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屠殺紀實 （新書推薦）

      《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是報告文學作家、原《芙蓉》雜誌編輯譚合成的一部非虛構作品，他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調查，之後完成此書。 

       敘述以一條河流開頭。道縣人愛吃活魚，商販往往早早地就在穿城而過的河流旁邊等待著捕魚，1967年，魚變得異常肥大，十幾斤的大魚經常會翻白浮在水面上，可沒有人去打撈，因為這些魚都是吃人肉脹死的。 這不禁讓人想到小說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殺為主題的小說《南京安魂曲》的開頭，他寫道：「南京學校旁邊的池塘里，水都變成黑紅色，屍首在水上漂，鯉魚和鱸魚都變得異常肥大。」 兩本書不同的是，南京學校旁邊並沒有池塘，這是哈金為了小說震撼的入場畫面而杜撰的細節；而道縣的那條河流，卻是真實流淌著的，那些被魚啃得亂七八糟的人的嘴，都曾真實地背誦過毛主席語錄。   

      根據《血的神話》的記載，湖南道縣大屠殺，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被迫自殺326人。全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全地區直接或間接殺人者15050人。殺人手段可以歸納為10種：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這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屠殺。五千也好，一萬也好，這些聽起來龐大的數字在個體生命所遭受的苦難面前顯得空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這場災難的可怖。 

      血的神話》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時，《墓碑》的作者楊繼繩為本書做序，他寫道：「在《血的神話》中我又認識了一位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國大陸進行這樣的調查、採訪，寫這樣的書要冒多大風險、承擔多大政治壓力，我深有體會。說一些常識性真話的人被視為『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打算講真話、求真理的同時就作好種種應對不測的思想準備，這不能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大悲哀。」 作者譚合成在1986年完成書的初稿，當時他任職《芙蓉》雜誌編輯，得以接觸到有關1967年湖南道縣及其周圍大屠殺的機密資料；此後，譚合成多次前往道縣採訪，補充原稿；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完成了50萬字的最終稿。 

      這場殺戮是如何開始的？  官方提供的材料是說當地的一個武器庫被搶，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被殺，由此開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戰。可作者譚合成的調查卻發現，被殺的9000多人里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可幾乎沒有一個人反抗和為自己辯白。  當第一個無辜者被殺，剩下接二連三的殘殺就顯得那麼順暢，那麼理所當然。人變得如鱷魚，對血腥味異常敏感。書里寫，道縣大坪鋪農場在周圍地區都殺得風生水起的時候，還沒有發生一樁殺人，

      所有人都在等待著大開殺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稻草終於等到了燃著的木柴。農場廁所里發現了一塊毛主席語錄牌，這可是反革命惡攻的大罪，調查最後把犯人鎖定在農場醫生謝志向的11歲兒子身上，革命群眾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謝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兒子。簡單潦草的「審判」之後，群眾決定把謝志向一家五口處死。  在強姦了謝志向美貌的女兒之後，他們一家五口被捆綁到山上，背靠背綁在一起，中間放了一個炸藥包。轟然一聲響，五個人全部被炸飛。革命群眾把這個叫做：「天女散花」。  書中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讓人覺得既突破了對人性想象力的極限，又覺得他們依稀彷彿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吞吐呼吸。  對於屠殺，我最大的困惑莫過於：人是怎樣克服動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類被殘殺而不心生惻隱？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Holocaust)里引用了哈佛大學社會倫理學教授赫伯特·C·凱爾曼(Herbert C. Kelman)的結論，從人變成集體罪行的罪犯有三個條件：暴力被賦予了權威、行動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  前一個條件是前提，后兩個條件在《血的神話》中也能找到例證。一個殺人兇手在接受調查，回答為什麼要殺人的時候，對工作組的負責人說：「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把生命之間的殘害簡化為行政命令，能有效的抑制道德愧疚。  另一方面，殺人者千方百計貶低受害者的人的特性，在語言上，用「反革命」、「黑五類」這樣的稱呼去代指，在行動上，用充滿羞辱的審判把他們逼到微不足道、苟延殘喘的境地。 

      殺人者雖眾，可在整個人群中的比例卻並不高。比令人駭人聽聞的殺害更讓人心寒的，是全局性的無所作為，受害人緘默不語，見證者也選擇忽視或者不說出真相——這讓他們成為罪行的共犯。在整個道縣地區的屠殺當中，不只沒有成組織的反屠殺運動，甚至沒有一個表現出超常道德勇氣的人。  在和平年代談論屠殺，多少顯得有些沉重和不合時宜，但卻是及時和必要的。關於屠殺的一切，讓我不知所措，直接經驗和想象力的匱乏使我對其懷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蠻行為，而這種懷疑，是危險的。只有直視人性異化的可能性，才能讓我對自己保持警覺。 

       （本文作者蔣方舟，作家，編輯。著有《正在發育》、《謠言的特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