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10

                            名醫小孃

      爸爸被關押不久，媽媽和小孃都被定成「反革命分子」被「包夾」起來，失去了自由，（包夾的意

思是：由兩個人共同管制）她們每月要向包夾人彙報思想和行動，還要參加無休無止的義務勞動。

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兩位母親咬緊牙關，相互勉勵、相互安慰，攜起手來，以她們偉大的母愛、

堅強的意志把我們五兄妹培養成人，再苦再累都不讓我們耽誤學習。苦難中，我們一家抱得更緊，

愛得更深。

      小孃李華章每天早出晚歸。雖然是醫生，但因身分是「反革命」，不同於常人。早上，她得比別人

提前去收拾整理，下班后，大家都走了，她還要打掃乾淨診所才能回家。在診所里她總是低人三分、

忍氣吞聲地既當醫生又當工人。小孃看病格外小心，望、聞、問、切，絲毫不敢馬虎。她醫術高明，

對病人態度又好，桌前總是排著長隊。這就招來有的醫生不滿，她經常被挖苦、嘲弄、謾罵，稍有

不慎，就遭嚴厲的批判鬥爭。那時，她是說什麼就錯什麼，不說什麼也錯什麼，小孃吞下的苦水真

是不可斗量啊！即使這樣，小孃仍被強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坐牢一年半（八十年代平反）。

      那時，醫生都要下鄉巡回醫療，診所的人都輪流下去。小孃是必須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幾乎每

次必去，一年在家的時間屈指可數。幸虧有奶奶，小孃才不耽心她那兩個幼小的孩子。小孃每次都

被派到不通公路的邊遠山區，背著沉重的藥包翻山越嶺，一步一步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每到一處，

隊里的人都坐下休息，她卻先要去做好隊里的後勤服務，當好隊里的工人，所以她比其他人都累，

但她總默默地承受著。有時，上山下谷要走好幾天，一路上，小孃用最大的毅力堅持著，當她拖著

沉重的步伐回家時，連動一動的力氣都沒有了。小孃也就這樣走過二十多年，熬成了老人。但她老

了也得參加巡回醫療，六十歲多的老人背著藥包跋山涉水，每次回家，雙腳滿是血泡，腿腫得不能

下地。再加上沒完沒了的義務勞動，小孃累死累活都看不到希望。

      每到「運動」時期，小孃都要被抓去鬥爭，有時在診所斗，有時在街道斗，挨打、挨罵、罰跪都是

家常便飯。媽媽病重出不了門，街道就組織人到家裡來開批鬥會。

      文化大革命期間，小孃和其他四類分子經常被弄去遊街，地、富、反、壞、右胸前各有黑字標記。

每人頭上戴著巍峨的紙糊高帽子，帽下露出亂糟糟的頭髮，造反派用席子裹著這些人的身體，把她

們一個個裹成桶的樣子，身體滾圓，蓬頭垢面。兩支手從席子上挖的洞里伸出來，拿著銅鑼和捶子，

一邊走，一邊敲鑼，一邊被逼自報身份。小孃也是低頭不停地敲一下鑼，說一聲：「我是反革命。」一

群被弄成奇形怪狀的人，邁著雜亂的步伐，拖拖拉拉、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造反派驅趕著他們游

街，還不斷高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路上圍觀者甚多，有人隨手撿起石頭、爛菜、木棍扔過來，

打在小孃的頭上、身上、臉上。每次遊街完畢，除了身上的傷痕、臉上的污穢，最讓全家心痛的是小

孃那倍受摧殘的心。小孃咬牙堅卻難於熬下去，奶奶最會察言觀色，從小孃表情上的細微變化，看出

了她的心思。是奶奶的關心、開導和支持使小孃經受住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承受了被踩在腳下的熬煉，

好不容易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平反」后之後任過甘孜州及康定縣的政協委員小孃被四川省評為

名老中醫，繼續用她那高超的醫術治病救人。

小孃是我們的家庭醫生，是她給家裡生病的人看病拿葯，幸虧有她，二十多年來，我家沒有一個

人住過醫院。媽媽的紅崩症和因此而造成的嚴重貧血，都是小孃精心治好的。三哥患了傷寒症，

連續好多天高燒不退，滿身紅斑，腹泄不止，家裡沒錢送他進醫院，也是小孃從鬼門關把他搶了

回來。小孃也活到八十七歲高齡，2000年11月離開了我們。

                                  成長總是快樂

常言道：「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們平常都搶著幫媽媽做事。媽媽病重不能出門，她每月的書

面彙報就由我幫她轉交給包夾人。她不能參加義務勞動，就由我們幾個孩子輪流代勞。從此，

每次衣衫破舊、低頭彎腰的「四類分子」義務勞動的隊伍里，就多了一個十來歲的瘦小孩子，我

們低眉順眼地走在亂糟糟的「壞人」隊伍里，在監管人員惡狠狠的眼光下干著又臟、又累的義務

勞動，簡直是無地自容。我心裡充滿了屈辱、自卑，我的心在流淚、在流血啊！但我還得硬頭

皮走下去。為此，我們平常走在街上，我們經常都有做不完的義務勞動，比如掃廁所、掃大街、

修路、栽樹等等，這些革命群眾不願做的事，都由「四類份子」去完成。

每周星期六下午要掃院子，居民小組長一喊，我就趕快就拿起掃帚下樓，這種勞動對我來說壓

力不大，一是因為掃自家的院子，更主要的是鄰里們都知道我們家的情況，他們不歧視我。

            讓我最傷心的是到外面去栽樹、修路等。那個年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組織繁多，隨便哪個

組織都可以任意支派「四類份子」干不完的義務勞動，對他們實行勞動改造。每當通知第二天要修路

或者栽樹，晚上我就蒙著被子悄悄地哭。第二天早晨媽媽看見我紅腫的雙眼，心疼地說：「孩子啊，

是我們連累了你，你不想去就算了吧。」我說:「不行，我必須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去，那些人

就會來找麻煩，到家裡來批鬥媽媽。媽媽她勞累成疾再也經受不住批鬥了。一路上，我排在「四

類份子」的隊伍中，把頭埋得低低的就怕碰見熟人，聽到有人在小聲的說：「怎麼有這麽小的四

類份子，不知她犯了什麼罪才來勞動改造。」霎時，血一下子衝上我腦門，臉漲得通紅，我恨不

得地下裂開一條縫鑽進去，因為這事，平常我還經常遭到一些人的辱罵, 但我們只能把屈辱和憤

怒埋在心底，從不告訴媽媽。就這樣，沒完沒了的義務勞動，伴隨著我從少年走到青年，從青年

走到成年，直到我結婚成家后才擺脫掉。

    我們兄妹很懂事，學習都很努力，從沒有讓媽媽們操過心。1962年大表哥劉洪豹已上高三，三

哥李國智也進入高二，兩人學習成績都很優秀，還擔任了科代表，但因為他們是「反革命」的孩子，

兩個人都被學校勒令退學，他們不得不就此告別了學生生活走向社會。媽媽和小孃都很傷心，她

們逆來順受、苦吃苦做，一心想把孩子們培養成材，如今連這個夢也破碎了。

      為了減輕母親們的重擔，也為了自己的前途，哥哥們四處奔走找尋工作，但我們這種家庭

的人，什麼單位都不會錄用，誰聽了都搖頭，就業的門路全被堵死。當時群眾組織起來的建築隊，

活重、工資低、無任何保障，一般人都不願去。兩個哥哥就去那裡拜師學木工、泥工手藝。可是，

「四清運動」一來，這種無人肯乾的工作也不讓他們干，從師未滿三年，就不讓師傅帶他們了。

他們和母親們一樣，也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上山伐木、挖藥材、抬條石、拉架架車等，總之，最

苦、最累、最無人乾的活他們都干遍了。哥哥們用自己的行動寫下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傳承

了李氏家族世代相傳的精神，也讓母親們感到很大安慰。

      文化大革命時，我家又理所當然地成了鬥爭的對象，除了例行的挨斗、遊街外，「紅衛兵」還

來抄家。這次只能讓他們失望了，他們抄了半天，除了十幾年的塵埃和地上的老鼠屎，翻不到任

何他們看得起的東西。他們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今天真倒霉，怎麼走到康定最窮的一家來了，

什麼也沒撈著。」

我從記事起，就深感我們這種家庭的人與別人不一樣，我們總是比別人矮一等。等我長大，

靠自己勞動掙錢來幫助媽媽撐家已經非常必要了，但它對於我來說卻又是不敢奢望的事。和

我同齡或者比我小的人都分配了工作，而我除了義務勞動忘不了我，安排工作卻根本輪不上

我。我已到了應該自己養活自己的年齡，我想，沒有工作我或許可以找點臨工做，於是去找

有關單位，誠惶誠恐地懇求道：「我媽媽病重，不管多苦多累的工作我都願意做, 哪怕只是短

期的也可以。」負責幹部斜著眼，拖長了聲音回答：「你也不想想你是什麼人？誰給你那麼

大的膽子，竟敢來和貧下中農搶飯碗！」 我低著頭，心裡那苦味就沒法提了。我仰望蒼天，多

么無望, 多麼無助啊! 現在我唯一的活路只是在家跟著媽媽學織毛衣、做針線活兒，我還包攬

了里裡外外的家務事。也就從那時起我學會了堅強，學會了承受，也學回了吃苦耐勞。

在那段日子裡我沒有與同學來往，就連最要好的朋友都失去了聯繫，有時在街上遠遠的看見

她們就趕快躲開，生怕連累別人，更怕看見蔑視的眼光。

       在四處奔波找活乾的日子裡, 我結識了一位憨厚、老實的工人,後來我和他成了家。作為房

管部門的家屬,我現在不愁沒活兒幹了。房管科主要是管房屋的維修管理，還要修建職工宿舍。建

築工地上的工作很繁重，開始我只能幹點雜活，給泥工師傅打雜。我背水泥、背磚、背瓦、背

，擔沙灰上幾層樓的房架，上房翻瓦撿漏，甚至掏廁所出大糞，我干著各種和男人一樣的活。工

作雖然又累又臟，但是至少我能夠正大光明的為自己的生存、為病弱的母親和養兒育女那份責任

而付出我的勞動。

     我的心裡有一個計劃，我不會永遠干這份工作，從這裡開始，我還要往前走。慢慢的我向老

師傅學著做一些技術活兒，像安電燈、安門窗玻璃等，我向前邁開了腳步。文化大革命結束后，

全家長輩相繼得到「平反」，後來，我也從臨時工轉正，終於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但我還是沒有滿

足，媽媽的話時時激勵著我, 我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 我努力抓緊時間學習進修，終於考上了成

人中專。可那時我已經四十歲並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班上的同學比我小很多，他們的基礎比我

好，反映也快。我只能笨鳥先飛，用十倍的努力，百倍的刻苦，來彌補我的不足，終於以優異

的成績畢業。後來我又考上幹部，成了國家公務員。

1975年，爸爸終於被放回來了，緊接著的幾年，爺爺、大伯和大嬸、小孃和小姑爺、爸爸

和媽媽都得到平反。可是爺爺、大伯、小姑爺早已冤死獄中，一家人再也沒有團圓的可能

了。爸爸平反后，一如既往投身於康定的小水電站的建設，以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繼續

為康定人民做貢獻。2006年夏以九十高齡病逝。

現在，長輩們都相繼離開了我們，我也從幾個月的嬰兒步入了老年。我們兄妹永遠忘不了

過去那漫長的受苦受罪的歲月，更不會忘記奶奶、媽媽、小孃在艱苦日子裡表現出的吃苦

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那就是她們留給我們最珍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