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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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二）

作者：小城春秋於 2011-6-28 11:2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流水日記|已有40評論

這裡是大西北，荒涼的高山峻岭中，一個新興的工業小鎮，現在已經是市級建制的城市了，市裡白楊樹，林蔭道，甚至有了人工湖。在當時，市區只有兩條柏油馬路，一條主要街道，騎上自行車從一頭到另一頭，只需5分鐘。據說50年代大鍊鋼鐵，勘探隊員在這裡找到銀礦，因此以白銀命名。主街上有幾家清真飯館，二毛三分錢一碗牛肉麵，旁邊有幾雙虎視耽耽的眼睛，嚴陣以待盯在那裡。吃完了，把碗連同剩下的麵湯往桌子上一放，立時就有幾隻精瘦的手伸過去。搶到碗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碗里的湯倒進嘴裡。

三哥和他心愛的人來到這裡，年輕的心，充滿了新奇。對於環境的艱苦，大概也有兩個人分擔，就減了一半的效應吧。那時候的人，都是中規中矩，雖然戀愛幾年，也已經許定了終身，而且女孩已經隨他千里迢迢，離鄉背井來到這裡，但他們還是遵循常規，大學畢業第一年，他們各自住單身宿舍，工作一年以後才結婚。結婚時已經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了。兩個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趕上了文革中的婚禮，收到的禮物多半是精神食糧，譬如紅寶書、毛主席像章等等，與居家過日子關係不大。其中倒是有一面鏡子，他們用了很多年，也許當時還有個洗臉盆之類的也還實用。

他們在這個小鎮安了家。我大概其知道他們曾經住過的一帶土房，兩人在那裡有了他們的第一個兒子。那時結了婚就沒有探親假了，生孩子的產假，可以回北京探望父母。三嫂生長在北京，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來到這個荒涼的西北小鎮，他們的精神支柱，就是對北京的懷念和嚮往，那是他們一生都不願剪斷的臍帶。因此，三嫂一定要回北京去生孩子。那時每個人都填表格，家裡的情況，社會關係等，都要老老實實向黨彙報。三嫂希望她的孩子將來填表格的時候，能寫上，出生地：北京。而不是這個西北的黃土小城。

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在北京。電報來時，三哥放了兩個二踢腳，慶祝他的長子誕生，也慶祝自己當了父親。這個孩子的出生，觸動了兩個人心底的擔憂。我們的家庭出身「黑」的那麼沉重，三嫂可以不計後果，愛上一個沒有政治前途的人，但他們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家庭出身斷送了未來的前程。兩個人商量，比較起來，至少三嫂的家庭出身還是「白」的，在政治上努力向黨靠攏，將來孩子的母親是黨員，多少也能沖淡家庭的「黑」色吧。於是兩個人目標明確，做了分工，三哥全心全意支持，三嫂積極工作表現，開始了為下一代而爭取政治進步的持久戰。幾年以後，我加入了這個家庭，也同時加入了他們的奮戰。

一個男人有怎樣的一生，在很大意義上，取決於他選中相伴一生的那個女人。應該說，三哥是個幸運的人，他娶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女人。三嫂不是尋常意義上，那種特別細膩的女性。但是，她受的教育和天賦，她的才華和性格特質，她吃苦耐勞的韌性，勝過了多少男人，在很多方面，都足以令任何一個知識女性望塵莫及。

那不是一般的艱苦。西北，西方主燥，北方屬寒，那裡是又干又冷的地方。西域風沙，四季而作，光禿禿的山上，碎石黃土，一遇陣雨就成山洪，土石滑坡，存不住一點水。沒雨的時候，到處乾旱，山上稀稀落落耐旱的草，都是黃土的顏色，遠遠望去，全無生氣。俗話說民以食為天，最苦的就是這個「食」。那裡以麥面為主食，高原氣壓低，沸水燒不到100度，饅頭總是蒸不熟，那黏黏的饅頭，泛著餿味兒的麵條，曾經讓我的胃酸泛濫，以至於離開那裡以後，很多年都不愛吃麵食。尤其是沒有青菜，當地產不出足夠的青菜，來支撐這裡的工業人口，青菜都要從幾百裡外運過來，菜店有菜的時候，一次搶購。多數時候，菜店裡空空如也，連根菜毛都不見。只能各單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些單位的車輛，專門為職工運輸吃的東西。最過分的是青菜吃不上，肉也沒有。真不明白，那年頭豬怎麼長得比人還瘦！每人每月一斤肉的定量，每家總能有幾斤肉可吃吧？其實不然。東西少就金貴，肉在上砧板之前，早就內部處理過了。在肉店排半天隊，好不容易輪到了，多半都是豬胸部位，一刀下去，脊椎骨加肋骨，連著皮和薄薄的肉，4斤肉至少有2斤半骨頭加半斤皮，所謂吃肉，不如說是吃肉味兒。每月每人半斤油，如能足量，也還過得去。可是這半斤油多半是含有大量雜質的棉花籽油，或菜籽油，加熱以後就變成滿屋子油煙揮發掉了，炒菜多半都成了煮菜。就連醬油，都是鹽水化合物，看著有顏色，煮出的菜卻沒有顏色。還有，恐怖的廁所，夏天廁所里的蛆蟲拖著長長的尾巴、、、、、、從小在京城裡嬌生慣養的三嫂，跟著三哥一路走過，對於這些，從沒叫過一聲苦。她總是自豪地說：我這人能吃苦！這是實情。在艱苦的生存環境里，有一個能吃苦、肯吃苦的女人，與他共甘苦，這是三哥多大的福氣呢！

在69年戰備命令之前，他們還住在山下市裡，應該是每天乘礦山通勤火車去上班。三哥每天下礦井，孩子還小，時常夜裡發燒，抱著去醫院。70年後，山上建了家屬住宅區，響應當時備戰的號召，多數職工都搬到山上，三哥三嫂也把家安到了山上。山溝里兩處五棟和十五棟平磚房，大家把這兩處家屬住宅區分別叫做「十五棟」和「五棟」。到我去的時候，他們就是住在十五棟。

三哥有一張穿著工作服，戴著安全帽。頭上有頂燈，手裡拿著手電筒的照片，真是颯爽英姿，工人階級的光輝形象。但是真實的生活，絕不是那麼浪漫。那時的大學畢業生，畢業以後還不是工程師，而是技術員。由於文化大革命，十年沒有調級，三哥做了十年的採礦技術員。事實上，做工程師的工作，拿技術員的薪水。他是做井下開採施工設計的，一切以工人安危為重。在礦山那麼多年，他每天上班，都是一早把包放到辦公室，換上工作服，戴好防護用具就下井檢查，幾十年如一日。我那時看到家裡有嶄新的工作服，線手套和防塵口罩，天真的以為新社會了，當工人這麼幸福！三哥卻說，工人們很辛苦，也很危險。他說，對工人的安全教育是長期的。我是後來才明白的。豎井開採需要井下爆破，電鑽打眼，塞上炸藥，引爆，水槍驅塵，工人們長年工作在井下，又濕又冷。四季都要穿工作服棉衣棉褲，長水靴。井下很危險，會有塌方，爆炸后的粉塵，會造成肺的間質纖維化，也就是矽肺。而多數工人都不遵守安全規則，因為不懂得事情的嚴重性，發了防塵口罩也不戴。很多工人下井十年左右，就有相當嚴重的矽肺了。我曾經看到一些老工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高原本來就缺氧，得了矽肺，嚴重的缺氧使他們胸悶憋氣，一點力氣也沒有，形同廢人。我從那時開始擔心，怕三哥得矽肺。好在三哥以身作則，幾十年天天下井，總是嚴格的做好安全防護，後來得以從他的崗位上，全身而退。

礦里幾乎每年都有一些工傷和死亡，那是最令人辛酸的景象。我們學校總是承擔製作花圈的工作。放了學，大家留在學校做紙花，我和同學們都做得一手漂亮的紙花。我們那時不大想到在這些紙花的背後有著什麼意義，即使那是一個生靈慘淡的逝去。但是隨後，就會有死去的礦工家屬來到礦上，要求解決家裡的困難。礦里的賠償肯定無法解決一家母子的長久生計，失去了當家人的家庭，日復一日的在礦上滯留，到食堂打飯。然後，某一天，他們就離開了。如果家裡有接近可以工作年齡的孩子，礦里就會安排接替父親，算是有個工作了，沒有的話，也許要回去等些年吧。一個生命離開的背後，是一個家庭漫長的苦難。三哥對這一切，是感而慨之。他能做的就是盡一己之力，堅持科學合理安全的井下開採，他在豎井開採這方面做了三十多年，從技術員做到高級工程師，兢兢業業。其實他是做設計的，要偷懶是可以的，但他總是在第一線，每天都要下井看一圈，才放心。礦工意外的事看得多了，記得那時他每天下井，我們都提著心。有一次，三哥在井下受了傷，全礦都知道了，我聽到消息的時候，腦子都不會想了。後來，聽說是腿傷到了，人沒關係。我在去礦里的路上，遇到了送三哥回家的小轎車，三嫂和侄子都在車上，他們叫我也上車，一直送我們到家裡。三哥善良厚道，對人充滿悲憫，上天保佑他，在礦山多年，受過輕傷，沒有大礙，更難得的是，沒得矽肺。多少跟他同時期的工程師，都未能避開這種病的折磨，那些工人們，就更不用提了。

那是文革時期，全國都在鬧革命。工礦企業，是國家經濟的基礎命脈。三哥曾說，國家這麼大，大家都不幹活，還談什麼國計民生？三嫂說人家都不幹活，三哥還是悶頭兒干，出身不好，評先進也評不上他。可三哥說，拿著國家的工資，不幹活對不起良心。三哥的言行對我後來影響很大，憑著良心做事，應該是做人的最高準則。那時候，經常的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在我們家裡，就是三嫂抓革命，三哥促生產。三嫂在學校的時候，大概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據她說跳過集體舞，畢業后也在公司文藝隊表演過，後來到了礦里，要她當文藝隊的導演。她這個人才華是沒的說，幹什麼像什麼，把個文藝隊辦的有模有樣，一群年輕的男女青工，還有那些大學生們，都在她周圍，自編自導，有自己的樂隊，可說是人才濟濟。每年從元旦開始，五一，五二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若干年）七一，八一，十一，每個節日都會出一台節目，熱鬧非常，有時還會與別的單位互相交換演出，還有慰勞駐軍，一台一台的熱鬧。三哥一直在台下，從來沒上過台，可是，熱鬧過後，總要落實到具體的工作上，礦里是要對公司交出勞動成績的，而勞動成績就不是在台上跳出來的了。我們的學校，也常常參與到熱鬧中來。那時候，工業學大慶，礦里為了鼓起工人的革命幹勁，總是搞些聲勢浩大的活動，一會兒一個獻禮，一會兒一個大會戰，誓師大會，每次我們參加過後，都不知道戰果如何。現在想來，誓師和獻禮的實質，是工人們在井下更勤力的工作，而三哥和他們在一起。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