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運動開始了。父親在家的時候多了。
過去跟父親經常接觸的共產黨員,成都一解放全都杳無蹤影。父母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他們,他們卻再也沒有一個人來過我家。父母越來越緊張,成天提心掉膽。
土改還沒有結束,「鎮反」狂飆又拔地而起。成都也不例外,警車尖銳刺耳地鳴叫著到處抓人,對「反革命」的鬥爭會天天都有,槍斃「反革命」的公審會三天兩頭地開,會前會後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綁著遊街,以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
曾經是槍殺「反革命」的刑場之一,著名佛教勝地文殊院後院,到了晚上,一車車「反革命」拉過去。前一批人被槍斃后,屍體馬上送走,鏟幾鏟泥土蓋住死者的鮮血,接著槍斃第二批。如此每天一批又一批,不知槍斃了多少人,直到那一大片土地被鮮血浸透,變成軟軟的。
我家對面,住著一對新婚夫妻。小夥子在街道辦事處工作。前一天他還積極地跑上跑下幹革命,第二天就被宣布為「反革命」。一批軍警擁進家門把他抓走,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拚命抓著丈夫的衣服不肯放手。時至今日,此事已過去半個多世紀,我仍忘不了那青年被架出門時一臉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和他妻子呼天搶地的哭聲。
一次公審會後,幾個即將被槍殺的「反革命」胸前掛著個大牌子在車上遊街示眾。突然從一條小巷飛奔出一家老小,他們扶老攜幼,不停地叫:「快!快!晚了就看不到了。」他們不顧一切沖向刑車,高喊著親人的名字。我看不清刑車上那些人的面孔,只看見掛著大牌子被摁得很低的一個個人頭,牌子上是很粗的紅色大叉劃了的名字;還看見這群置生死於度外奔去見親人最後一面、並為其「送行」的一家老小。
這段時間,老師曾帶我們去鄉下參加鬥爭大會,我們遠遠地看見一個人被五花大綁,跪在台上。有人不斷地上去哭、喊、踢、打,最後宣布槍決。幾個人把他拖到離我們不遠的田裡跪下,槍聲響處,腦漿混著血水飛濺。我嚇得蒙住眼睛,蹲在地上,把頭躲在腿彎里。此後幾天,每到吃飯的時候,眼前便出現那白花花的腦漿,就噁心、嘔吐。
離成都不遠的夾江縣人口不到十七萬,那時處理的反革命案件就有九百五十四件,有的一個案件牽連的還不止一兩個人,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未經任何部門批准,即使是經過批准的,又有不少是毫無根據的冤案。
那時,宗教也劃成了反動組織,天主教、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全被驅逐出境。我們幾個學校的一大群中學生由老師組織起來,每天下午輪番去對著附近教堂反覆唱:
赫馬雷(音),滾出去!
馮道元(音),滾出去!
我們今天認得你,
認得你是老虎身上披羊皮,
你借著傳教組織聖母軍,
你一心和中國人民來為敵,
陰謀破壞樣樣你都干,
你是個兇惡的帝國主義!
大家越唱越氣,覺得外國人都是無惡不作的壞蛋,把他們驅逐出境,簡直是太便宜了他們。
這種陸續實施的有計劃的大逮捕和槍決行動,造成極具震撼性的效果。毛澤東說:「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在這狂熱而血腥的氣氛里,父母極度惶恐,只要有敲門聲就心驚膽顫。父親很多問題都想不明白了,自己既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政府官員,又曾為共產黨做過很多好事;既有田產收租,又是實業家、金融家;既跟隨劉文輝起義,被任命為川西行政公署委員,政府又沒有安排他的具體工作。到底共產黨會怎樣給自己定位?風暴會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降臨到自己身上?父母天天為此揪心。
記得父親曾說:「周鼎文現在當了大邑縣的副縣長,老二那邊我就不擔心了,他要是能到我這裡來一趟,我也好問問他我該怎麼辦。」
「鄒趣濤離開我家的時候,信誓旦旦說不會忘記我們,怎麼現在就不來我家了呢?他在哪裡工作呵?哎,我這次如早去了香港,也就天下本無事了,現在才真正成了庸人自擾之。」母親卻沉默不語。
但父母仍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些老地下黨員總不致於人人撒謊吧,或許忙過了這一陣子,他們會來自己這裡拜會?父母多麼希望是自己誤會了他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