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公車改革的「最大成果」

      三周前，回到中國，順便與老同事小聚，他告訴我：現在機關里每人每月貼補500元，公車不能用了。

      我問：那沒私車的人還有錢拿？他說：人人都有500元，職位高的往上再加。

      但聽他進一步描述情況，新的矛盾已經露頭，還不僅僅是內勤與外勤「一律平等」所產生的矛盾：

      一，廳局級以上幹部，核心機關（如公檢法）處級以上幹部，用公車可根據實際需要；

      二，無私車者公出，靠補貼喊出租難以維繫，乘公交車又影響工作效率，而將來矛盾的突破口，必然是「適當根據需要使用公車」，或者是變相受賄，讓私營企業「無私」奉獻；

      三，擁有私車者駕車公出，須以工作為重，但油耗車耗難免；往公處想，犧牲個人錢財，往私處想，早點收工打道回府，或者乾脆少出工，或者不出工；

      近日聽得在海外的網友雀躍歡呼：「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將是我國公車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

      即使能叫成果，按其所期望的績效衡量，那也只是文獻性成果，而同類成果，早已鋪天蓋地，宣傳欄里貼不進，檔案櫃里放不下了。

      從今往後，因工作需要，總是有辦法恢復昔往意義上的「公務車」，只是不再叫「公務車」，或者叫「備用車」就好聽，有備無患。

      自延安時期以來，共產黨管理幹部的制度嚴密，加上文山會海，從未規定公車可以私用，而且，各級黨組織制定規章，面面俱到，年年更新，滴水不漏。單純從法規上講，它早已形成世界上最龐大、最細緻的懲戒型法規體系，連小學生守則都寫上「不準抽煙」，更不必說警告每個黨員幹部「不準包二奶」。

      歷來的化公為私，假公濟私，其骨子裡是以權謀私。只要有權，就可任意解釋「實際」的尺度和標準；當缺乏制衡制基礎上的有效監督，改革永遠停留在紙面上，況且公車問題只是腐敗現象的一隻角，對此，還談得上啥「最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