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當道時,已經落實過政策,我家發還了兩次抄家物資(兩次被抄)。
第一次被抄是1966年,紅衛兵打砸抄的理由:我祖父是大資本家。
第二次被抄是1969年,公安局持搜查令來抄家的理由:我有個親戚與林彪死黨李作鵬是對立派。
第二次被抄去的物資,就是第一次發還的物資(只剩一半);等第二次發還,可憐連一半都不到,一輛三輪車就可以拉著跑,而最初抄走的那一次,幾十個紅衛兵搬了近一小時,卡車都裝不下。
最後還來的這批東西,在家裡藏了7年,直到1981年某日,我父親找來蘇州文物商店一位資深估價的,很高興地握手談妥,次日即換成204元人民幣。我只記得一幅梅蘭芳的畫,賣得9塊錢;直徑7寸的正德年官窯粉彩瓷盤,賣得15塊,等等,我爸爸當月便買了一隻190元的9英寸黑白電視機,他為這一生一世做的第一筆生意而四處奔走相告,不斷請親友來家看電視,他說:「還是共產黨好,做夢都想不到能坐在自己家裡看電視」。
我家很快就成為江南第一富。
本來我不懂得這個演演算法,為啥我們家破落到極點,卻反倒成為第一富。但只要說清楚就很容易理解:粉碎四人幫,為了彰顯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當時各單位在市委統一部署下,實事求是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調查並登記每戶家庭的收入和貴重物品,比如電視機,自行車,縫紉機,手錶等等都由各單位基層黨組織統計匯總。我家值錢的東西沒有了,已經被神經病爸爸賣了,我很難過,很傷心,要知道我不僅是個財迷,更喜好文物收藏,這一聽到要統計各家的貴重物品,心情不會比剛被抄家掃地出門時的心情好多少。
下面是當時的一段對話,擦把眼淚,作為本文的結束:
黨支部書記:「你跑到哪去的,找你都找不到,就剩你一個了,快快!家裡電視機有的吧?自行車還有-------」。
本人:「我不登記,我姐和父母單位已經登記過了。」
黨支部書記:「你怎麼老是自說自話,我們單位管我們單位的」。
本人:「你不是知道我們家是首富啊?要登記的話,光電視機就四台」。
黨支部書記:「認真點,別開什麼玩笑,這次統計是政治任務」。
本人:「我沒開玩笑,象現在這樣的統計法,全家總計足足要翻四倍,不是第一富是啥?」
黨支部書記:「你別以為你會辯,你根本輪不到首富,人家全家工作的7個8個都有,不比你富啊?」
本人:「老倪,你心裡也是這樣認為?」
只見倪書記在一旁愣著,他肯定不知說啥好。
接下的事我記不清,就是記得也沒多大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