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評得上副高職稱？

       這次到中國，約好去老朋友單位見面，他在市委宣傳部工作，閑聊時，他隨手給我看了一篇論文。

       如今中國享有高級、副高級職稱及待遇者很多，一般擔任黨內或行政職務的副處級以上幹部，只要能看得懂報紙，評個高或副高是按理順章的。朋友給我的論文，是一家大報的編輯，為參評主任編輯（相當於副教授）。

       我看都沒看，論文拿在手裡說道：「評副高這有啥看頭？傻瓜評不上去，正高么有點難度，規定至少要出幾本書，對吧？」

       他說：「那天9個評審，只有一個表示能通過，其他的都不同意；有的認為這篇東西的參評資格不夠，理論性欠強；有的說達不到宣傳部對黨報編輯的要求標準；有的說參評者的觀點立場與改革思路不合拍，等等，你先看看再說」。

       我看了，現在也讓各位分享；我個人的觀點：按評審的結論，作者原來的中級職稱也評不上，如果為了讓他有口飯吃，可以把他與劉曉波關在一起。

       因為參評有字數要求，所以，我未作刪改，按原文照登，難得發一篇長文，請諸位諒解，它的標題是：

                              新聞人要靈魂還是軀殼？

                                                          引 言

       有靈魂的軀殼是軀殼，無靈魂的軀殼也是軀殼，只是看上去沒什麼不同。

       我們這些軀殼的圈子，概念上屬於大都市的知識沙龍。從事媒體工作，常常游弋於各路成功人士頻繁出沒的時尚潮汛之中，講得通俗點，都算一條道的。不管在「新天地」還是在「俏江南」，其規格讓大多數小市民望而卻步。

       軀殼們相互議論著記者職業的活絡，比方說市裡有次開會，同行大部分在急於記筆記，爭取完整又及時地報道，直到會議剛宣布結束，一家黨報的記者從我們的座位里站起來，大搖大擺地走上主席台，向主持人要過發言稿，得意地遠遠向我們揮手，他頂活絡。

       軀殼們相互轉遞著四面八方信息，好比某上市公司航母級國企老總今天剛進辦公室就被中紀委來員宣布雙規，消息絕對一周內不會見報；作為我是持股者，我明早就拋；作為我想持該股，則待這一波下去，隨時準備吃進，怕啥？沒見過一個老總腐敗，整個國企倒台。

       軀殼們的相互交流難免又是一場大字眼攀比，彼此取長補短，不斷充實自己的涵養。比如說，她只要有機會就使用「中產階級」這個詞，憑著這類奢侈品，使她顯得比這個說法更「高端」。我怯生生地問道：為什麼過去《辭海》把「中產階級」解釋為「民族資產階級」？她老練地笑笑回答說：「過去主要是講階級鬥爭」。原來這樣就能把某個利益集團裝扮得比目前的市場經濟更成熟，更完全？在所謂場面上，能常常令人覺得社交場合的孤獨是真正的孤獨，我終於放棄了一種念頭：推薦她去讀一讀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儘管作品問世時的階級發生、形成和分佈狀況已不復存在，但那本小冊子的分析方法沒過時，它堅持從傳統社會的制度性落後的實際出發，觀察並報道各類群體的經濟狀況和社會身份，而不是象今天這樣熱衷於用一些大字眼一言以蔽之，便能使階級構成也自然而然「全球化」。

       當浮躁成了潮流，淺薄註定充當醒目的漂流瓶為好。主持「星光大道」的人不等於自己做明星，但當此公式被打破，各檔子節目主持人非大戶不嫁才算美麗，要麼就讓地震中脫穎而出的主持人把輿論震得更為劇烈；採訪者突然就變成了被採訪者，其手段的高明證明著目的的高明：把自己變成專家，變成學者，變成萬能；能化解民怨，善於解讀政策，教人頓悟某某主義核心價值觀，拍胸脯宣布自家媒體新聞一向直播，客觀公正。這哪裡象軀殼，他已經是真理的化身了。但不化倒沒關係，這一化就讓人明白了他的理論「功底」。我親眼看到一個觀眾在電視機前站起來，指著這個軀殼說：「儂跟我幫幫忙哦！」原來從淺薄到深刻只有一步之遙，欲變俗為雅，就靠嘩眾取寵了。

       新聞人物本不該是新聞人。編輯為他人作嫁衣裳，埋頭苦幹任勞任怨，而四處奔波尋覓材料的記者又何嘗不辛苦？主持電視欄目至多稱得上服裝設計吧，怎麼都想把聲名、更把軀殼去比名模更光鮮呢？

       下列三組如今讓人不再熟悉的新聞人，適當對照一下我們自己，看看什麼是靈魂，以及誰要的僅僅是軀殼。

一， 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

       由於這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的報道，充分揭露了權勢者的卑鄙行徑與水門事件之間的聯繫，從而最終促使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水門事件震驚了整個世界，從此以後，每當國家領導人遭遇執政危機或執政醜聞，便會被國際新聞界謂之「某某門」而加以傳播。

       美國的歷史被改寫，這首先發自媒體記者的靈魂呼喚；他們不是去替代某個政黨在論壇上說教，不是以自己的意志為人作導向，甚至還不屬於任何政治集團的喉舌，但是他們以真相讓美國人民對執政者重新選擇，至少能做到先把腐敗的、違憲的既得利益者趕下台。這就很不簡單了（不禁令人想起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教導：寄希望於美國人民）（注1）。如果不是新聞工作者客觀又及時揭露事實真相，美國就仍然以當時的日常新聞為頭條，以穩定為前提，尼克松照樣是尼克松，身在白宮正襟危坐；沒人報道尼克松這個政客的卑鄙，便只有人報道總統的高風亮節，被掩蓋的真相至多永遠是野史，人造的新聞將成為正史，而尋找昨天的歷史必然首先查找當時的新聞，即便翻遍當時所有報紙，尼克松政府仍然在續屆圓滿，民主的無所不能依然令美利堅自豪。

       而當靈魂徹底脫殼而去，哪天我們僅僅成之為一堆軀殼之時，那時的人們來翻閱今天的新聞，即那時想要尋找的歷史，發現歷史上有什麼在轟動家家戶戶？「艷照門」？

       偉大領袖說「寄希望於美國人民」，他的意圖並不是要把這世界的明天交在美國人手裡。他堅持推行的「三個世界」理論以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絕不允許美國人來干涉我們的內政，決不聽任那些人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他寄托在美國人民那裡的希望，正如他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聲明，號召所有的美國黑人起來「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注2）」，希望由美國人民親手去做我們遠隔重洋一直想做卻難以做到的事，即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把共產主義的旗幟先插遍北美，進而插遍全球。偉大領袖去世多年後，我們進入了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時期，先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改革開放成果的基本保證，但身處這一輝煌的歷史過程，若聽到幾句「感謝各位記者對政府工作的支持」，我們就粘粘自喜，那怎麼能做到讓新聞的焦點不偏離「自己的事情」呢？。

二， 威廉•夏伊勒

       生於美國芝加哥，二戰期間擔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外記者，他的著作《第三帝國的興亡》1959年剛面世便轟動了世界。英國歷史學家特雷弗•羅珀在《紐約時報》上稱讚道：「活著的證人能夠與史實結為一體」。該書以其大量的真實資料為依據，成為論述納粹德國最具權威的作品，是有關希特勒納粹德國的最為傑出的研究成果。

       夏伊勒知道，任何一個國家，是戰敗國也好，是它的政府被國內革命推翻也好，其國家檔案總還是由它自己保管，唯有那些對後來的統治集團有利的文件才會得到公開。歷史的微妙在於偶然，新聞的美妙在於軀殼的靈感；當時納粹德國485 噸檔案藏在荒山的礦井裡，奉到柏林方面的命令正要燒毀，被美國第一軍團繳獲。戰後許多年，美國政府沒有表示有啥興趣想去打開木箱，更沒有指示說派專案組去檢查裡面是否有值得研究的東西。直到1955年，威廉•夏伊勒出現在堆積如山的文件面前，僅靠一些私人基金會的資助，趁政府將要把這些文件送還給德國之前，日以繼夜地翻閱、拍照和摘編，新聞開始在夏勒伊這具軀殼裡，直接和歷史結成了一體。

       今天我們軀殼也能作出不少轟動，就是簽名售書，尤其是大牌主持人紛紛自垂青史，各人自留各人田，與得失有關，與隱私無關，與人類歷史更無關。軀殼中不乏頗具名望者，藏書萬卷，出書百餘；我為你寫報道，你為我出書；彼此速遞交換是書架繁榮的現代化物流。有同行才氣溢遍全國城鄉大小刊物，能同時編撰六、七本言情之類的故事書，這完全可以為「創作」下個定義：哪裡有書哪有我，哪裡有錢哪有我。

       由名利驅動的嘩眾取寵現象，不僅表現在渲染和突出某些新聞工作者本人，還大量出現於諸欄目等節目製作本身。例如科技界老前輩（錢偉長）接受採訪，回顧自己的坎坷人生，當軀殼問道：你文革時怎麼能躲過一劫呢？那權威呵呵抿笑，傾斜其上半身，對軀殼輕聲說到：「我是主席保的哎」。觀眾看到此景，登覺該老果真價值連城。這不禁使人聯想到有部反映直奉大戰時的電影，其中一段戲，說到某大禿子軍閥的漂亮女兒，常違抗父命從事國民革命活動，未料在大街上被便衣暗探逮著難以脫逃，其父聞訊拍案大怒，即刻出兵把警方人員打得個落花流水，千金受庇猶榮，看客感動進而激動，一時真不知他們在羨慕父愛過人，還是讚歎軍威蓋世。這實在是該片取了寵，觀眾中了毒。

       從游牧性質開始，輿論已經進入到網路社會；由網線架構的一個平等、開放又無編審的大媒體，使每個人都可以進入傳播業；連初中生都欣喜地發現自己有了製造輿論的能力，向來對我們軀殼的職業崇拜正日漸淡化。你上網看得到的，人家也同樣看得到。在這信息和見解大挑戰的時代，靠嘩眾取寵怎麼能生存？如今不分晝夜，全世界各色網民都拼了命地在自己空間博客里嘩眾取寵，你再怎麼樣也不能和他們去玩同樣等級的遊戲吧？所以，如果說夏伊勒創作《第三帝國興亡》對軀殼同行有什麼啟示，那就是：腳踏實地去發現時代所需要的新聞。

三， 瞿秋白與陳望道

       曾為新聞人，這兩位並不算出名，但這兩位著書立說一事，讓人感慨不已。瞿秋白36歲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留下千餘頁著作及論文，也臨終留下《多餘的話》，置身於佛陀之「皆空」境界，坦誠自白投身政界首領乃是「歷史的誤會」。縱觀中國文壇六巨匠，魯郭茅巴老曹。對沈從文等能否與之平肩論輩，學界尚有爭議，但若瞿秋白能集中精力從事新聞出版與文學創作與批評，皆為七巨匠則毫無異議，且瞿秋白是七位之間唯一兼為學者型的理論家，從古希臘藝術到俄羅斯文學，從儒釋道到馬列主義普列漢諾夫，樣樣精通。但可惜的是瞿秋白在文壇上產生的實際影響，還不如鄒韜奮。

       這就使人想到陳望道，同為黨的早期領導人，第一本《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二十年代脫黨，三十年代發表《修辭學發凡》，作為現代漢語的一部奠基之作，他對中國文化事業作出不朽貢獻。因《修辭學發凡》的典範意義，為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作為深遠的鋪墊。觀此重大事件的發生，且對比今日，使人們看到含有兩層意義。在敘述這兩層意義之前，先看看如今軀殼筆下的修辭現狀：

       現在只要是報道某婦女，就稱女孩，只要是女孩，標題就是美女，只要是跟美女有關的東西，比如說有筆不翼而飛的錢，凡是不翼而飛就是神秘，凡是錢款就是巨款（實在是幾千塊連一個平方都買不到），只要是巨款就是非常，只要是非常就是非常著名，只要是非常著名就會引起極大的反響，只要是極大的就會被反饋，有關部門就會極其重視，上級英明就會被透露，群眾就會被引領，具體地點、時間、措施就會被一一見證，事實真相就會浮出水面，問題就會得到妥善處理，基本上確保工薪階層奪回話語權，就會再上一個平台，開始體現出人性化，接著要演繹成和諧穩定，最後必然為我們城市增添一道美麗的風景線。於是版面上今天加一道，明天再加一道，城市讓我們的生活劃得支離破碎。

       趕上這個時代的人，大約摸初中畢業，只要積極佩上一套上述用語，基本上能做個新聞記者，至於做通訊員是絕對比較前衛的。正象上市公司紛紛借殼上市，我們新聞也是借著一個個小殼子把字字句句包裝起來。說得強調一些，是由於國情不同，好比人家丘吉爾幽默，我們領導同志風趣，以致於只要報道領導同志視察基層，統發稿總是有出現一個固定詞：「風趣地說」，不是嗎，我們記者確實看到在旁的幹部群眾齊聲哈哈大笑，比他們聽到「風趣」笑得還厲害。

     「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注3）我們軀殼所需的靈魂，正是現實意義上的不與世俗為友的「神」。修辭現狀正顯示著嘩眾取寵之間日益劇烈的競爭：你說非常，我就說非常非常；你說你正常，我就說我非常正常，誰怕誰？

       如果我們周圍真的有那麼多非常，整個社會肯定不正常。從《修辭學發凡》闡述有關修辭形式和內容篇章中看到的第一層意義：即修辭內容決定了修辭的形式；按照修辭規則，比如時間，地點，人員等等數詞量詞，都不宜以「具體」來修飾；「具體」是指「抽象」的對立面，是事物現象明晰的完備性表徵。但半個多世紀以來，本來這類很是「具體」的概念詞，隨著文辭篇章的官場應付化，課堂應試化、民間普及化，那些諸如「基本上」等辭彙的刻意且隨意地到處搬用，以致無論在各類文化群體抑或亞文化群體，都依附於一種社會性逼迫的語言模糊運用的交流功能。面對尤其自「文革」以來的語言貧乏之現狀，甚至到了不使用約定俗成（語法語句語詞形成的重要根據）的語言便無法取得交流實效的地步，如同病毒繁殖般的泛化，惡性病症般的頑強，瘟疫般的讓人避之不及，還有哪個不得不承認：問題是這個問題看來確實是個問題（！）？如今影響修辭形式並加劇其形式庸俗不堪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媒體為求出路，軀殼為求生存而行使無奈之手段：嘩眾取寵。無論雅俗，媒體語言總是大千語庫的動力源，上至龍鳳下至草根，概聞風而動。

       第二層意義：「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注4）。

       陳望道沒有效法「這個世界」，他在抱著美好理想的同時，一步一個腳印地實踐自己的變革努力。歷史告訴我們，陳望道始終沒有逃避社會，他與後來的錢鍾書不完全一樣，並沒有扎進故紙堆，不聞窗外事。陳望道在談到自己怎樣研究起修辭的時候說，「五四」文學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張用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用新道德代替舊道德。可是許多學生不會寫文章，許多翻譯文章也翻譯得很生硬。自古以來沒有一部系統的修辭著作。正因為他把文化運動，啟蒙運動看作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所以，他對新中國的成立，對黨號召全國知識分子共同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繁榮與富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綱領，給予堅定的支持。五十年代，陳望道回歸黨的隊伍。「沒有一個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注5）比起那些始終賴在黨的城牆上挖黨的牆角的貪官，比起那些僅僅是軀殼的腐敗分子，陳望道有靈魂。

       所有的嘩眾取寵，都在效法這個世界，在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幌子下，一面迎合無知，平庸與低級趣味，一面在拙劣地美化這個世界。 「

      「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注6）這段話將鼓勵世世代代有靈魂的新聞人：嚴格剖析自己的同時剖析社會，一面報道不能效法的世界，一面為創建新世界製造輿論。

注1：摘自《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2：摘自《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注3：摘自《新約.雅各書4：4》

注4: 摘自《新約.羅馬書12：2》

注5：摘自《毛主席語錄》（一九六五年版）

注6：摘自《毛主席語錄》（一九六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