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海外朋友說道:文革沒遇上,幸好躲過上山下鄉這一劫。
祝賀他之幸運,並不亞於祝賀我自己。是謂天性趨利避害,人都自私。尤其我主動地躲過好幾次劫難,並非有過人的機巧,而是我自私,怕被解除公職,怕勞改勞教,恐懼死亡。每次到了運動的攻堅階段,我總是咬緊牙關,堅持不說出真理,沒做過猶大,卻幾次都不認主。
文革暴風驟雨,長達十年。雨過不一定天晴,它常常霧蒙蒙,雨蒙蒙,淫雨綿綿。這場災禍致使中國這座奇大無比的建築千瘡萬孔。有道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個民族的長夜難明;文革過後,並未見陽光燦爛。
「敬愛的華主席,革命的接班人,敬愛的華主席,革命的掌舵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使中國浪費了四年。自以為昂首闊步的億萬人民,本是唱著讚歌進入華國鋒時代。這四年裡,中國最大的變化,是天安門廣場變小,變得擁擠;龐大的紀念堂佔據了廣場中央兩萬多平方米的地盤。這裡面躺著的偉人,在死前10年就預料到「我死後,右派會造反」;但他未預料到,他死後還能有成功斐然的政治運動;他沒有預料到,中國人對他無比懷念,直到他死後的第35年,天安門廣場上一次對路人的民意測驗顯示:95%的各地民眾贊成把毛主席的誕生之日定為「東方聖誕節」。
文革過去四年後,第一場政治運動轟轟烈烈在全國城鄉開始了:八十年代的「嚴打」。多少人被不公正地處以死刑、無期徒刑,被押解勞改勞教?這個數字至今中國政府還不便公開。我聽到還有種解釋:地方向中央虛報戰果,因此統計數字有水份。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批轉公安部文件,有關統計數字僅下發到省部級黨組和省部級公檢法黨組;兩年後因以同密級下發為冤屈者平反或減刑的文件,舊件收回,詳情至今無人知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嚴打令青年一代人人害怕。各省公安廳嚴打條例規定:「同時或交替與兩個(含兩個)異性發生男女關係,即可定為流氓罪」。事實上,連計劃生育二胎的婦女都抓了好多,雖各地派出所兩周內得到上級的糾正令,撤銷對這些婦女的行政拘留處分。但這些婦女已被強制墮胎,早已出院回家了。當時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四位黨員幹部聯名致信中政委主任彭真,對「從重從快」四個字的嚴打政策提出質疑,認為這條政策有悖於法制精神,將導致人治泛濫。中央政法委立即連同此信一起,向全國公檢法系統發文,針對四位幹部的觀點展開批判,斥之為資產階級虛偽的人道主義。這四位幹部隨後都受到了應有的組織處理。
如果說第一場政治運動針對的是社會低層,哪怕是些垃圾,是渣滓,但未象文革那樣去對待知識分子。粉碎四人幫,人民是怎樣聲討其罪行的? 人民群眾感慨道:不管你們上面怎麼斗,怎麼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和希望,總不能沒有社會精英,總不能缺少青年知識分子。
但是,隨後政治運動接二連三地興起。歷史也是夠荒誕的:四人幫一夥都還健在。
張春橋早在1977年不公開的庭審時說到:「你們試圖宣稱自己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一脈相承,你們知道不能和逝去的偉人對抗……但你們絕對不同意毛主席建國以來的革命路線,你們本能地要保護自己官僚機構的特權…… 我還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們的滅亡,但我可以看到你們的墮落,看到你們的子孫走向瘋狂!看到你們鎮壓群眾,看到你們在群眾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種」!
張春橋不愧為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首席理論家,他希望看到的都親眼看到,次數竟然還超過他預見的「另一次」,讓這位惡棍死於惡死之日卻能安心地瞑目。
第二場政治運動——「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一批在文革中倖存的知識分子被迫離開工作崗位和領導崗位,全國的思想文化教育領域再度籠罩陰暗。
第三場政治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年,更多的在文革后崛起的青年學術精英紛紛夭折,其事業蕩然無存。胡耀邦被定性為抵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對此負全部責任而被迫辭職,他為黨內建立的民主政治業績毀於一旦;他提拔的優秀青年幹部喪失了政治前途;胡耀邦作為中共改革唯一的希望,退出了歷史舞台。
第四場政治運動——「六四清查」:1989年,知識分子逃的逃,關的關,死的死,剩餘的下海經商,下崗待業,自此兩耳不問政治。中共為這次向人民開槍的「天安門事件」付出甚至比文革更為沉重的代價:從1949年以來,以來黨和軍隊的法統地位第一次發生了難以複位的動搖,以致於國家若不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糾正為國殤日,這個國家勢必永無寧日。
與黨的「三面紅旗」一樣討巧,文革作的餘孽,讓人民承受;文革欠下的血債,讓人民償還。當上邊還在五十步笑一百步,下邊已個個毛骨悚然。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於是這個民族空前的一場延續毛后35年的大規模移民,將這個社會本來該充任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毛胚,拋向浩瀚大海的另一邊。
再躲就沒地方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