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22

去年訪問96歲的涼山好漢李世安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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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屯委會工作非常繁忙，父親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

父親從他自己的成長，深深懂得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培英中學」為國民第23軍軍長劉成勛於

1920年在新津創辦, 當時是隨營學校，規模很小，只收初中男生。但1927年第23軍被劉文輝攻擊,

防區盡失, 部隊也被收編, 劉成勛心灰意冷,自此不問政事, 回大邑閑居。「培英中學」也任其自生自

滅。眼看「培英中學」失去資金注入, 即將撐不下去, 30年代父親毅然接辦了這所學校，任該校董事長,

1930年學校遷至成都東丁字街，隨後又遷至東馬棚街口寧雅邛公所, 以就近解決附近平民子弟

的入學問題。1937年李先春的大兒子李萬鵬從日本歸國后，曾任這所學校名譽校長。三十年代末期，

日本飛機經常對成渝兩地狂轟濫炸，為了躱避日機轟炸，保護學校和學生，父親徵得李先春的同意，

將「培英中學」遷至李先春文家場的農莊，直到抗戰勝利。勝利后, 學校才又遷回成都,並發展成為招

收男女學生、初中高中齊備的完整中學。後來，父親又出資在大邑縣安仁鎮開辦了「春花小學」。

      西康建省之初，父親也十分重視西康省教育事業。1940年6月他在《康導月刊》上發表了題為「西康教

育之我見」一文，闡明西康省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在他兼任寧屬屯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間，位於西

昌的西康省立邊疆師範學校籌辦開課，國立木里小學成立。寧南縣高級中學創立時，劉文輝題詞「百年樹

人」，父親題詞「菁載作育」。父親認為既然命運讓他來到西昌，他就要抓住培養下一代這個重要的題目，

多做貢獻。他相信終有一天教育會幫助貧窮落後的西康省發展起來，中國也會因為教育的發展變得強盛。

在父親主持下，寧屬屯墾委員會在發展教育方面還做了幾件事：由屯委會開辦「邊民訓練所」和「邊

民實驗學校」，以後又建議西康省府在西昌成立「第二邊疆師範學校」，校址設在雲南館（即現中共

西昌市委內）。幾所學校為西昌地區培養了少數民族學生數百人。建政后，這些學生很多都參加了

新政權的工作，成為骨幹力量。

在實業方面，父親除了經營康藏茶葉公司外，還擔任濟康銀行董事長和惠通銀行董事，任西康茶

葉公司董事長。此外，父親於1940年組建西康鐵業公司，1944年他和伍柳村、汪正琯創辦濟寧公

司，這些企業對西康經濟的發展，擴大康藏和內地的貿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又把西昌訂為後備行都，國民政府經濟資源委員會在西昌修

建了「西昌電廠」，西昌電力公司是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1940年在西昌辦的電廠。1942年在高梘

鄉姜坡設水力發電工程處為擴大灌溉渠，引東河水，先後修建兩個發電所，安裝3×32千瓦水輪發電

機。1944年3月又在東河上游擴大灌渠小埝溝，安裝1×64千瓦水輪發電機，1946年發電。至此3台共

128千瓦。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陸續遷回南京，資源委員會無意繼續經營西昌電廠，打算放棄。1945年11

月，西昌縣參議會討論通過徐仲偉等人提案，「呈請西昌行轅及省府和電請資源委員會繼續辦理西昌

電廠，以利地區開發。」然三方均忙於接收抗戰勝利果實，對西昌一個小小電廠已了無興趣，互相推

諉，久無迴音。父親不願已建成的電氣事業廢棄，決定組織地方人士接辦。

      在父親主持下，由父親、墾務處長徐孝恢、西昌縣參議會參議長楊啟周、西昌縣縣長張植初、西

昌縣銀行經理李次鈞、屯委會委員徐仲偉等人發起，於1945年12月29日組成「西昌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籌備處」。父親兼籌備處主任，徐仲偉、金國材（社會服務處處長）為副主任，其餘發起人均為委員。

父親表示：「屯委會決以最大資力以協助地方完成電力建設之成功」。並號召西昌市民，能在「節省一年

清油之資，維持地方建設事業」之認識下，一致努力，提前建成電力公司。確定以用電戶為對象，采

取勸募方式募集軍、政、商、民各界股金共三千萬元，終於籌到必要資金。

      電力公司籌備處與西昌電廠一同商議，而有《資源委員會西昌電廠出售，西昌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承購電廠全部資產及營業合約》。該《合約》報經資源委員會批准，雙方於1946年12月31日交接完畢，

1947年1月1日由電力公司接辦經營。父親擔任公司董事長，徐仲偉任總經理。電力公司雖系民營，但

重大問題多是在屯委會指導下決策，所以當時西康省政府建設廳稱為「官督商辦」。　　

      由於物價暴漲、偷電現象嚴重及電費難收，電力公司幾乎無利潤可言，但是因為它關係到西昌人

民的生活，父親仍要求公司維持生產直至1949年。

      因在實業界的強大實力和傑出貢獻，父親被大家稱為川康省實業界、金融界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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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愛祖國、愛民族，和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一樣，也對日本侵略者懷著滿腔仇恨，經常參加

抗日活動，因此於三十年代末認識了大邑老鄉車耀先。

       車耀先說服劉文輝和冷寅東出面，在成都東城根街成立了大邑旅蓉同鄉會，車耀先任執行委員。

同鄉會每周的新聞講座多由車耀先主講，講「九·一八事變」，講東三省的淪陷，講東北同胞的苦難，

全都講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聽者無不動容。

      父親對車耀先評價很高，認為這位大邑老鄉很能幹、很有才華，特別是他的愛國心令人欽佩。那

時，車耀先在祠堂街開了一家餐廳取名「努力餐」，那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活動據點，距我家很近。父

親不知道，車耀先是中共地下黨的四川省軍委書記，正在做二十四軍系統上層實力派的工作。

      車耀先認識父親后，經常到我們西勝街的家出入，所言全是抗日之事。因父親滿懷抗日熱情，遂

與車耀先成為好友，對車耀先頗多經濟上的支持，還多次掩護過車耀先。甚至車耀先販賣鴉片，也靠

父親掩護。他告訴父親這是為抗日鬥爭籌款，常常把鴉片藏在我家中，父親的住處成了車耀先在成都

的一個十分安全的去處。

      父親通過車耀先認識了另一同鄉鄒趣濤。鄒趣濤原名鄒澤滋，父親也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

更不知1938年當時任長江局書記的周恩來曾在武漢約見過鄒趣濤，聽過他彙報工作，周恩來還親自指

示鄒趣濤做好二十四軍上層的統戰工作。

      父親和鄒趣濤認識后，談到抗擊日本侵略之事，覺得十分投機，因而關係日趨親密，還為鄒趣濤

在二十四軍里安派了職務。鄒趣濤輾轉於川南、南京、上海、武漢、重慶搞地下工作，父親卻認為他

在為抗日救亡運動而八方奔走。1939年父親到重慶參加全國財政廳長會議時，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何

應欽對父親說：「據了解，西康駐渝辦事處有個異黨分子鄒趣濤，化名於左行在重慶到處活動。你回去

后，告訴自乾（劉文輝）妥為處理。」父親立即找到鄒趣濤，把何應欽的話如實告訴了他，並說：「老

弟，你在重慶工作要多留神啊！」不久鄒趣濤就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重慶，父親也為自己保護了抗日

救國的先鋒力量而高興。他那時還一點也不知道「共產黨」意味著什麼，更不知道這些「朋友」和他的交往，

對他將來的生活會起什麼樣的作用。我善良而單純的父親呵，完全不知道他的滿腔愛國熱情會把他帶

到何處，更不知道他的生活從那時起，就開始一步步掉進一個無法自拔的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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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求索的漫長歲月里，父親處處受到國民黨勢力的排擠。作為反彈，他和劉元瑄聯手，於1944年

和1946年相繼發起反蔣的「乾社」和「民主競進社」，在公教人員中發展成員幾十人。但他們不懂政治，書

生氣太重，組織這兩個社團，並非打算跟蔣介石爭江山社稷，只是為了團結一批熱愛西康的人，保護西

康老百姓和地方權益，抵制蔣介石的壓迫。他們既無行動綱領亦無打倒國民黨的目的，更無理論基礎。

這樣的「反蔣」活動實在太幼稚，只能碰壁。

      在父親最艱難、最困惑的時候，共產黨人及時給了他關心和支持，父親覺得自己和共產黨在「反蔣」

上有共同語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共產黨卻能做到，對共產黨越來越佩服和信任。此時國共對立已明朗

化，劉文輝跟共產黨的合作也有進一步發展。儘管有國民黨特務的壓制，中共地下組織在雅安和西昌

仍極其活躍，而且幾乎從不出事，這顯然是劉文輝和父親刻意庇護的結果。劉文輝、李光普坐鎮的西

康和劉文彩、李育滋控制的安仁鎮，因此同時享有「小延安」的美譽。

     寧屬屯墾委員會創辦了《新康報》，地址在康寧公司樓下，與西昌行轅所辦的《寧遠報》對立。

1945年底，由當時西昌地下民盟組織負責人唐會昌任主筆，郭正坤、陳再華、趙坤遠等任編輯、記者，

發展了盟員十多人。當時的新康報社成為西昌民盟地下組織開展鬥爭的主要基地，父親領導的屯委會

支持他們，經常發表力爭民主自由的言論和報道解放戰爭真實情況的消息，起了宣傳革命的作用。

    1946年，鄒趣濤到西昌進行統戰工作，但一進西昌就被賀國光逮捕入獄。父親和劉元瑄一同擬定

營救計劃。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由肖紹成任副師長的136師調派一連士兵，將鄒趣濤從行轅的監獄里

搶救出來。雖然鄒趣濤在越獄時摔壞了腿，仍按原計劃扮成醉漢，被父親派的人安全護送出西昌。

    1946年，屯委會下屬一些中下級軍官私下合夥購買了一些鴉片，集中存放在駐徐家祠連隊的駐地。

不知誰走漏了風聲，賀國光派人來查搜，嚇得連隊的士兵把鴉片拚命往隔壁駐地扔。可還來不及扔完，

賀國光的部隊已經打破大門闖了進來。他們收繳了鴉片，處死了連長，並把這一私人行為硬往屯委會

身上扣，大肆攻父親和擊屯委會。父親不得已，辭去屯墾委員會的職務。但父親在西昌的影響力仍在

關鍵時刻起了作用。在屯委會工作期間，父親對西康行轅多方抵制，使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也無法把

寧屬的地方力量抓住並組織起來。所以解放軍一到，賀國光等乘飛機前往台灣，西昌順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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