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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南山漩渦與民主焦慮症 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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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這事有點小題大做，也不至於對鍾南山的聲譽有何損害。萬一美國神葯被證明有不錯的效果后，鍾院士還可能是有功之臣。即便效果不如想象，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那麼為什麼有人要興師動眾地圍剿批評鍾醫師的聲音呢？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開始在中國流行。最初該病被誤診為一種衣原體肺炎，即傳統的典型肺炎。但隨後被證明是一種病毒性肺炎。這時廣東的一名普通醫生鍾南山站了出來，指責政府隱瞞疫情，並因此成了享譽中外的風流人物。中國從此背上了欺騙人民、不顧人民死活的國際罵名。中共也為此遭受了一次嚴重的輿論危機。然而在那次的傳染病流行中，中國死於非典的人數只有三百多人。
六年後美國開始流行豬流感H1N1。有報道說六個月後美國才啟動緊急防疫措施。結果傳染病流行了一年，最後，據報道， 全世界共有二十八萬人死於該病，包括美國的一萬二千人。而在該病流行幾個月後，美國衛生部門還指示美國臨床醫院 ，而不是研究實驗室，停止對該病毒的檢測，也因此停止了原先每日公布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的例行程序。
在這次中國的新冠肺炎流行中，中國雖然在只發現了幾個病人後就立即採取了隔離病人和傳染源的措施並公告社會，但因有人違反職業程序並有可能造成社會恐慌而受到警方問責和訓誡，中國又受到了國際社會和公知的指責。這次為了澄清自己，中國不再為美國護短，猛烈抨擊了美國在應對新型致命傳染病時的雙重標準。
不管事實如何，中國所說的美國雙重標準聽起來的確有點震撼人心。美國主流媒體也沒有出來辯護或澄清。於是許多中國人產生了一種被欺騙和被出賣的感覺。一些激進的人便情不自禁的把那時揭露中國隱瞞病情的鐘大英雄，看成是崇洋媚外的洋奴以至漢奸，並捕風捉影地解題發揮。這裡不評論鍾南山本人和對他的指責，只是探討這種輿論漩渦出現的可能原因——社會焦慮症問題。
當一個國家站在物質或道義的制高點上時，其它國家的民眾有可能生產一種強烈的模仿心態。都說人是猴子變來的，於是有猴子的模仿癖好並不奇怪。這種模仿心態會很強烈，以致不顧條件和後果千方百計地要效仿。這種極端心態就是一種社會焦慮症，常見有致富焦慮症和民主焦慮症。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以恭喜發財為指導思想，國家為了迅速積累貨幣財富患上了致富焦慮症。為此不惜出賣一切，從資產存量到廉價勞力；叫停不賺錢的科研和軍工產業；全民成為外國資本家的奴工，製造耐克鞋一類的低端產品，以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造成了中國今天難以逆轉的環境污染，國家的理想缺失信仰混亂和人心渙散腐敗成風等各種後遺症。說是富了起來，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大約是人均GDP的四分之一，還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致富焦慮症的一個併發症是民主焦慮症。現代民主制度是唯一可與散資資本經濟相適應的政治制度。這是由經濟基礎，而非意識形態決定的。土地貴族可以實行專制統治，因為貴族佔有全國的土地財富，因此能夠養活軍隊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而今天的資本家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做到這一點，只能組成資本家的聯合俱樂部輪流執政，並美其名曰民主憲政。民主只是資本集團內部權力分配的方式和程序。民眾通過選舉將自己的一切政治權利無條件、無保障、無保留地交給資本集團挑選的候選人。
在這種民主中，選票不過是使當選人的一切政令獲得合法性的依據。當年魏瑪共和國的選票保證了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發動世界戰爭的合法性。如果沒有那些選票，希特勒有可能上台嗎？即便上台，有可能無拘無束地為所作為嗎？至少德國的歷史證明了沒有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國為履行盟約而參戰的，也沒有發生對異族的大屠殺。美國等國家今天的議會或法院可以限制總統的部分法令。這是一個進步，但作用畢竟有限。美國歷史上對總統的彈劾只是為了女人和黨爭，如同兒戲。
歷史也告訴我們，西方國家的民主普選是有條件的。但唯心主義者卻因果倒置地將其吹噓成國家強大的政治前提。對唯物史觀一竅不通、患上致富焦慮症的國家，因此容易併發民主焦慮症。焦慮症患者不明白西式民主與經濟壟斷之間的關係，更不明白在壟斷經濟下的壟斷民主需輔之以私法專制才能成功。他們急於模仿表面上的民主形式卻不得要領。例如成熟的西式民主是排除了對立階級的壟斷民主或兄弟民主，而粉絲國的民主制往往比西方國家的更「民主」。它們把幾乎所有利益對立的階級和黨派撮合到權力中心，結果常以失敗告終，輕者暴亂，重者亡國。
中國政府目前對西式民主沒有興趣。但中國的知識精英卻迷信不已，雖然對此一知半解或不甚瞭然。他們以為民主了就可以參政了。其實西方國家的階級固化比中國嚴重，普通知識分子參政的機會也比中國難。他們嚮往民主的熱情無可厚非，並從理想而非現實的角度身體力行，與當年的空想共產主義者一樣天真爛漫。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專制不透明，用一把主觀臆想的、與世隔絕的、高標準的民主尺子衡量本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誇大或捏造政府的各種過失。有些雖然有道理，更多的是過於苛責，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標準和實際。
無知的民主粉絲們還努力地替政府賠罪，不停地搧著自己的耳光，恨不得把褲子脫光把心剖開，讓全世界看到他們追隨現代文明的心意。於是就出現了因幻覺的過度表演，對社會的過度不滿和對政府的過度批評。寧右勿左矯枉過正，讓全社會和國家來為他們的作秀買單。這些人因此很容易被人利用，成為別人的工具和打手。一些人的主觀願望可能是善良的。就如善良的羊在叢林世界中會成為獵物一樣，他們不僅使自己成為獵物，還會把別人和國家變成獵物。
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也沒有絕對的好與絕對的壞，或絕對的是與絕對的非。魏瑪共和國的民主製造出了法西斯狂人希特勒，利用選票將自己的犯罪行為合法化。這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對任何偽裝的正義保持警惕。只有一個標準——不是任何美麗的外衣和形式，而是實際的效果與本質——才是我們對國家和社會進行對比的底線和原則。
鍾南山先生們，請原諒批評你的人吧。他們與你一樣正義和善良。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開始在中國流行。最初該病被誤診為一種衣原體肺炎，即傳統的典型肺炎。但隨後被證明是一種病毒性肺炎。這時廣東的一名普通醫生鍾南山站了出來，指責政府隱瞞疫情，並因此成了享譽中外的風流人物。中國從此背上了欺騙人民、不顧人民死活的國際罵名。中共也為此遭受了一次嚴重的輿論危機。然而在那次的傳染病流行中，中國死於非典的人數只有三百多人。
六年後美國開始流行豬流感H1N1。有報道說六個月後美國才啟動緊急防疫措施。結果傳染病流行了一年，最後，據報道， 全世界共有二十八萬人死於該病，包括美國的一萬二千人。而在該病流行幾個月後，美國衛生部門還指示美國臨床醫院 ，而不是研究實驗室，停止對該病毒的檢測，也因此停止了原先每日公布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的例行程序。
在這次中國的新冠肺炎流行中，中國雖然在只發現了幾個病人後就立即採取了隔離病人和傳染源的措施並公告社會，但因有人違反職業程序並有可能造成社會恐慌而受到警方問責和訓誡，中國又受到了國際社會和公知的指責。這次為了澄清自己，中國不再為美國護短，猛烈抨擊了美國在應對新型致命傳染病時的雙重標準。
不管事實如何，中國所說的美國雙重標準聽起來的確有點震撼人心。美國主流媒體也沒有出來辯護或澄清。於是許多中國人產生了一種被欺騙和被出賣的感覺。一些激進的人便情不自禁的把那時揭露中國隱瞞病情的鐘大英雄，看成是崇洋媚外的洋奴以至漢奸，並捕風捉影地解題發揮。這裡不評論鍾南山本人和對他的指責，只是探討這種輿論漩渦出現的可能原因——社會焦慮症問題。
當一個國家站在物質或道義的制高點上時，其它國家的民眾有可能生產一種強烈的模仿心態。都說人是猴子變來的，於是有猴子的模仿癖好並不奇怪。這種模仿心態會很強烈，以致不顧條件和後果千方百計地要效仿。這種極端心態就是一種社會焦慮症，常見有致富焦慮症和民主焦慮症。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以恭喜發財為指導思想，國家為了迅速積累貨幣財富患上了致富焦慮症。為此不惜出賣一切，從資產存量到廉價勞力；叫停不賺錢的科研和軍工產業；全民成為外國資本家的奴工，製造耐克鞋一類的低端產品，以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造成了中國今天難以逆轉的環境污染，國家的理想缺失信仰混亂和人心渙散腐敗成風等各種後遺症。說是富了起來，中國今天的人均收入，大約是人均GDP的四分之一，還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致富焦慮症的一個併發症是民主焦慮症。現代民主制度是唯一可與散資資本經濟相適應的政治制度。這是由經濟基礎，而非意識形態決定的。土地貴族可以實行專制統治，因為貴族佔有全國的土地財富，因此能夠養活軍隊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而今天的資本家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做到這一點，只能組成資本家的聯合俱樂部輪流執政，並美其名曰民主憲政。民主只是資本集團內部權力分配的方式和程序。民眾通過選舉將自己的一切政治權利無條件、無保障、無保留地交給資本集團挑選的候選人。
在這種民主中，選票不過是使當選人的一切政令獲得合法性的依據。當年魏瑪共和國的選票保證了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發動世界戰爭的合法性。如果沒有那些選票，希特勒有可能上台嗎？即便上台，有可能無拘無束地為所作為嗎？至少德國的歷史證明了沒有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國為履行盟約而參戰的，也沒有發生對異族的大屠殺。美國等國家今天的議會或法院可以限制總統的部分法令。這是一個進步，但作用畢竟有限。美國歷史上對總統的彈劾只是為了女人和黨爭，如同兒戲。
歷史也告訴我們，西方國家的民主普選是有條件的。但唯心主義者卻因果倒置地將其吹噓成國家強大的政治前提。對唯物史觀一竅不通、患上致富焦慮症的國家，因此容易併發民主焦慮症。焦慮症患者不明白西式民主與經濟壟斷之間的關係，更不明白在壟斷經濟下的壟斷民主需輔之以私法專制才能成功。他們急於模仿表面上的民主形式卻不得要領。例如成熟的西式民主是排除了對立階級的壟斷民主或兄弟民主，而粉絲國的民主制往往比西方國家的更「民主」。它們把幾乎所有利益對立的階級和黨派撮合到權力中心，結果常以失敗告終，輕者暴亂，重者亡國。
中國政府目前對西式民主沒有興趣。但中國的知識精英卻迷信不已，雖然對此一知半解或不甚瞭然。他們以為民主了就可以參政了。其實西方國家的階級固化比中國嚴重，普通知識分子參政的機會也比中國難。他們嚮往民主的熱情無可厚非，並從理想而非現實的角度身體力行，與當年的空想共產主義者一樣天真爛漫。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專制不透明，用一把主觀臆想的、與世隔絕的、高標準的民主尺子衡量本國政府的所作所為，誇大或捏造政府的各種過失。有些雖然有道理，更多的是過於苛責，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的標準和實際。
無知的民主粉絲們還努力地替政府賠罪，不停地搧著自己的耳光，恨不得把褲子脫光把心剖開，讓全世界看到他們追隨現代文明的心意。於是就出現了因幻覺的過度表演，對社會的過度不滿和對政府的過度批評。寧右勿左矯枉過正，讓全社會和國家來為他們的作秀買單。這些人因此很容易被人利用，成為別人的工具和打手。一些人的主觀願望可能是善良的。就如善良的羊在叢林世界中會成為獵物一樣，他們不僅使自己成為獵物，還會把別人和國家變成獵物。
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也沒有絕對的好與絕對的壞，或絕對的是與絕對的非。魏瑪共和國的民主製造出了法西斯狂人希特勒，利用選票將自己的犯罪行為合法化。這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對任何偽裝的正義保持警惕。只有一個標準——不是任何美麗的外衣和形式，而是實際的效果與本質——才是我們對國家和社會進行對比的底線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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