡，結束了

       總之，依我的想法：近期我們的一些情況，它體現我們中華帝國自古以來的「天下」傳統，同晚清以降一百餘年的「民族」精神的矛盾；體現在「盛世」願景下的上層意志，同以「穩定」目的的基層執行的矛盾；也體現以「權威」立國的當代宗法制國家，同「契約「式的代議制民主政權之間的矛盾。

       上述的每一項矛盾，都處在相當基本的位置，都不是容易解決的。

       我的西語老師最近正布置我讀《雙城記》，狄更斯的詩在這裡或許恰如其分：「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糟的年代」——對於「民族」的中國，現在便已是最好的年代，自晚清以降，「中華民族」可算是再好也沒有了。

   然而，對「天下」的中國，這卻是不能更糟的年代，我們不僅沒能夠「萬邦來朝」，甚至連那天下的本身，都逐漸模糊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