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國家的困境及其出路

西方國家的社會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西方社會學中的概念往往沒有確切的定義，例如民主、自由等，比比皆是。這會使人聯想起宗教信仰，而不是自然科學。然而東方的宗教，如佛教和儒教，都只是有關自身信仰的思想體系。佛教甚至以出世為由，拒絕以信仰干預現實世界的秩序。而儒教實際上是一門維持人類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倫理學。這些宗教安分守己，只求誠意，不求真實。另一方面，由於深受中世紀之前歐洲文明中形而上學 (以主觀概念為研究對象的學說) 的影響，在西方的一神教形成之後，伴生出「研究」和拓廣這種宗教的神學，企圖「證明」宗教中的上帝和神跡等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以便使這種宗教從信仰上升到真理的高度，成為一種照亮人間的普世價值。它追求的不啻自覺的信仰，而是對靈魂和塵世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並藉助和平或暴力的手段在全世界推廣這種宗教。在科學發達的今天，據說美國某些地方還有70%的人相信地球是上帝創造的。

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和政治學之類繼承了中世紀神學等形而上學的傳統，不是以事實和實踐為依據，而是像宗教那樣以控制人的思想和靈魂為目的來構建某種政治信仰。在科學實證已經非常普遍的今天，使這種形而上學的社會學得以生存和矇騙的唯一辦法就是玩弄模糊概念，以便用選擇性的個例或傳說來論證一個普遍性的結論。因此西方社會學中的主要概念基本上都沒有準確的內涵和外延，更無法用事實來逐一驗證。當你打開西方國家幾十本高談「民主」「自由」的大作後會愕然發現不同的作者的同一名詞說得根本不是一回事。這就是洋學問的「博大精深」之處。常常聽說西方某某社會學家著作等身。別以為這是吹牛。這些大牌家中洗手間的手紙消耗的速度趕不上他們出書的速度。可見對他們來說寫書比拉屎還容易。這全是拜形而上學的社會學之福。否則，一個統計數據的樣本收集和綜合分析就要幾個星期的時間。

在模糊概念無法被事實論證的情況下，人們就只能根據真實以外的背景條件，如「權威性」、有用性和習慣性等確定自己的信仰。這就為金錢和權力操縱下的媒體控制人們的思想創造了條件。西方國家正是用這種靠重金壟斷的私人媒體和「重複千遍就變成真理」的戈倍爾定理對國民進行洗腦，從而把形而上學的社會學變成新的神學，把西式民主變成新的上帝，再把新的上帝變成新的普世價值。其目的還是為了控制人類的精神和靈魂。所以西方國家有70%以上的人認為只有認選或陪選才是民主就不足為奇了。由於導師不能給學生提供事實和邏輯，民主教的信徒們在辯論中常常被駁得啞口無言，只得以重複老師的話來招架，或者乾脆謾罵別人藐視上帝，威脅叫「民主爸爸」來收拾「第五縱隊」的異教徒們。

 二、言論自由的廢話

所謂言論自由就是新神學家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個例子。就拿前面說過的維基百科對言論自由的定義來說：「言論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權力。」 這句話究竟道出了什麼有實際意義的信息呢？什麼也沒有。換句話說，是一句廢話或屁話。因為根據這句話，世界上找不到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也找不到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公民沒有任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權力」？又有哪個國家的公民有任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權力」？如果舉不出一個例子，這句話又有什麼真理價值？然而，正是這類沒有實際意義或真理價值的話才能構成新的神學，否則就是科學了。

那麼有關言論自由的科學陳述應該是怎樣的呢？試舉一個例子：言論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發表除極端言論外的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權力；極端言論受公共法律、企業規則、輿論、倫理、習慣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限制。有人立刻會反駁道：「這樣說來，就沒有無言論自由的國家了。」 難道事實不是如此嗎？「可共產黨國家沒有言論自由。」 你見過共產黨國家的人民不能說話嗎？「是的！他們不能說一些政治上的話。」 西方國家的人民就可以隨便說話嗎？「這。。。。，當然也不。但是。。。。有更多的自由。」 當然僅僅是在公共場合。謝天謝地，總算遇到一個還能講理的，而不是信得走火入魔，一口咬定「就是沒有」什麼的。看來就是用西方的觀點來看，共產黨國家的言論自由與西方國家的區別也只在於「多少」，而不是「有無」。能不能區分這兩種不同的概念，就是科學與宗教的區別。宗教只要求定性的描述，只有科學才注重量的不同。因此宗教只把人和國家劃分成兩類：教徒和異教徒，民主和專制；而對異教徒和專制國是格殺勿論的。

加入量的觀念之後，有關言論自由的問題就成了限制極端言論的問題。「沒有言論自由」這種無科學意義的說法就可換成「沒有極端言論的自由」這個確切的表述。當然，形而上學的本質是反科學的，西方國家形而上學的社會學也因此是反科學的。所以，西方社會學不會採用這種科學的敘述方式。這不是認識水平的問題，而是以控制人類靈魂為目的的新神學必須排斥一切可證實或證偽的表達，使人類的意志為實用主義的利益所驅使，服從於權力和金錢這些非邏輯的世俗權威。

三、企業國家的困境

前面說過極端言論受公共法律、企業規則、輿論、倫理、習慣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限制。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私人企業有形無形的規則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更加廣泛，私有制國家的人民在總體上不可能比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有更多極端言論的自由。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給許多人留下缺乏言論自由的映象。這個映象不是來自對極端言論限制的總量，而是來自簡單地比較最容易被媒體注意到的公法對極端言論的限制。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法涵蓋更多的領域，受公法限制的極端言論也必然多於私有制國家。但這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幾個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法制觀念弱的民眾比法制觀念強的更容易或更經常觸犯法律。許多時候可能是無意的。但無意的違法行為造成損害后同樣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大概不需要特別的說明，否則無所謂強弱之分。中國進入法制國家的歷史不如西方發達國家長，民眾的法制觀念也比較弱。例如，美國的18USC2383同樣限制反對國家現有法律的造反活動。即便今天支持美國立法機構國會的民意已經跌到歷史最低的20%，但沒有人敢聯合國外組織策劃體制外的反法活動。美國人民到華爾街附近的露天公園裡忍凍挨揍幾個星期，說明他們沒有比中國更多的垂直民主讓人民在體制內直接反映自己的訴求。就是在抗議和示威過程中，他們會自覺遵守和平示威的規則。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哪怕只代表極少數人也敢聯絡國外反共組織進行另立憲法(即政府)的社會活動。而鄉鎮的農民則經常用暴力來表示抗議。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皮包政府，而負有社會生產和盈利的任務。皮包政府是可有可無的寄生政府。美國政府常常鬧著要關門，不會對人民有多大的影響。反對和破壞一個生產性盈利政府對人民造成的損害是與反對西方國家一個皮包政府的結果不能相比的。這也是西方國家私人企業需要有比公法更嚴格的言論限制的原因。同樣的理由，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法也應比西方國家的公法有更多對極端言論的限制。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法承擔著私有制國家的公法和私法的共同使命，不僅要保障社會穩定，而且要保護生產秩序。即便如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法對極端言論的限制不會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法和私法的限制總和。

最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法雖然部分承擔私有制國家私法的使命，卻沒有私人企業的放逐條件把違法者逐出廠門便可高枕無憂。例如美國加州一名25歲的星巴克職員克里斯韋爾只是在網際網路上唱道：「不過是一杯咖啡，讓我休息一下，我只得到最低工資，我不該忍受這些。」 星巴克發現后就把他逐出大門了事。可是社會主義企業國家又能把人炒到哪裡呢？放逐國外還不夠資格。為了防止他們破壞，只能把有破壞力的人關起來。加上資本主義國家反對資本家的刑事犯在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反對國家(企業)的政治犯，社會主義國家被關押的政治犯就可能多於西方國家，雖然被關押的總人數不一定高於西方國家。這樣一種困境在這裡就叫作企業國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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