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23

                              迎接解放                    

                                           1

    從西昌回成都后, 父親把我和妹妹送到實驗小學讀書。這所小學比較開放, 學生不用穿童子軍軍裝, 如果要上童軍課, 女生就在腰上扎一條帶子, 把長衫下擺拉上來塞在帶子上, 隨便操練一下,。學校不要求學生寫毛筆字, 還開設勞作課；學生除了學習規定的科目外, 還參加很多活動。 在那裡, 我學會了唱國歌, 認五線譜, 指揮合唱; 在那裡, 我學會了製作工藝品, 使用縫紉機；在那裡, 我們用「山那邊」代替「解放區」, 唱「山那邊喲好地方, 一片稻田黃又黃, 你要吃飯得耕地喲, 沒人為你作牛羊。」後來才知道這是共產黨辦的學校。
  這段時間, 父親跟共產黨的關係更近了。1948年，共產黨通過鄒趣濤和他結成統戰關係，進而吸收他為新民主主義同志會會員，入會時要求父親資助銀洋兩百元給地下黨購買槍支彈藥，還要求用父親辦的培文印刷廠作為川西地下黨的秘密聯絡處。
    這時的成都，變化實在太大。回想抗戰勝利的那天晚上，人們從每條街巷、每個家門湧出，通霄達旦地狂歡，一起迎接安居樂業的生活。誰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正如當時的一首歌所唱：

      抗戰勝利有三年，
          全靠老百姓出力多，
      總算打的還不錯，
      總算打得還不錯。
      卻不料勝利三年來，
      半個世界風雨飄搖，
      千萬人民難過活。

    由於種種原因，全國物價飛漲、經濟衰退，成都的經濟比其他地區崩潰得更迅速，很多人在飢餓線上掙扎。一會兒是法幣，一會兒又換成金元券、銀元券，過不了多久，甚至銅元、小錢也在交替使用。西馬棚前面的長順街上，到處都掛著花花綠綠的大減價橫幅，商店老闆聲嘶力竭地吆喝：「關門大拍賣啊」、「虧本大出血啊」，構成一幅幅看似熱鬧實則凄涼的圖畫。成都市內商店倒閉、工廠罷工、教師罷教、學潮頻頻，常聽到集會或遊行的人群高呼「背時政府垮！垮！垮！」的口號聲。
    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示，父親拿出蔣介石發給西康省的部分省款，暗中交給地下黨。地下黨再用這些錢大量製造假幣，並迅速投放成都市場，成都經濟的大滑坡當然更一發不可收拾。人民生活更加不堪，反對國民黨的浪潮在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也更加一浪高過一浪。
    實驗小學的老師也罷課了, 學生會號召小學生支持教師的罷課活動。我們排練話劇、大合唱、舞蹈等, 並組織義演, 賣票的收入全部送給因罷課而得不到工資的老師們。當然, 買票看我們這些小孩子拙劣演出的, 都是同情教師的開明人士。 每次演出, 父母都要陪我去, 他們也買票進入會場, 我在台上看到他們鼓掌, 總是很高興。 

                                          2

    1949年，成都更是一片混亂。胡宗南部隊入駐成都，全城軍管。大街小巷卻到處有共產黨的標語，還貼出毛澤東和朱德的油印照片。國民黨當局加強了鎮壓。記得有一個叫毛英才的華西大學女生去裁縫店做衣服，只因手提包里有一本《新民主主義論》，被特務發現后，即被逮捕。儘管查明她不是共產黨員，仍被槍殺在十二橋。當時成都的氣氛異常恐怖，稍有差池就會丟掉性命。一天，我家後門傳來急促的敲門聲，門剛打開，一個中年男子就慌慌張張閃身進來，原來是常到我家的鄒趣濤。
    他說：「今天真危險，我剛到青年宮被特務盯上，拐來拐去始終甩不掉『尾巴』，好不容易來到這裡，你們能不能讓我躲幾天？」母親趕緊叫人繞著西馬棚和後門所在的焦家巷走了幾圈，沒發現可疑人物，這才鬆了口氣。
    我家院子左邊是田頌堯的住宅，右邊是孫德操的寓所，這樣的地方本來是不易被特務懷疑、也不會被搜查的。但當時非比尋常，留下被特務盯梢的鄒趣濤，我家肯定要承擔很大風險。但母親和婆婆歷來篤信佛教，救人性命是她們信仰中最重要的義務；更不忍眼看父親的好友被逮捕、被殺戮，儘管心裡很怕，仍請他留了下來。
    母親把鄒趣濤安排在客樓佛堂後面的房間躲藏，第二天一早去看他，發現桌上放著幾本紅色封面的書：《新民主主義論》、《土地法大綱》等。母親嚇壞了，說：「你的膽子也太大了，我這裡也不可能絕對安全，還是多加小心為好吧。」
    從此，鄒趣濤就住在我家，母親親自照料他的生活，父親經常跟他長談。當時，關於共產黨的傳言不少，什麼共產共妻呀，什麼殺人如麻呀，什麼富人要遭殃呀，父親分不清這些哪是真、哪是假，一下子思想很亂，發現自己對共產黨其實並不了解。最初，只因抗日熱情與車耀先接觸，後來因對蔣介石不滿才與共產黨有了合作。現在共產黨馬上要坐江山，突然湧來那麼多傳言，他真有點不知道怎麼辦。此時兩個朋友前來邀父親同去香港，父親正好清理結束了濟康銀行的業務，就把自己的全部動產轉入香港的銀行，打算全家暫時先去香港看看，再作主張。但一家老小十幾口人搬遷異地並非易事，父親猶豫不決。
    鄒趣濤看出了父親的心情，一再向父親宣傳說：「那些都是國民黨特務散布的謠言，你千萬不能相信。你現在最重要的是協助劉文輝起義，共產黨對起義人員有明確的政策，你不要害怕。」聽了鄒趣濤的話，父親想，自己和共產黨打了那麼多年交道，幫共產黨做了那麼多好事，而且跟一些川西地下黨負責人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對共產黨還有什麼可怕的呢？何況故土難離呵。
    此時，劉文輝也告訴我父親: 「我已和中共高層講好，他們答應對我的親人和二十四軍官員以禮相待，絕不為難大家。」父親至此終於拿定主意，留下來支持劉文輝起義。他還天真的想，要是共產黨來了以後自己不習慣，再去香港也不遲呀。
一天晚上，我聽父親對母親說：「好幾個人都給我講了中共對起義人員的政策：『既往不究』；『保證生命安全』；『不沒收私人財產』；『量才錄用』；『不打、不罵、不侮辱』。 中華民族不是講究言必信嗎，共產黨是說話算數的，他們應該不會加害於我們。再說，共產黨只是要打倒蔣介石，我們不僅不是蔣介石的人，還跟蔣介石一直矛盾重重。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庸人自擾，香港就暫時不必去了吧。」母親當然聽從父親的決定。
父母冒險把鄒趣濤掩護在家，鄒趣濤不僅一直未被特務發現，還通過母親與外面的同志聯繫，他在我家躲了約一個多月才悄悄離開。臨行時鄒趣濤拉著父親的手，激動地說：「你們這次又救了我一命，你們對我已有三次救命之恩。大恩不言謝，我一定會永遠記住你們的。」                                                           

                                            3

    一天夜裡，一輛卡車直接開進家門，隨即大門就關上了。車上卸下好些沉甸甸的大麻袋，夜色里，幾個人從車上跳下來。有人小聲地說：「快！快！」一個個袋子被抬到後花園，那裡早已擺好兩張大桌子，打開袋子，裡面全是銀元。所有人的神色都很緊張，父親卻鎮定地指揮著。來人和我家的僕人悄無聲息地、有條不紊地幹活。先把銀元十個一疊在桌面的一邊整齊地擺好，其他銀元不用數，一疊一疊擺滿整個桌子。隨即，以數好的那一排為標準，用一個大尺子擀過去，自然每疊都是十個，再把這一疊疊銀元包好，放到備好的箱子里。兩張桌子同時進行，母親不停地協調大家的工作，我則在大人中間穿來穿去，好奇地觀看這一切。不知過了多久，所有袋子里的銀元都包好、點清，放入一個個箱子中。在包銀元時，父親已派人在花園裡挖了一個大坑，箱子全被放入坑中，再用泥土把坑填平，最後整理好地面，讓花園恢復原狀，一點不露痕迹。一切都是在靜悄悄中進行，汽車離去后，父母才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原來那是國民黨政府發給西康省的最後一筆省款。大概蔣介石想以此來穩住二十四軍，讓二十四軍不致走上起義之路。父親深知這筆巨款的意義和隨之而來的危險，所以要親自保護好它們。建政后，父親派原寧屬屯委會主任秘書伍柳村把這批銀元如數交給了成都市軍管會。
    1949年11月，二十四軍的起義正在密鑼緊鼓地準備。劉文輝和劉元瑄的家都在國民黨特務監視之下，父親就擔負起與西康省政府、二十四軍各級官員，及四川各路軍閥聯繫的任務，他總是忙忙碌碌，早出晚歸。十一月底的一天，熊克武率幾個隨從，全部長衫、禮帽，一色商人打扮，來到我們北通順的家，通過父親的安排，由雅安派一連人接應，悄悄離開成都，安全到達約定的起義地點。
    與此同時，蔣介石突然來到成都。劉文輝、鄧錫侯等隨即逃出胡宗南戒備森嚴的成都市，於12月8日通電率部起義，父親也以西康省財政廳長和二十四軍唯一的少將級文職官員身分隨同起義。蔣介石看到大勢已去，匆匆離開成都去了台灣。    父親料定胡宗南會報復，我們北通順和西馬棚的家已不安全，他給全家拿回假身份證，我們都改了名、換了姓。大姐住在西郊的大學里，妹妹和婆婆留守西馬棚家中，五哥被送到城外的寺廟躲藏，母親和我躲到婆婆娘家的親戚家。另外，劉家派兩輛吉普車接大哥大嫂和他們的母親直奔雅安，他們化裝成農民，從抗戰時期跑警報的城牆缺口逃出。車到新津河，看到有胡軍阻擋，馬上轉道安仁鎮，原本想躲進劉家。但劉家目標太大，一行三人又跑到二爸李育滋家。這時二爸家已成地下黨的指揮中心，如胡宗南隊伍追來，更要釀出大禍。三人只得去崇慶縣大哥的外婆家住下，那是一戶貧農，不惹眼。  父親遣散了北通順家的全部傭人，讓那裡成一戶空院。他自己則不斷變化行蹤，他在西馬棚住宿時，靠孫德操家的牆邊擺好長梯，孫德操家與另一家鄰居的牆邊也擺好梯子，一旦有情況，父親隨時翻牆可以逃走。
    12日晚，胡宗南以一個師的兵力，動用重武器攻打城南武侯祠二十四軍劉元瑄部的一個團，大炮徹夜轟鳴。劉軍寡不敵眾，大敗，下級軍官的頭顱均被胡軍割下，掛於樹上。次日拂曉，胡宗南二五四師用大炮摧毀新玉沙街劉文輝公館的大門， 抄了劉文輝和劉元瑄的家，極盡破壞和搶劫之能事。次日，胡宗南又派兩卡車軍人抄我們北通順街的家。待胡部離開成都，哥哥姐姐返家之際，只見家中狼籍一片，所有物品悉被打壞，值錢之物全被搶光。然全家無人員傷亡和被擄，已是大幸。
    1949年12月24日，由國民黨行政院106次會議下令，免去父親西康省財政廳長之職。
經過緊張的工作，西康省政府和二十四軍的起義終於大功告成，父母的心輕鬆下來。他們覺得一切艱難和危險都已隨之過去，等待自己的將是一種全新的生活。二十幾年來父親艱苦奮鬥努力工作，現在終於可以遠離勾心鬥角、遠離爾虞我詐，有希望過上安寧的日子。他們抑制不住內心的熱情，急切地盼望為新中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