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先天基礎和全能唯物主義

人性的先天基礎和全能唯物主義                                                                           馬力

一、人類行為的遺傳學基礎

傳統的唯物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承認物質對精神的支配作用。當然辯證法又承認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這裡的條件是唯物辯證法區別於唯心主義的關鍵點。舊唯物論中的物指外部世界或環境。這種唯物論所討論的問題主要是認識論的問題。馬克思強調了意識和思維依賴人的大腦。因此馬克思的唯物論將物質擴大到人的大腦。中國的哲學界似乎對這點不十分注意。由於大腦是思維的工具，馬克思的唯物論主要還是研究認識論的問題。

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有人提出人的行為特徵可以由遺傳決定。程焉平在「關於人類行為遺傳的討論」一文中指出：「1883年，英國學者F. Galton提出：人的體質、相貌、氣質以及智能的高低都是由遺傳因素決定的。隨著現代遺傳學的發展，有人在犯罪行為、利已或利他行為與染色體變異之間也建立起某種聯繫。更有甚者，英國行為生態學家R. Dawkins把對人類行為的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他認為人的自私行為來自基因的『自私』性。總之，遺傳決定論者把人類的行為差異如智力、犯罪行為、攻擊行為、自私行為以及由精神病導致的異常行為等都歸之為遺傳差異，即人的本性與生俱來。」

從目前的科學研究來看，人的行為或多或少地受遺傳或遺傳物質的影響應是可以肯定的，只是這些先天因素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後天的環境所改變仍是個問題。這裡不討論人的行為中遺傳作用的科學依據有多少，因為這是一個試驗科學的課題。在這個問題仍然存在爭論的時候，不妨把它當作一個有意義的假說。在這個假說下，人的遺傳基因可被視為決定天然人性的一個物質基礎，尤其是當這些基因具有某種「利己」和「利他」的傾向時。這些傾向很容易被後天賦予的「善」「惡」和「好」「壞」等對立的觀念解讀成一種先天的人性價值。

今天發達國家中人的社會意識、公共道德和法律觀念比落後國家強很多。但這與天然人性的改變關係不大，而只是在嚴懲條件下的行為改變，人類基因並沒有發生系統性的定向變化。教育改變了人，同時叢林世界優勝劣汰的殘酷現實也在改變人。在貧富兩極分化的同時，人性也在兩極分化。善人有所增加，惡人也沒減少。人的善惡內容還會隨社會的改變而改變。舊的惡減少了，新的惡，如電子詐騙，電腦病毒、槍擊案、盜用信用卡、性猥褻等高檔犯罪會產生或增加。這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里就更清楚。例如美國的犯人比例沒有減少，而可能比百年前還多。社會主義國家人的道德水平也在改善，但這同樣是大環境造成的。這種環境改變后，人的行為恐怕跟著改變，回到從前。不受後天影響的本性可能還是原來那樣。

二、遺傳基礎的哲學意義

1、本能邏輯的中性特徵

這些解釋也許並不新鮮，但它們在哲學觀念上引起的革命性突破卻是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在存在決定意識的舊唯物論中，存在僅指人的外部環境。因此有人把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看作照相機，只是被動地記錄可看到的外部形象。馬克思的認識論強調大腦的作用，就是為了說明認識不只是被動地留取觀察到的外部影像，還可以通過大腦的思維過程演繹出抽象的理性認識。然而馬克思的唯物論雖然承認大腦是存在的一部分，但大腦只是個從感覺到認知的加工廠，不帶有先天確定的價值傾向，因此不影響人性的善惡。

沒有傾向性不等於說人的大腦不帶有先天確定的內容。人在理性思維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形式邏輯，如同一律、排中律和不矛盾律可以是一種先天的功能，並不只是人類具有。它們同樣可以是形象思維和形象認知的基本規律。比如一隻老虎看見一頭羊，它的大腦通過形象回憶和辨識后告訴自己：這是頭羊(不一定抽象成概念。后同)不是石頭。因此會條件反射地調動相關的運動肌進行追捕。在這個過程中，同樣用到了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來聯繫感覺到的形象：A = A，A ≠ B，A ≠ (﹁A) (這裡的A和B代表完全不同的形象，符號﹁表示非)，只是沒有用到抽象的概念。

上面的例子說明，最基礎的形式邏輯不是如通常認為的那樣，只是理性思維或概念思維的邏輯，也可以用於更簡單的形象思維和形象辨認，也因此存在與其它動物的大腦中。在動物識別環境的第一時間就開始工作，即便熟練的使用需要一定的訓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基礎的邏輯思維能力可以是先天的。只不過這種大腦的功能需要外部環境提供的感知才能得出新的結果。可能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忽視了人類大腦具有先天的邏輯思維的能力。

人類大腦的先天功能雖然能夠作用於人的思維活動，但對人性的影響並不重要。這是因為大腦先天性的思維本能不具有選擇性和偏向性，因此可以看作是中性的。這就是說大腦對所有有利或不利於自身的感知具有相同的判斷邏輯，只是在釋放行為信號時有所不同。因此大腦思維邏輯的這一先天功能不被當作影響人性的先天因素，也因此對人性善惡的討論影響不大。本文對它的討論有助於深入了解人類思維的物質基礎和邏輯特徵。一直被認為是形式邏輯基本規律的本能邏輯不只適用與抽象思維，也同樣適用於無抽象概念的形象思維，甚至更原始的認知過程。

2、行為基因的「傾向性」

然而遺傳基因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卻是不同的。現有的研究認為這些影響有的傾向於「利己」，有的傾向「利他」。不管是利己還是利他，動物本能的行為都具有自我保護的特徵，因為這是生物生存、繁衍和進化所需要的。而這個自我保護首先是保護個體的生存，其次才是保護同類和其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化中的生命體天然地具有「利己」或「自私」的本能。人的這個本能就構成了天然人性的一個方面。

由此可見基因遺傳信息不同於人的大腦所具有的本能邏輯。首先它們不只管思維，還影響人的行為。其次大腦的本能邏輯對思維的影響是中性的，但先天因素對行為的影響不是中性的，而具有明確的傾向性，即側重於保護個體自身而不是自身以外的存在。由於人類是群體生活的動物，這個傾向性在人的家庭和社會生活中，會與「利己」或「利他」等具有明確褒貶意義的價值觀聯繫起來，形成人性「惡」或「善」的觀念。

在人出生后，環境和教育可以改變人的某些行為模式，但很難改變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這種本能在人的社會活動中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來，從而形成每個人不同的人格特徵。寫到這裡就不可避免地與傳統唯物主義的哲學發生衝突。我在四年前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哲學反思」 (見附錄)一文中指出過去的唯物論，包括馬克思的，都是全能唯物論，即認為人的思想、習性和人格都可以通過後天的教育和經驗來改變。事實上一些基本的人性可能是與生俱來難以改變的，並可通過遺傳世代相襲。

以下是該文中的一段：

「人用後天獲得的理性原則壓制原始動物本能的力量和效果究竟如何？這是一個需要科學來驗證的問題。但是傳統的認識論基本上忽視了人的本能對邏輯意識的作用和對功利行為的影響，更忽視了它在理性的壓制下仍能生存和遺傳的頑固性和連續性。因此，傳統的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人的意識完全取決於包括教育在內的存在，並受存在的影響而改變，僅在針對人的邏輯意識時是正確的。由於古典唯物主義忽視了非邏輯的本能意識對行為的影響，這種唯物主義就叫作全能唯物主義。簡單地說，全能唯物主義相信人的一切精神意識都來自於後天的影響，並受後天的影響而改變。」

上述引文中所說的「人的邏輯意識」和「非邏輯的本能意識」可以理解為由非本能的抽象邏輯所產生的觀念意識。前面說過，原先被視為形式邏輯的一些基本規律同樣適用於非概念的推斷和辨識過程，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種本能邏輯。本能邏輯是抽象邏輯的自然基礎，可以在經驗的幫助下「導出」抽象邏輯，比如三段論邏輯、因果律和條件關係等。近代的數理邏輯和運算邏輯則是更高的產物。

3、從思辨哲學到科學哲學

將基因遺傳信息作為物質的一部分，不僅可以解釋人性的先天因素，擴大了(辨證)唯物論的內涵，還可以使以認識論為研究主體的唯物論哲學擴展至研究人性的物質基礎和變化程度的科學哲學。當後天因素不能完全改變人的基因或遺傳信息對人性的影響時，經典的全能唯物主義遭到挑戰，即便考慮到某些獲得性遺傳特徵。

當然這不是回到唯心主義，而是把唯物論建立在更堅實穩固的物質基礎上，避免主觀或客觀唯心主義者把遺傳信息變成「絕對精神」或「神的意志」等最後的避難所。一旦這種唯物主義的科學哲學被試驗所證實，哲學本身也將擺脫有史以來純思辨的特徵，而成為試驗科學的一個部分。它在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許多方面都會引發相應的變化，因為對人的行為和心理活動的研究不能再忽視先天的物質因素，而只考慮對後天影響的反應。

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質與思考

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哲學反思

然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作為改變信仰的宗教運動最終失敗了。毛澤東去世后僅僅4年，中國的新領導就放棄了計劃經濟體系。在後來的十年中，又解體了原來的公有制。如今中國國有企業所佔的比重甚至低於一些歐洲國家。與舊宗教的失敗一樣，人類追求個體發展的動物本能戰勝了迫使個體聯合的無形觀念。而不同的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失敗沒有像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樣，一如舊宗教的失敗帶來社會生產力的加速發展和經濟的加速繁榮。其中的原因在後面討論。這裡首先討論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哲學基礎。

指導社會主義運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唯物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決定人的思想。辯證唯物主義承認人的意識對於存在的反作用。如果把人的意識看成是一種特殊存在，認識論便可以被看成是一種特殊的科學，即研究人的意識這個特殊存在與其它存在之間相互作用的科學。這種提法是重要的，因為把認識論當作一種科學來討論，就可以引入其它領域研究科學的方法和檢驗方式。然而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認識論還只是一種哲學範疇。普通哲學不僅缺乏定量的描述和實驗手段，而且受限於簡單的形式邏輯的因果聯繫，從而忽視了前提的複雜性和意識的多樣性。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的意識過程可分為邏輯的和非邏輯的兩個部分。當人類從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的動物進化而來后，仍然保留了動物在各個發展階段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感覺—反映能力，包括簡單的條件反射、記憶、回憶、形象判斷、形象聯繫和動作反映等非邏輯的意識行為。這些非邏輯意識是一種下意識的趨利避害和自我保護的動物本能，具有很強的定向性，始終指向最利於個體，而不是集體，生存的方向，否則其物種就會被自然選擇所淘汰。這種定向能力基本上只受遺傳基因的影響，並隨基因代代相傳。這些基因隨自然條件的變化會發生突變引起進化或蛻化。至少從目前看來，這種改變或突變很少因後天的經驗和教育對大腦皮層的影響而發生。動物本能的某些方面即便受到理性的壓制，仍然具有遺傳給下一代的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基因突變是個體行為，可以與其它個體沒有交流和約定。因此突變不是為了物種整體的進化，而是為了個體的生存。只有許多個體突變引起的進化有利於在新的環境下生存時，進化的個體才會繼續生存和快速繁衍下去，形成新的物種或取代舊的，表現為一種整體的進化。

而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研究的主要是人的理性思維或邏輯思維所具有的特徵和規律。在傳統哲學所說的認識論中，受經驗和教育影響的意識過程也主要是人的邏輯推理和邏輯判斷。即便下意識的動物本能及其利害指向可以在理性的刻意壓制下受到制約，影響人的脾氣、性格和秉性的最基本的要素可以與後天的經驗沒有明確的聯繫。因此有人的本性難改之說。人用後天獲得的理性原則壓制原始動物本能的力量和效果究竟如何？這是一個需要科學來驗證的問題。但是傳統的認識論基本上忽視了人的本能對邏輯意識的作用和對功利行為的影響，更忽視了它在理性的壓制下仍能生存和遺傳的頑固性和連續性。因此，傳統的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人的意識完全取決於包括教育在內的存在，並受存在的影響而改變，僅在針對人的邏輯意識時是正確的。由於古典唯物主義忽視了非邏輯的本能意識對行為的影響，這種唯物主義就叫作全能唯物主義。簡單地說，全能唯物主義相信人的一切精神意識都來自於後天的影響，並受後天的影響而改變。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基本上也是全能唯物主義。他的辯證思想所承認的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同樣只限於精神的理性方面。由於教育也是一種存在，全能唯物主義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教育看成是全能的。由於教育還是一種主觀行為，於是全能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在一種存在與另一種存在的關係問題上殊途同歸，回到了表面唯物實則唯心的哲學觀和方法論上來。在生產力低下，生活物質嚴重缺乏的古代農業社會，地球上不同的人種和社群差不多都獨立發展了禁慾思想的宗教和准宗教，承擔起歸化信徒、統一思想和規範行為的教育任務，用防止社會混亂和崩潰的倫理道德強制約束人的思想品德和行為。當資產階級需要打破舊宗教對致富的束縛時，他們也只敢通過宗教改革使舊宗教網開一面，而不敢全面廢除舊宗教。

這類宗教曾被馬克思主義者視為唯心主義的產物。提倡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故而很少論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品德的具體內容和規範措施。為了堅守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他們只是籠統地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會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因為根據唯物主義原理，社會主義社會廢除了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勞動便成了每個人生存的必要前提。但是在進行社會主義實踐的實際過程中，毛澤東發現事情並非這麼簡單。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表明在生產資料公有之後，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剝削階級思想」可以通過權力腐敗和制度復辟而起死回生，甚至利用合法的「資產階級法權」壓迫底層人民。即便人人都要勞動，分配卻仍然可能背離「同工同酬」的社會主義原則，利用「法權」實現新的分配不平等，產生新的「特權階層」或「新生的資產階級」。

為了徹底消滅「剝削階級思想」，防止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毛澤東根據全能唯物主義的哲學，想用包括勞動改造在內的新的存在方式改變人的意識和思想，在黨員、群眾和學校中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晚年，只爭朝夕的毛澤東又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希望「社會主義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從哲學上來看，這恰好與「唯心主義」的古典宗教利用道德信仰強制性地規範人的思想行為異曲同工。由於在古典哲學中精神和存在的定義具有不確定的外延和交集，以及精神與物質的相互作用無處不在主從可易，以哲學指導現實工作時會經常出現類似的哲學悖論。因此建立在某種哲學上的意識形態在解決具體問題時會產生難以避免的分歧和衝突。這些問題靠哲學理論和意識形態本身不能消除或找不到正確的答案。因此，執政者不能不經常根據別的依據作出決策，或「正確的」或「不正確的」，並常使個人意志和信仰成為決策的關鍵因素。

一切強加於人的本能之上的理想主義和宗教倫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用人的理性壓制人的動物本性。因此它們的目標指向恰與人類代代相傳的本能指向背道而馳。它們經常要求人們犧牲意志的眼前利益服從理性的長遠利益，犧牲個體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和犧牲局部利益服從全體利益。因此思想革命的任務異常艱巨。要想在與本能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僅靠自覺的理性，如忠誠、覺悟和黨性等是不夠的，而需要強大的教會力量或宗派力量來實現。這種教派勢力和宗派勢力還經常與政治權力聯合在一起，確保個人的信仰純潔和在統一信仰下的社會穩定。這種穩定是一種對抗下的穩定。穩定的程度取決於理性和本能之間的力量對比。當個體的力量強大到一定程度時，或當教會和宗派力量減弱時，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對抗本能意志的力量也會被削弱，並因此導致社會變革和秩序重組。歷史上爭取個人解放的資產階級革命，包括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私有化的改革開放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毛澤東也知道這種革命的艱巨性，故而號召人們向具有自私傾向的下意識宣戰，如「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閃念」等。就這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比傳統宗教更高的道德要求，並把思想革命的對象集中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黨員和其領導之中。這樣的革命不僅得不到黨派的支持，反而遭到主要政治勢力的極力抵制。這就決定了這場革命即便取得暫時的勝利，最後的失敗在所難免。在文化革命中掌握了權力的青年人在毛澤東去世后很快就遭到了清洗。更重要的是在一代人中進行思想革命的成果不可能通過人的遺傳機制轉移給下一代，而人的反向的動物本能卻能代代相傳。於是這樣的思想革命必須在每一代人中進行才能保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被丟失。而這樣的可能顯然是難以實現的。

解放了個體生產力的工業化輕而易舉地摧毀了傳統宗教的統治地位，使新舊宗教成為資本的婢女匍匐在權勢者的腳下。同樣，工業化社會中鼓吹集體主義精神的理想主義也在個體意志的解放中相繼破產。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沒有比這樣的問題更難回答，更容易激起爭論和衝突的了。站在個體利益方面和站在集體利益，包括國家利益方面，會獲得完全不同的答案。那麼個人和集體利益有沒有一致性呢？強調個人利益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並不迴避這個問題，即便他們從來沒有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們的典型答案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這個答案如此重要，以致在冷戰期間被追授過諾貝爾獎。因為這是資本主義雇傭經濟道德化的核心內容，是解體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力武器。

前一篇的歷史對比說明寄希望於解放個體生產力，然後通過那隻「看不見的手」推動整個社會發展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低於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時代最受指責的文革時期所具有的發展速度，並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環境和人文方面的代價。這個結果同樣適用與發展后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擁有足夠的殖民地時，它們靠剝削殖民地所獲得的財富的確可以讓國內的勞動人民過上不錯的日子。這時那隻「看不見的手」把貧富分化的界線移到國界之外。但在殖民地獨立后，那隻「看不見的手」又把貧富分化的界線重新移回國內。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國家的兩極分化不斷加深，中產階級正在消失。美國的經常賬赤字不斷擴大，債台高築，政府部門甚至為借債而鬧到關門的地步。

難道人類永遠不能擺脫集體主義的理想與個體解放的本能之間與生俱來的衝突，要麼選擇中世紀千人一面的生活，要麼選擇充滿個體悲劇的資本主義制度嗎？這是當代新啟蒙主義思想家所提出的問題。迄今為止，沒有人，無論是資產階級思想家還是社會主義思想家真正回答過這個問題，也是下面的論述將要試圖解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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