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一元化的雄才大略，誰比得上薄熙來？

      中國曆來的政治權威，以「聖旨下」為最高指令。此權威讓文官不得違背，武將不得抗命，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權威的一元化特質。

      「一元化」幾近於哲學術語，意思就是本源的單一性。通俗點講，就是不搞折中，不做騎牆派，不能奉這個菩薩又拜那個大仙。所以，聖旨從來就是絕對命令，不留給人進一步思量的餘地。

      當年毛澤東的每一條指示，就是聖旨；只要各單位某日下午接到上級通知，只要電台預告有重要新聞，當晚七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張某人，以世界上最動聽的漢語普通話，慷慨激昂地下達最高指示，僅僅是那種字正腔圓的頂級朗誦，就讓人折服：原來說得好普通話不僅說好一種語言，而是掌握著一門極具感召力的演說藝術：「形勢大好，而不是小好，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假使聖旨模稜兩可，讓各人依照各人的眼光去看形勢，形勢就會一塌糊塗，皇權的威信下降，會導致另有強人自立為王，象薄熙來那樣。

      薄熙來的「三面紅旗」，體現了獨裁體制的一致性：「唱紅，打黑，民生」，這個一致性就是三者同出一個本源。堅持毛論，堅持專政，堅持共富（宣傳），符合一元論。薄熙來野心是做毛澤東第二，而且他自信有國際斡旋能力，所以他要比前一個毛澤東更為震驚全球；毛始皇說到底只對中國有影響，但毛二世自信10年內必超美國，他的天職就是取代美國的世界龍頭老大地位，山西薄家將名揚四海，光華永照。

      毛始皇畢竟是千古一帝。相比之下，薄的夭折令人失望，但在樹立政治威信的氣度上，在整個后毛時代，迄今為止概無人能和他相比，連鄧小平都不如。

      要說清楚何為雄才大略，還是要從一元論的概念說起，否則在理論上不可能有說服力。

      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就是一元論。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毛只強調階級鬥爭。鄧小平在文革時出來主持工作，一年不到就圍攻被打，因為他搞了個「三項指示為綱」，三項指示還都是毛的指示，鄧自以為得計，但遭到毛的嚴厲斥責：「什麼'三項指示為綱'，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

      同志們，理論是政治的生命，上述歷史故事，足見一元論的偉大和不可戰勝。好比民事庭將審理一項家庭糾紛案，其中一方是腳踩兩頭船的男人，還沒開庭就被輿論折磨得半死。這個男人就是二元論，他的立足基礎有兩個，從理論上講就是今晚睡一個，明晚睡另一個；而他的原配老婆且死死抓住一個男人為命根子不放。誰有道理，這場官司終究誰輸誰贏，豈不一目了然？

      毛帝崩，鄧上台，他吸取三元論失敗之教訓，廢除「階級鬥爭為綱」，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一元論。但共產僵死體制讓鄧左右搖擺，他便以堅持「一個中心」為幌子，後面加了兩個「基本點」。就此鄧小平思想正式被理解並命名為「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沿用我們上面舉過的例子，就是要以男人為中心，他一方面必須為養老婆（孩子）去「改革開放」，下海賺錢，另一方面為了情人他又要堅持幾項基本原則，爭取在志趣情操，美學性感，良心俠義等等非物質方面都得到圓滿享受。當然這絕對是擺不平的，中心一旦受兩個基本點制約，兩邊只要有一頭翹起來，中心的位置就必然偏移；如果中心不受兩個基本點制約，那鄧小平講的就是廢話，有啥必要？所以二元論是走不通的，中國左右徘徊，最終僵在原地踏步不前，體制問題成為中國所有問題的癥結。

      薄熙來之所以能唱紅一片天地，權勢威逼京城，是因為我們總書記搞的是三元論。胡總提出：「要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

       現在整個社會面臨的困境，正是「三個至上」產生的結果：

       「三個和尚沒水喝」，國家有難卻無人站出來承擔責任；黨責怪人民，人民抱怨黨；多至上即無至上，「三個至上」誰也不怕誰，撞在一起打混仗；碰到好處，看到利益，黨和人民相互攀比，相互譴責；黨怪人民人慾橫流，素質低下；人民怨黨結黨營私，貪污腐敗；黨和人民一起討價還價，本來不健全的法制，缺檔的法制，甚至無法無天的法制，懲罰得了誰？終究還是要看誰權大，談何「人民利益至上」？

       以胡總為首的黨中央不推行政改，其結果，與當年的鄧處於同樣的兩難境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薄乃乘虛而入，他看出「三個至上」的結果：非但一個都至不了上，還不斷給黨增添麻煩，所以他就立志出頭，做一個走向新時代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