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之後,還有誰?
馬力
這個標題頗有「欲救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意思。可不是嗎?看看毛澤東去世后中國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明白領導人在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有多重要。
聽說中共即將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許多人於是浮想聯翩,彷彿回到了大清時代。晚上帶著兒女坐在燈光劇場里觀看迪斯尼的冰上舞蹈時,對著豪華的宮殿、英俊的王子和美麗的公主,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無比的興奮和羨慕,恨不得立刻將其變成自己的夢想,全然忘記了那是專制君主的家室。如果告訴你,當今世界上人均產值最高,社會福利最好和犯罪最少的國家不是民主國家,而是幾個現代君主國家時,請不要驚掉下巴。
衡量一個社會優劣的標準,歸根到底不是它的統治形式,而是人均資源相同時的生活質量,包括受教育的程度和生存的機會,如人口總數等。從這一點來看,說社會主義中國比之前的私有制中國優越是經得起檢驗的。這與西方社會學喜歡比較社會極少數最富有的人是不同的。在這種比較學中,越是兩極分化的社會就越優越。所以西方國家崇尚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焚屍經濟。
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不同於之前實行了幾千年的私有制度。要使這樣的新制度穩固和強大起來,需要幾代人或上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與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相比,中國的第一代革命家普遍缺乏思想儲備,無論是共產主義理論、唯物主義哲學,還是理性思維方式和現代法治觀念等。直到文革,毛澤東才有機會號召全黨和全國學習馬列原著,除哲學思想外,還有法治思想(如《反杜林論》)和經濟思想(如《哥達綱領批判》)。之前只是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才有機會去黨校學習。
因此毛澤東去世后,僅僅實行了三十年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立刻回到了以私有經濟為主的時代。除去真實的通脹后。真實GDP的增長率只有之前的60%,比文革十年還低一個百分點。而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堅持了七十多年,對比三十年社會主義的中國一目了然。1949年中國的工業水平和經濟基礎不比俄國的1917年差多少。三十年後的1979年中國改革前夕的工業基礎和國防能力也不比1947年還沒有完全從二戰的廢墟中恢復過來的蘇聯差。俄國革命68年後,即1985年的蘇聯已經是第二超級大國,重工業水平,戰術和戰略武器的各個方面(包括坦克、戰鬥機、戰略導彈、戰略轟炸機、戰略潛艇、太空作戰和防導能力)實際上超越了美國,還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承擔防衛任務,包括中國的東海、南海和西部邊界。
然而中國的戰略力量至今遠遜於美國,今天還在進口蘇聯七、
八十年代的武器裝備(當然是改進的型號)。飛機發動機遲遲不能滿足當前的需要。雖然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是世界老二,但這是靠龐大的人口和超過一半的投資撐起來的。其中的四分之一左右還是外資企業的貢獻。如果除去外資企業創造的GDP,中國的GNP(國民生產總值)只有GDP的75%左右。再把投資壓縮到正常的20-30%,中國的經濟總量難保世界老二、老三的地位,更別說人均產值了。過去中國的物價很低,可以用所謂的購買力平價來大幅提升等價條件下的GDP。如今中國的平均物價已經低不到哪裡,用購買力平價來訂正不再有很大的不同。
可見毛澤東的去世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我曾問過,習近平之後,誰還能堅持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如果真地沒有,中國的進一步私有化和兩極化將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滑,社會貧困加重,群體事件增加、統治能力下降。舊中國號令不遵軍閥割據的時代還會再來,使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的國家,直至最後分裂成許多小國。也許出於同樣的考量,中共加強了對國家領導人的考察,以要求為主,而不是形式上的到期輪換,造成好的退下差的上的不幸局面。
形式和程序固然是重要的。但即便是所謂的民主國家,政治和民主程序不允許改變國家的制度。這個制度不是靠輪流坐莊的總統來保障的,而是靠有終身任期的立法議員來保障的。總統只是公地執法人,相當於警察頭子,只不過可以制訂外交政策。有限任期的總統無權干涉私有領地的事務,稅法還得議會通過。私有領地的事務是具有終身任期的議員通過立法來改變的。除此之外就是私法專制。由此可見,西方國家的公地民主和任期規定對占社會生活大部分的私有領地作用甚微,對生存在私法專制下的多數民眾來說形同虛設。
這裡不是為中國目前的改憲辯護,而只是說明不同制度下的,看起來相似的政治形式實際上具有不同的實際內容和作用範圍。因此不同制度的國家有時沒有形式上的可比性。或者說僅僅比較表面形式,追求形式上的相同不一定有相同的結果,甚至適得其反。對一種政治形式和政治制度的評判,說到底是看它在對應的經濟制度下的實際效果,而不是與某個不同制度國家的相似度。至於中國憲改會對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這還真不是由改憲本身單獨確定的,而是由更多其它的因素來決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實行和堅持科學的經濟制度,並為實行這個制度提供政治和人才上的保證。
有人問,習近平連鄧小平最得意的限任制都敢改,又有什麼不能改呢?好問題,但目前沒有答案。四十年改革的經驗所能告訴我們的是:凡不符合實際和不利於中國未來的既定政策都可以改,也應當改。這與誰制訂沒有關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高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