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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川康 48

作者：lilly13 於 2010-9-5 06:5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原創文學|已有22評論

關鍵詞：

希望

1963年，我懷孕了。

古人說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1951年我家遭了覆巢之災，是媽媽和婆婆拼了性命，保護了三支小鳥，保全了這個家。現在，經過了狂風暴雨、大災大難之後，我們的家就要增添新的成員，婆婆和媽媽特別高興。我給孩子取名為「暉」：黑夜后的光明，有晨曦的炫爛和活力，有朝陽升騰的必然。媽媽非常喜歡這個名字，她說：「這與你爹名字的意思相同，也算是一種傳承吧。」

婆婆和媽媽說什麼都要來重慶幫忙。婆婆開心地說：「我這是四代同堂了，真是福氣呵。」她一定要早一點來守著我。聽媽說，我小時候一步也不肯離開婆婆，只要看不見她就大哭大鬧，上幼兒園也要婆婆站在窗外我看得見的地方。現在我二十五歲了，婆婆還要來照顧我，非守在我身邊不可，我實在太幸運了。七十五年來，婆婆沒有離開過成都半步，來重慶那天，從早上起，她就不吃不喝，因為獨自一人上路，她那一雙小腳在火車上站不穩，根本沒有辦法上廁所。她在車上直直地坐了一整夜，當我在火車站接到她時，她仍精神抖摟，滿心歡喜。

媽媽準備了孩子的全部衣服和用品，在我臨產時請了兩個月假來重慶。學院正好有個貨車去成都，我們請司機讓媽搭車前來。這時，我已把弟弟轉入西南師範學院附屬小學，心裡暗暗高興，以我丈夫的名義把他從成都轉來，他或許能「矇混過關」，得到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弟弟非常聰明，又熱愛學習，每學期都是三好學生，各種獎狀帖滿屋子。當看見媽前來，我和弟弟高興得又蹦又跳。媽笑著對我說：「你是要當媽的人了，怎麼還象個小孩子，你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呵？」媽媽哪裡知道，在她面前，我永遠都是個長不大的孩子。

後來聽那位司機告訴我們，他到成都后就和媽約好，回重慶那天早上六點鐘，媽在約定的地方上車。早上他五點半去加油時，看見媽已帶著一大包東西孤伶伶地站在路燈下，那時是一月初，正是嚴冬之際，媽媽提前那麼多時間在凜冽的寒風中等候，她是怕萬一錯過了時間，搭不上車。我感到無地自容，我這麼大了，沒有能力照顧媽媽，還讓媽媽為我受苦受累。

196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女兒呱呱墜地。丈夫和媽媽從醫院回到家，已近半夜，大家興奮得無法入睡，一同舉懷慶賀。媽媽多準備了一隻酒杯，那是給父親的。她深信父親一定會來到我們中間，和大家共飲，和我們一起祝福下一代不再有災難，不再有痛苦，祝願孩子有幸福的生活和如錦的前程。

暉從小就表現出她特有的個性，愛哭愛鬧。每天熄燈鍾一響，她就開始哭，哭起來就沒完沒了，好象她曾經受過多大苦難似的。每次給她洗澡的時候，婆婆就大聲叫弟弟——個十二歲的小男孩，弟弟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痛快，都會丟下一切飛跑回家。他熟練地準備熱水，把尿布從大到小一張張擺得整整齊齊，再灌好熱水袋把它們捂熱。又幫忙遞洗澡用的東西，洗完后他立即洗尿布，井井有條地包攬了洗孩子的全部輔助工作。

暉在全家人的疼愛中一天天長大，她不再是個愛哭的孩子。這段時間我又有了久違的幸福感，除了在為孩子的忙碌中得到母愛的滿足外，也因為弟弟在學校的出色表現。他幾學期來一直是班上各門學科的第一名，弟弟會成材的想法在我心裡潛滋暗長著，我決心不遺餘力支持他。

1965年弟弟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和每學期三好生、五好生的榮譽小學畢業，但因為家庭的原因，他沒有考上中學，他落榜了。我們中國有一類最令人厭惡的人，他們自己身上長滿了虱子，卻偏要想方設法去抓弱者身上的跳蚤，以表明對上級領導的忠心。弟弟的班主任就是這種人，在考中學前夕，她以《家史》為題，要孩子們寫舊社會自己家人的苦難。其實這些學生都是建政后出生的，作文的內容多是從報章雜誌上東抄西湊而來。我們這種家庭，叫弟弟怎麼寫？於是久久交不上作文。這老師立即意識到我家有問題，她在課堂上拖著嗓子、陰陽怪氣地對弟弟說：「你們家過去是怎樣剝削窮人的也可以寫嘛，這種』家史』寫出來，會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這樣的話無異於把弟弟打入十八層地獄，從這天起弟弟再也抬不起頭來。而這個老師卻如獲至寶，趕快屁顛屁顛地跑去向領導彙報她的重大發現，由此而造成了弟弟沒有考上正規中學，他又一次被踢到民辦學校。

想到黨中央的有成分論，而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的政策；想到報紙上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的宣傳；全家人的心粉碎了。我曾下過最大的決心，不管有多困難，不管需要我負出多大的代價，我一定要支持弟弟上大學。現在他卻連讀中學都受到限制，我除了傷心絕望，什麼也做不了。這件事，再一次提醒我，要我牢牢記住我們姊妹永遠都擺脫不掉的「賤民」身份，我們決不能有「非分之想」。

1965年下半年，四清運動開始，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厄運又來了，報上宣傳：被打倒的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他們就象掛在屋檐下的大蔥，葉干、根爛、心不死」，「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們嚇壞了，剛剛放鬆的心又收緊起來。四清運動中，學校要求婆婆回原藉，婆婆本想多幫我照顧女兒一段時間，也不能夠了。

1966年初傷透了心的弟弟和婆婆一同回了成都。

大難不死

1966年5月的一個的深夜，學校廣播喇叭里突然傳出刺耳的聲音，通知全體教職工趕快去開大會。迷迷糊糊中，我感到非常恐懼和緊張，直覺告訴我災難又在向我逼近。半夜的會上學校宣布「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只看到領導不停蠕動的嘴唇，卻不知他在說什麼。當我沿著漆黑的道路高一腳低一腳地回到小小的卧室，女兒驚恐地睜大眼睛靜靜地躺在床上，似乎兩歲的孩子都知道我們與眾不同，我們又將大難臨頭，她只能默默地忍受。而隔壁軍官家屬兩歲的女兒卻在大聲啼哭，以抗議她不容侵犯的受母親陪伴的權利。

我的預感沒有錯，一夜之間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誰見了我都裝著不認識，顯然，前一天晚上領導已經召開過會議，他們決定要教訓我一下。「揭發」我的大字報張貼了一大片，我的名字被倒著寫，前面冠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並用紅筆在上面畫上一個又粗又大的叉，和當年被槍斃的「反革命」脖子上掛的排子一模一樣，看來我被宣布該死了。我想起蘭曾對我說的話, 後悔莫及, 當初要是隨大流給校長送一份賀禮, 豈會有今天的災禍。從來沒有面對過這種事的我, 既害怕又氣憤, 我的傲勁又上來了，我在書上寫道：「如果別人打你的左臉，你就把右臉送給他們打，或許他們就不再打你。可我絕不！」不幾天學校的另外兩個教師相繼進了「牛棚」, 還給他們帶上高帽子遊街，叫他們一邊敲鑼一邊說些罵自己的話。他們將怎樣對付我? 不得而知，但我暗暗下了決心，如果要叫我戴高帽子遊街，我寧願死！

應該是老天早就幫了我吧,我從小因父親無故被抓，在潛意識裡就有了保護自己的本能，後來父親叮嚀我不要參與政治，成了我謹遵的遺言，我一刻也不敢忘記自己「賤民」的身份。我從來不說和政治有關的話，我的任何一張表格里都沒有填寫父親一欄，所以父親的情況沒有人清楚。儘管有不幹活、專管人的書記，他們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卻沒有找出我這個「妖」來，領導又組織人反覆回憶和過濾了我平時所有的言行，除了對領導不恭外，找不到能讓他們上綱上線的「政治問題」，暫時沒有把我定為運動對象。在那瘋狂的年代，學校教師被貼大字報的人很多，但這些大字報仍讓我憤怒，再一次感到我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裡，也不知道等著我的會是什麼命運。

更讓我傷心的是我的女兒，她才只有兩歲多，只因她是我這個黑狗崽子的孩子，她的身上自然就打上階級的烙印，也被批判成資產階級小姐。我害怕弟弟的命運又將落到她身上，為了她的安全，只好送她去西南師範學院幼兒園住讀。我們家的第三代也不得不經受痛苦了。由於我們窮，暉營養不良，又因出麻疹轉為肺炎，剛從醫院回家不久，身體很虛弱，在幼兒園常常生病。有時星期六把她從病房接回家，星期天又送進病房，到下個星期六再去接，她還住在病房裡。每次送她去幼兒園，她總是雙手抓緊我的衣服哭得死去活來，兩個老師用力掰開她的手，把她抱走，我便飛也似的逃開，這時才體會到不敢回頭是什麼滋味。

文化大革命運動向著毛澤東指引的方向前進，矛頭漸漸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校是「黑狗崽子」相對較多的地方，造反派忙著「造反」，忙著當毛澤東的紅色保衛者（簡稱紅衛兵），再沒有人有心思來過問我們。不久，學校停了課，我是沒有資格參加、也不願意參加「造反派」的另類，趁機住在北碚，再不把女兒送到幼兒園，過了一段逍遙派的逍遙日子。

說是逍遙, 其實不然, 當時西南師院也成立了「八.三一戰鬥團」, 但大多數教職工都參加取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保皇派」。他們對反「右」鬥爭還記憶猶新, 私下說: 這些年輕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後成了反革命都不知道是怎麼當的。不久重慶的學生到北京串聯, 北京南下串聯的學生也來到重慶。第一次來的北京小將, 多是高幹子弟, 他們對偉大領袖的真正意圖混然不知, 全部身著舊軍裝, 腰綁寬寬的軍用銅頭皮帶,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他們高喊「老子英雄而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子即將成為「黑幫」。他們把首都的革命狂飆帶來, 把紅衛兵「造反有理」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帶來, 也把「要武」的作風帶來。學院立即沸騰起來，辯論會上, 說不了兩句他們就解下皮帶劈頭蓋臉向對方打去；批鬥「黑五類」或走資派的時候, 他們掄起皮帶, 銅頭「叭、叭」地打在對方身上、臉上, 只見「壞人」們頭破血流, 滾翻在地。接著戴高帽子和五花八門觸及皮肉的手段也應運而生, 花樣層出不窮, 看到這些, 我怎麼逍遙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