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願人長久（二十九）(小說，純屬虛構)

    瑞安坐在那個一巴掌寬兩巴掌長的小板凳上，時不時抬頭凝望大堤上的柳樹，和高高掛在柳樹上空的那半個月亮，然後裝作無意的樣子看大姐一眼。

    大姐在瑞芳感染下，暫時忘掉了心中擔憂，臉上恢復了她那讓人一見，如沐春風的笑容。銀白的月光灑在那張春風桃李般的笑臉上，瑞安彷彿覺得有一絲絲柔和的光線從大姐臉上散射開來，將自己包圍，心裡暖融融的，這是他來白沙村一年多來，心裡第一次感到如此甜蜜溫暖。

    瑞安一家去年春天從北京下放來到白沙村，給瑞安的心理和身體幾乎造成致命打擊。他清楚記得全家人下了火車，跟逃荒一樣，背著大包小包，相扶相攜來到白沙村的那個下午。

    那個小火車站，離白沙村二十多里地。當時來接他們的是老悶，穿著一身補丁摞著補丁髒兮兮油膩膩的灰棉襖，推著一輛獨輪車，說快到清明時節了，人馬牛大車小車都忙著往地里送糞，所以只能用這一輛小推車來接他們。老悶將幾件大的行李鋪蓋和箱子放到推車兩邊捆好，緊了緊束在腰間的那根粗布腰帶，推起車在前面領路。教授一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渾身筋骨跟生了銹一般，走在這鄉村的路上，暖暖的春風像是潤滑油，大家的身體總算舒展活動開來。

    春耕季節，路上有許多象老悶一樣的青壯年勞力，穿的和老悶一樣破爛，肩上搭著拴在車把子上的麻繩帶，彎著腰弓著背推著小推車，車上兩隻長長的偏簍，裝著搗得很細的土糞，土糞散發著一種不臭但卻腐朽難聞的味道，地里則有許多包著棉圍巾的婦女，一杴一杴將土糞均勻的揚撒到地里。

    經過幾個村莊，街道上總會有一些老人小孩，或倚著破爛的門口，或坐在低矮的牆根，或站在彷彿要坍塌的屋山腳下，用憐憫的目光望著他們，指指點點。那個時候每個村裡總有一家兩家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改造的右派家庭，人們並不陌生，從這一家人的穿戴上，知道又一個右派家庭被趕出了城市。

    開始的十來里路，一切看著新鮮，雖說路面坑坑窪窪，一家人走的還算輕鬆。過了靈山公社，開始下起了毛毛細雨，走不一會，鞋子就會粘上厚厚的一層泥，不得不停下來，到路邊找塊磚瓦石塊將厚泥刮掉。這樣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多數時候，瑞安要背著母親，教授和瑞芳輪流抱著只有六歲的瑞清。沒下雨之前，老悶還讓瑞清坐在自己的車樑上，推她一會，但是一下雨，泥濘的路面人走起來都費力，推著車簡直就是逆水行舟背著石頭上山了。車輪粘上泥，車輪的輻條上也夾雜上泥草，車輪很多時候不是在轉動，而是在滑動，老悶的臉上汗水雨水滾滾而下，教授一家人的身上也都沾滿了泥巴。

    這就是報紙電台每日每夜宣傳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嗎，跟電影里舊社會窮人逃荒的景象似乎完全一樣。瑞安每次蹲下來刮掉鞋上的草泥，抹掉臉上的雨水，心裡都會這樣想。可是想歸想，這種想法卻不能跟父母講。眼前這位不聲不響的貧下中農，是不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黨派來監視自己一家人的？父親就是因為一句無意的話被打成右派，至今還不知道誰揭發的。當時的社會什麼都落後，唯有一樣，也許是全世界最發達的，那就是對人們言論的監視！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黨好像有特異功能，生著千里眼順風耳，無論你在多偏僻的地方在多隱秘的角落，你說的話，甚至你說話的氣味，他們都能聽到聞到。

    去年年底縣裡的柳腔劇團到沽河村進行憶苦思甜革命教育演出，學校組織學生觀看，看后要求每個學生寫一篇憶苦思甜的作文。瑞安那時已到沽河中學教學，記得那出柳腔戲名叫《一塊銀元》。故事說的是一個小男孩因為家裡窮向地主借了一塊銀元。因為還不起錢，地主將男孩的姐姐抓去作丫頭。有一天，男孩跟他母親聽到街上人聲鼎沸，鎖吶聲聲，他出去一看，原來是地主家給老地主婆送殯。小男孩擠在人群中，看到他的姐姐和一個年齡相當的男孩，分別坐在一個紙紮的蓮花座上，穿著漂亮的衣裳。小男孩大叫姐姐，姐姐卻目不斜視，毫無反應。 男孩的母親在一邊卻已經昏倒過去了。原來小男孩的姐姐給活生生灌水銀，放到蓮花座上，給老地主婆陪葬去了。男孩的母親後來瘋了，小男孩每天拉著母親走村串巷，討飯度日。

    瑞安當時看了那個演出，看到最後小男孩渾身襤褸，領著蓬頭散發衣不蔽體的母親，走在枯草遍地寒風呼號的鄉村路上那一幕，不知怎麼就想起一家人來白沙村的那個下午，覺得自己一家人很像是那對逃荒的母子。一個從小嬌生慣養在首都北京長大的文藝青年，只是因為父親的一句話，卻要背著沉重的自己並不知道的罪惡名，來到白沙村這個落後的小鄉村，絕望和孤獨，有多少個夜晚，瑞安差點走上自殺的絕路。

    但是自從認識了大姐，他覺得生活又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