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群體事件—官民互動式民主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許多過去不常有的社會現象。其中一個最為西方媒體關注和渲染的就是所謂的群體事件。簡單地說，群體事件是部分群眾自發的、公開的請願、抗議或騷亂行為。這類事件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

群體事件在絕大多數國家都可能存在。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近來的群體事件有不少顯著的特點：

1、             中國的群體事件比較頻繁。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引發的原因可大可小。而同樣的原因，或更大的原因，在西方國家很少引發群體事件。

2、             中國的群體事件通常發生在意外事故剛剛發生，還沒有進入司法程序的時候。而西方國家的群體事件通常發生在法院判決后，除爆發群體事件外沒有其它合法程序可以用來解決問題的時候。西方國家的人民可以耐心等待最後的判決結果。

3、             中國政府經常在限制群體事件後進行認真的調查，處罰有過失的政府工作人員。這樣的事在西方國家很少發生。

4、             在處罰官員的同時，中國政府還會調整現有政策和措施以免出現類似的問題。這在西方國家並不常見。

5、             西方國家習慣把群體事件看成「少數人」的事件，並因此不為所動。而中國政府不總能冠冕堂皇地用這種理由拒絕調查自身的原因，除非少數人的暴力行為明顯影響多數人的安全和生活。

6、             中國對群體事件的漠視常常與官員的腐敗有關。而西方國家對群體事件的忽視是制度使然。

這些比較是相對而言的。中國的確有許多群體事件被基層官員所忽略，並因此導致更大的群體事件。即便如此，上述分析仍然可以在大體上成立。有人說這些差別的存在是因為西方國家是民主和法制國家，而中國不是。這裡；先來討論這種現象本身。至於它們的原因將在下一篇文章中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對群體事件的處理常常被西方媒體說成「鎮壓」，並大肆渲染和挑逗，無限制地上綱上線以便引出制度黑暗應被推翻的結論。而西方國家對國內相似的處理很少使用鎮壓一詞，而是就事論事地報導逮捕了幾十或幾百人等。很少有人或 「人權組織」 關心西方國家群體事件中的被捕者的「人權」。西方國家以此暗示它們對群體事件的鎮壓是理所當然的無須質疑的。

例如最近美國加州的舊金山舊連續發生多起群體事件。今年 (2011年)7月3 日，地鐵警察稱拿著酒瓶的市民查爾斯•希爾持有刀具並將其槍殺，引起大批群眾示威抗議。8月11日，當局在獲知民眾示威計劃后，切斷多處地鐵站台手機信號，成功阻止了民眾藉助手機組織並參與集會。於是15日群眾集結於舊金山市地鐵，抗議捷運11日切斷手機通訊和警方殺人。示威者高喊「沒有司法，就沒有和平」的口號。隨後300多名示威者通過舊金山市中心遊行抗議。頭戴鋼盔手持警棍全副武裝的警方驅趕示威者，隨即逮捕十餘人。8月22日，示威者再次聚集在舊金山市中心的市民中心地鐵站，爭取言論自由並抗議警方濫用武力。警方與示威者的對峙延續多時。將近深夜，警方逮捕了近60人。

今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爆發八周年之日，美國首都華盛頓、紐約、舊金山、芝加哥等地爆發了反戰活動，並要求釋放被指控向維基解密網站泄露美國秘密文件的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員布拉德利 · 曼寧。其中也都有人遭到逮捕。被捕者中包括著名反戰人士丹尼爾 · 埃爾斯伯格。而在今年4月美國國會還逮捕了因不滿國會預算案中關於華盛頓特區一項附加條款而上街抗議的華盛頓市長文森特·格雷。同時遭逮捕的還有華盛頓市市政委員會主席布朗等多人。而在最近英國的鎮暴過程中，將近兩萬警察逮捕了一千多人。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處理這些群體事件的手法與中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被捕者死亡的事也常有發生。眾所周知的就有美國被拘押的非法移民的死亡事件。最近，37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凱利 · 托馬斯於今年7月5日與洛杉磯東附近富樂頓市的警務人員發生了衝突，被捕五天後死於醫院。於是8月6日數百人聚集在富樂頓市警局前，抗議美國警察導致托馬斯死亡的野蠻行為。示威者們高呼 「囚禁殺人犯莫蘭」，並要求該市警長邁克爾辭職，對參與該事件的警官給予紀律警告。所不同的只是西方主流媒體很少把西方國家對示威者的強行驅逐和逮捕說成是鎮壓，或者把切斷手機或互聯網通訊說成是破壞言論自由。

二、官民互動式民主

在上述這些特點中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群體事件能夠直接影響官方的人事或政策。無論這種影響是官方希望或不希望的，主動的或被動的，它們是一種客觀存在，並可以舉出許許多多實例來證明。這種在司法程序之外，由人民的意志直接影響政府政治的過程可以稱之為官民互動。公正的學者不能不承認這種互動是一種直接民主的特殊形式。因此在本文中稱其為官民互動式民主。

西方國家並不否認官民互動式民主在現代社會中的存在。例如美國就喜歡鼓吹當年馬丁· 路德金帶領百萬黑人的和平請願，並把它對美國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作用視為美國民主的典範。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官民互動遠遠少於中國。因此它們不得不對中國的官民互動式民主視而不見，把存在著大量直接民主的中國說成是專制國家。

群體事件不是中國官民互動式民主的唯一形式。新中國成立以來就存在著程序上完全合法的和即時的官民互動機制。這就是人民群眾隨時可以向基層黨組織反映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許多困難可以獲得免費解決。儘管不是所有訴求都能得到滿意的回答，中國社會畢竟比西方國家絕大部分時間和企業民主多了。

雖然共產黨比任何政黨都更加強調群眾路線和為人民服務，正像在其它國家中那樣，各種腐敗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難免的。尤其是共產黨對貧富差別的限制是為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和中國的腐敗分子最痛恨的。他們把這些限制看成是對自由和人權的破壞，聯合起來向共產党進攻。企圖破壞這些限制的官僚腐敗和私有企業的貪婪，正是造成今天中國的群體事件格外頻繁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致這些群體事件成為中國體制內官民互動式民主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補充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不等於國家對人民有求必應。政府對民眾的有求必應在任何民主理論中都是站不住腳的。西方國家一方面完全漠視人民的直接訴求，另一方面卻要求其它國家的政府對民眾有求必應。因此當第三世界國家發生群體事件時，它們總是站在啟事者一邊，甚至同中國西藏和新疆的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這種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邏輯是不值得討論的。這裡要說的是不管什麼民主都是各方據理力爭平衡和妥協的過程。西方國家議會中的兩黨或幾黨經常爭得不可開交，最終是一黨壓倒另一黨。沒有人對這種過程和結果感到奇怪；也沒有人說美國議會裡只能民主黨贏，不能共和黨贏，否則就沒有民主。

然而把這種平衡過程搬到直接民主中來時，西方國家就集體中風失去了記憶。它們自比判官，只許百姓贏，不許政府贏，不管群體事件中的百姓代表多少人。如果政府贏了，這個國家就一定是專制，這個法律就一定是惡法，這個政府就一定是腐敗。西方媒體也習慣於把中國群體事件的人數放大十倍，幾十人說成幾百人，幾百人說成幾千人，幾千人說成幾萬人。而西方國家群體事件的人數則一律縮小十倍。今天西方媒體也沒有告訴大家英國有多少人參加了暴亂。只知道光是倫敦一地鎮暴的警察就有一萬六千人。這樣的疏忽在報導中國的群體事件時是決不會發生的。

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民互動中不合理的和強制性的失衡狀態的確在歷史上存在過，尤其是在蘇聯的斯大林時代和中國的毛澤東時代。這種失衡可以叫做不對稱的官民互動式民主，簡稱不對稱的官民互動。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展成熟的過程。拿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發展中的過程與西方發達國家一個成熟的過程相比並不能獲得公正的結論。而且從以前的專制社會到民主的進程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西方國家經歷過更長久更血腥的專制復辟。德國的一次復辟就使地球失去了八千多萬人口，幾乎是當時三個加拿大的總人口。可是從來沒聽到西方主流媒體對產生了希特勒政權的西式民主制度進行過深刻的反思，而只是矢口否認。與許多西方國家相比，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失衡狀態並不值得西方國家再次集體中風大驚小怪。

三、實行官民互動式民主的條件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總結過實行直接民主的基本條件。官民互動式民主是直接民主的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於這種直接民主是在社會主義的平等思想指導下實行的一種理想主義制度，而社會上不一定存在相互平衡的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因此官民互動式民主必須有社會主義鳥籠的規範，也因此不同於私有制下權力平衡時自發產生的直接民主制(如雅典民主制)。它對部分不同意直接民主的人，甚至包括西式民主的崇拜者，具有某種強制的性質。由此可見，直接民主的條件與意識形態的鳥籠結合之後仍然可用於討論官民互動式民主的生成和存在條件。這些條件是：

1、有一個多數人民擁護的政治團體，承認人民爭取自身利益和表達政治意願的自由。

2、沒有在野黨「代表」或取代人民成為官民互動間的政治屏障。

3、國家有較完善的公共法律和司法程序，保護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力，保持穩定的生產、交易和社交等社會秩序。包括有有效的法律手段對少數破壞社會穩定者實行符合多數人利益的和必要的約束。在私有制存在的情況下，還應有保護私人財產和涉及雇傭關係的成熟的私法。

4、多數人民擁護互動式民主制度，自覺服從民主規則。

5、國家具有天然的條件或人為的力量抵禦外敵的政治顛覆和領土侵犯。

第一個條件反映了理想主義的直接民主所要求的特殊條件。這個條件被西方國家攻擊為一黨專制。這是唯心主義者慣用的形而上學方法。中國共產黨有幾千萬自願加入的黨員和許多黨外擁護者，不是像西方國家的政黨那樣只代表少數富人的利益。它比當今中國任何潛在的黨外團體更具國家和人民意志的代表性。西方國家把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排除在人民之外或與人民對立起來完全是以己度人。它們把共產黨的統治比成是希特勒的一黨專制也是完全錯誤的。希特勒的一黨專制實際上是一黨獨存，因為他根本不允許其它政黨的存在，也不允許官民互動式民主的存在。而中國共產黨與許多黨派和平共處，只不過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擁有巨大的競爭優勢，因此沒有其它政黨可以代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今天，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保證官民互動式民主的存在和繼續。

一種制度是否民主不是看有幾個黨執政，而是看執政黨的人民性和人民在自身利益中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如果幾個黨都不代表人民的多數，再多黨輪流執政都不能證明民主的存在。西方國家的執政黨很少獲得過多數公民的自願選票。當自願投票的選民數量不足時，它們的人民性不能用選票的多數來簡單證明。因此這裡加了第二個條件：沒有在野黨「代表」或取代人民成為官民互動間的政治屏障，剝奪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直接民主。其餘條件與實行直接民主的條件相同。其中第四點希望人民儘可能通過體制內的合法程序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

西方國家所謂的法治或法制，不是說用公正平等的法律手段解決社會問題，而是說人民的一切政治和社會問題只能通過昂貴的司法程序來解決，而不存在司法程序之外的直接免費的民主程序。這就是說在西方國家，正義和權利都是有價的，而且是高昂的，普通人民根本享受和消費不起。就在法院的門檻上，貧富之間就沒有平等而言，遑論司法的公正。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訴訟是免費的，或者曾經是免費的。今天，無論西方輿論怎樣歪曲和抹殺中國司法程序以外的上訪制度，這種制度在西方國家根本就不存在。而資本主義國家普通人民稍高的生活條件相對於比社會主義國家高出幾十、幾百倍的人均產值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在相同的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一定更加幸福。

官民互動式民主制是當代最真實的民主制度。如果把古代雅典和羅馬被專制的奴隸考慮在內的話，官民互動式民主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真實的民主制度。即便是在斯大林時代和毛澤東時代最失衡的情況下，人民也或多或少地擁有在體制內維護自身利益的基本權力。不對稱的官民互動式民主可能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並有可能過渡到更對稱和成熟的直接民主。從上述中外群體事件的不同特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直接的政治權力在一切都要靠金錢的西方國家從來就不存在。西方國家的政治權力是用來保護財產和對財產的使用權。換句話說，保護資本家對工人剝削和壓迫的權力；保護貧富階級兩極分化的權力；保護資本家媒體對人民進行新聞封鎖和輿論欺騙的權力。西式民主不僅不允許直接民主的存在，也永遠不可能自然過渡到成熟的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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