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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國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mali50 於 2011-5-18 00:5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國家的性質和權力的基礎—兼談中華全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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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全國股份有限公司

自身擁有生產資料的贏利國家的政治更接近於企業政治，而不是西方國家皮包政府單純的行政管理。當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生產和贏利方面之後，社會主義國家就成了一個實際上的聯合企業，熔製造業、金融業、服務業和管理業等於一體的超級企業，例如社會主義的中國可以看成是一個中華全國股份有限公司。每個公民都是特別持股人。所以說是特別持股人，因為他們從生下來起無償擁有使用國家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的權利。但是這樣的使用權不同與普通的股份，它不是通過貨幣或財產的交換獲得的，也因此不能隨意買賣、轉讓和遺傳。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資產的情況很相似。因此特別持股人的權益也不同於普通持股人，如國家不一定有邀請每位股東參加的股東大會，但可以有股東代表參加的股東代表大會。

從生產贏利的角度來看，贏利國家的國防部門相當於聯合企業的保安部門；外交部門相當於聯合企業的市場開發部門；國務院相當於董事會；人民代表大會相當於股東大會；黨組織(如有)相當於內部檢察監督部門，國家主席相當於企業總裁。這樣，贏利國家實行類似企業那樣的政治模式而不是皮包政府的政治模式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應該的，因為國家利潤是維持國家存在的根本條件。這就是說，贏利國家不僅需要某種觀念和信仰，更需要經驗、專長、效率和對企業國家及其制度的忠誠。贏利機構與依賴於納稅人的皮包政府的財政經費來源不同，實行不同的用人和管理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不是說中國政府應該實現向西方國家私人企業那樣對所有公民的絕對專制，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制度，而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靠自然法則進行管理。

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最低級的政治制度。它的基礎結構可以不含有任何包括平等和人道在內的理想主義成分，而完全建立在弱肉強食的原則上。所以，資本主義國家製造過人類歷史上最大和最多的罪惡，包括多次種族滅絕、大規模掠奪侵略和全球戰爭，甚至與奴隸制和奴工制長期並存。在與社會主義國家競爭的過程中和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管理中加入了部分理想主義的色彩和內容。但它與建立在理想主義之上的社會制度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所有那些理想主義的成分不是制度本身所必須的，而不過是緩和階級衝突或掩蓋社會黑暗的添加劑或調色劑。它們可以被加進去，也可以被取出來而不影響制度的本質。當經濟惡化或衰退時，添加的各種理想主義成分就會逐漸撤離出來，例如美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越戰失利后，便開始持續性地削減社會福利。最近又開始收縮移民政策和削弱公民的政治權利，如一些州限制工會談判的權利，並在全國取締對服務性企業的集體訴訟權等。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沒有把全國的生產資料歸為一黨所有，而是按照社會主義的理想將它們收為公有或國有。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社會地位高於資本主義私有企業中的工人，並具有更大的發言權。雖然西方學者對這些事實視而不見，並不因此可以否認它們的存在。今天，中國公民也開始向國家交稅。但是，中國的政府官員不完全靠納稅來養活，因為中國政府本身就是一個贏利機構。因此，中國人上交的稅率應當低於西方國家。他們的稅款主要是用來維護公有化的生產資料、公共福利和國防教育等。說中國政府的官員是靠納稅人養活的，因此必須像西方國家那樣由納稅人決定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同樣的道理，西方國家皮包政府的官員首先應當忠於他們的施主納稅人；而贏利國家的政府官員首先應該忠於國家，因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證國家贏利。因此，他們不能像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那樣只花錢不掙錢，被雇來充當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潤滑劑，而有著明確和必須完成的經濟目標。完成這些經濟目標不是靠觀念、口號和方法，而是靠專業技術和特殊經驗。不同於對單純政客人緣和品德的挑選，對這些專業技術和特殊經驗的判斷和鑒別超出了絕大多數普通選民的能力和知識範圍。

有人說，既然人民是國家財產的名義主人，人民就應有權決定中國的社會制度，並有權在公有制還是私有制之間進行選擇。這種說法只有當人民是以個人財產按市場價格進行平等交換成為國家財產的佔有者時才能成立。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新中國之初，慷慨答應中國人民成為國家財產的名義主人是有條件的：即必須首先承認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當有人想放棄公有制時，他們首先放棄了國家財產名義主人的地位，從而在法理上失去了選擇制度的權力。這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無權選擇社會主義制度一樣，因為他們不擁有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須的公共生產資料。也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允許人民購買名義上屬於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已經把相當比例的公有資料轉化為私人所有。為了保持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所有的社會生產資料不能低於一定的比例。理論上這個比例以其生產利潤能夠維持除國防、教育等社會福利外國家企業的管理為最低限度。否則國家企業最基本的管理也要仰仗納稅，變成像西方國家那樣的皮包政府，從而在法理上應由納稅人確定政府的人事安排。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公平的買賣從來就是買方和賣方雙方的自由決定，而不是買方可以單方決定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私人財產是如此，國有財產又何嘗不是如此？有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西方國家的國有資產，包括尖端武器和核武庫嗎？不能。

這裡需要特彆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私有化的最低底線，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線，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一個實際上的企業國家實行企業管理的法律依據。這個底線就是企業國家國有或公有的生產資料所創造的利潤能夠維養活國家領導和管理人員，從而毋須依靠納稅人。納稅將主要用於國防、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可以包括除工薪之外的管理費用)以及各種非日常開支。之所以說是用創造的利潤而不是生產資料本身的價值，因為國家管理不能靠出售國家財產來長久地維持。之所以說是最低底線，因為國家企業的利潤僅僅用來養活管理者—而其它人民從管理中得不到任何好處時—仍然是有風險的。如果國家企業的利潤還可用來支付相當部分的社會福利，就會增加人民對國家企業的依存度和忠誠度，也因此更容易獲得人民的支持。

這一底線不是某個人包括作者本人可以任意確定的，而是由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確定的。人民隨時可能要求知道社會主義國家國營企業的贏利和管理薪資之間的平衡狀況。如果國家管理人員的薪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納稅，並且這種局面在短期內沒用改變的希望和可能，納稅人就可能根據自然法則要求由他們自己來確定國家領導者和其它管理者。西方國家深明自然法則的重要性。它們顛覆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使國家企業無法養活它的管理人員並因此成為像西方國家那樣純粹的政治服務機關。這時，用納稅維持國家管理的人民必然會起來要求確定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這種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失去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變天是遲早的事，即使有再大的權威靠再大的努力都無力回天。當社會主義國家擁有足夠的生產資料時，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同樣可能發生少數人非法的政治行為破壞國家企業的管理。但是，只要告訴人民贏利國家與西方寄生國家的皮包政府在本質上的區別，以人的本性出發服從自然法則的人民是不會支持以破壞企業贏利和人民生活的方式來追求政治目的的。

作為贏利機構的國家必須比個人企業承受更多的人道主義義務和社會責任，這是因為企業可以選擇，而國家不可選擇。國家是公民的最後避難所。因此，國家必須承擔個人企業不能或不願承擔的人道主義義務，為喪失勞力、收入和健康的人提供維繫生活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承擔著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私人企業贏利和政府福利緩衝的雙重使命。因此國家企業的管理機構遠比單個企業複雜和龐大。它的法律同樣涵蓋私有制國家的公法和私法所并行的兩套使命。尤其不同的是國家企業不能像個人企業那樣將有害企業的人，包括有害企業管理的人，逐出企業大門便可安然無恙，而必須對他們進行最後處置包括限制他們的自由。國家企業在這方面的責任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指責的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的政治犯基本上屬於這類破壞國家企業管理的人。對他們進行法治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對破壞企業政治的人進行懲罰是一樣的。只不過國家企業不能像私人企業那樣簡單地將他們驅逐出去就可解決問題，尤其是在國際上存在這企圖顛覆中國的國家時更是如此。將這些不同的甚至有時是對立的使命成功地統一在一起，並不損害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贏利效率，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重要的挑戰。它的成功也必定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創舉。西方國家一知半解的學者和政客罔顧他們國家資本家企業中的私法對工人的權利、自由和言論的嚴格限制，僅把他們國家具有社會潤滑和緩衝作用的公法與社會主義國家整個的法律體系相比較是不公平的，也是無意義的。

對一個大規模的聯合企業來說，從整個企業而不是單個產品的贏利角度，來確定所有產品的價格是完全正常的，因為聯合企業是靠整個企業的生產利潤，而不是某個產品的利潤，得以維持的。因此聯合企業內部的盈虧調整或補差也是正常的。這類調整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行為，可以發生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是原始的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把它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是沒有道理的。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壟斷法也不是反對一切壟斷，而是反對沒有競爭的國內壟斷，並且不適用於國際競爭。因此，國家企業內部不同產品生產之間的割盈補損也是純粹的市場行為，不同與西方國家用納稅人的錢實行的國家補貼。西方國家有意無意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國家之間的區別，把中國國營企業的存在和盈利之間的調整看成是反對市場的計劃經濟，從而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沒用理由的。它們把經濟管理政治化，只是暴露了它們害怕中國國家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非想置其於死地不可。這種願望不完全是政治的，或者說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因此不能只從政治上研究對策，而應該著重於經濟效益的研究。有利於國家安定、人民幸福和經濟發展的，就應當堅持，但不否定不斷根據新的需要和經驗加以調整。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