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性質和權力的基礎—兼談中華全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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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總體發展的后發優勢
企業國家的經濟政策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因此不可能在此面面俱到地涉及。除了計劃經濟和生產效率外,下面簡單說說后發優勢和大國悲情兩個要點。先說后發優勢。前面說的后發優勢指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時可以利用和借鑒現成的經驗和技術等,提高效率少走彎路,以較少的成本更快地實現相同的目的。這是在實現具體目標如研發新產品上的優勢。而對制度或統治形式的借鑒和模仿則多以失敗告終。如發展中國家移植西式民主后,很少能夠再現發達國家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發展速度,就是因為發達國家對市場、價格和貨幣壟斷後產生的后發劣勢而不是后發優勢。只有為了戰略需要而有意扶持一些小國時,西方國家才會在壟斷中對它們網開一面,使這些後起國家在一段時間內獲得高速發展。
然而總體發展上的后發優勢仍然可能存在。根據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環境資源下,一個國家總的經濟能力和生活水平有一個上限。這個上限首先取決於外部環境,包括銷售市場和原料來源。當外部環境在國際競爭中達到穩定后,這個上限便取決於生產方式,包括分配方式和技術水平。從產品生產的利潤公式可以知道,工人的報酬不能超過產品的市場價格與其它成本的余量。也就是說,人們的生活水平最終受到市場容量、產品價格和生產成本的限制。除了新技術和新產品的普遍出現,這種上限不會有很大改變。由於資本家不顧後果地以鼓勵消費和超前消費來擴大市場,資本主義世界普遍存在的「漲價—漲薪—再漲價—再漲薪」的螺旋規則遲早會使全社會在整體上達到這個上限,使國民經濟在整體上進入可怕的利潤危機。危機中由於技術開發的投資減少,新產品的出現將更加緩慢。
前面講過,發展中國家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後發劣勢,而在技術開發中處於後發優勢。市場上的劣勢使利潤降低,工人的報酬也跟著降低。另一方面,后發優勢減低了成本縮短了時間。因此當國家的生產能力(可以不包括服務業。服務業在後一節討論)達到與發達國家相同的程度后,平均生活卻有可能還沒有達到生產利潤所允許的最高水平,因此產量或產能還可以繼續發展,用更多更新的產品佔領國際市場,並成為後來居上的新興強國。美國和德國在經濟上超越當時的製造業大國英國時就是如此。美國在十九世紀末總產值成為全球第一時,美國的平均生活水平遠低於歐洲發達國家,並還在從國外大量進口廉價苦力;後來又實行泰勒的血汗工資制。這種高強度的剝削保證了美國繼續發展的動力。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是由製造業的過度投資造成的典型的過剩型危機。直到冷戰後與蘇聯競爭軍備、科技和福利時,美國才開始走進利潤危機。通過轉嫁危機和開發亞洲新市場實行經濟全球化,美國的利潤危機沒有立即導致長期衰退,而是緩慢地發展直到引發2008年的金融危機。
這個理論上的后發優勢可以被現實中的經濟政策所破壞。這樣的例子有前蘇聯和日本。蘇聯為了與西方國家「和平競賽」制度的優越性,不顧經濟實力抬高社會福利而在人均產值不高時就過早進入利潤危機。日本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幫助下曾在三十年裡獲得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但由於急於脫亞入歐實行產值與消費的倍增計劃,結果在國際市場飽和后提前進入利潤危機,結束了以前的高速發展並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經濟低迷。后發國家要牢牢記取這些教訓,經得起發達國家的心理挑逗和惡意攻擊,不能為虛榮而與它們爭一日之長,從而失去后發優勢,永遠落在別人的後面。要牢牢把握人均產值而不是產值,以此為前提來比較生活條件、社會福利和人權標準。
本人在以前的文章中就指出如果從產品而不是產品的美元價格來看,中國的製造業產值可能超過美國。最近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傑夫·雅各比以「2005年不變美元」進行衡量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而中國的平均生活水平還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因此,即便在後發劣勢的限制下,中國的產業仍然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爭取更大的市場,並有更多的資金用於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需要提醒的是中國的人均製造業產值還遠低於美國等國家。不能因總量提高而忘乎所以實行收入上的大躍進,從而窒息現有的利潤空間而提前進入利潤危機。社會主義中國應該有充分的信心排除各種噪音佔據道德高地,因為一個企業國家的政府有比西方得不到多數人承認的寄生政府有更大的合法性;在人均產值相同時,中國的人權狀態不比美國差。
本文後面將會提到中國2010年的人均產值只相當於美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購買力。比比那時大量使用苦力的美國吧。就是選舉權也只屬於白人中的少數男性。美國從來沒能證明它的人權狀態能超越人均產值的限制。這同歐洲發達國家相比就知道。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已廢除了奴隸制后,美國還長期以奴隸為主要勞動力。然而中國在相同人均產值下的人權狀態卻超過了美國和歐洲。作為人權指標的最低底線是一個國家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口比例和遭到人身傷害的人口比例。中國的這些人口比例都要比美國低許多。這就是一個制度最有說服力的人權證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