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查核:此廣告確實與香港「佔中」毫無關係)
我黨最早的支持者是外國人士,換句話說,國父孫中山可以被支持,他的追隨者共產黨人為何不可以?而且「追隨者」一詞不是我發明,這是中共中央文件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的專用詞。尤其我黨20年代的全部活動經費,都是蘇俄共產國際情報局資助的,否則根本不會有黨的一大成立,不會有後來的南昌起義,也不會有錢去搞「兩個中國」,第二個中國位於江西瑞金 ——「蘇維埃共和國」。
搞「兩個中國」是要花錢的,例如今日中國河南電視台《華豫之門》鑒寶欄目,獻寶市民呈上1932年毛澤東「蘇維埃共和國」發行的股票,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鑒定為真。
接受巨額經費,裡通外國,秘密從事暴力活動,圖謀策動各大民族起義,實現疆獨蒙獨藏獨,甘願成為蘇俄走卒的我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 後來更因為王明等著名裡通外國分子,不得人心,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意以犧牲我黨利益作為投靠國際共運的代價,蘇俄不高興了,馬上翻臉不給錢,這是我黨歷史上的第一階段的裡通外國現象。
裡通外國,在紅軍長征大逃亡時期基本停止。
但共產主義運動是因地制宜的,因人而異的,靈活性是黨性的靈魂。無數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實踐是最傑出的機會主義實踐,於現實運動中無規律可循,無教條可恪守,因此,黨中央從踢出高崗開始,設一個讓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感到極其憤怒的罪名,正是裡通外國。
按順序從五十年代開始:潘漢年、粟裕、彭德懷、賀龍、劉少奇、王光美、林彪、鄧小平、王張江姚、民運人士等等,直到佔中的大學生,他們的罪名里都有「裡通外國」。
裡通外國是罪名,還是英名,完全取決於我黨的需要,革命需要;而且一旦有需要,還得用其他的說法去替代它,比如:被毛主席徹底否定的那些裡通外國、賣國求榮、出賣民族利益的政策,1979年以後統統被稱之為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