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基礎

與古代寄生型的貴族國家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利用各種生產資料組織生產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它可以擁有國家管理的企業、農場、礦產、銀行、交通、運輸、出版和商貿等公司，也擁有醫療、衛生、教育、旅遊、娛樂和社會保障等服務行業。這些事實又說明社會主義國家也根本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它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機構，而主要是一個生產機構，或者用西方學者的話來說，是一個贏利機構。它的贏利狀況直接影響國民的生計，社會的安全和政治的穩定。可以這麼說，國家的一切政治手段和目的，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國防政策和黨務活動，主要是為國家的生產和贏利服務的。

在馬克思和列寧所處的那個時代，社會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這是一個政治上的任務。而當社會主義國家建成和穩定之後，新的國家必須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生產和贏利上來，尤其是在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之競爭的國際環境中。雖然經典馬克思主義者及其繼承者沒有及時強調這一點，他們所遵循的歷史唯物主義也必然會闡明這一點。因為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先進的社會主義政治和制度必須建立在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贏利水平這一經濟基礎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延遲了國家工作重點向經濟領域的轉移是一個重大的失誤。

從表面上來看，社會主義國家國營企業的生產贏利是類似於剩餘價值那樣的額外利潤。但在理論上，這樣的額外利潤不屬於資本家或其它個人，也沒有人對它們有法定的繼承權。它們直接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各種社會福利或服務，包括衛生教育事業和國防事業等。這種額外利潤的不同分配方式，而不是它的生產方式，才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同之處。為了使這種理論上的差別成為事實上的差別，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堅決反對各種影響社會主義公平分配的腐敗行為。 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首要任務，因為它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死存亡。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這類腐敗加速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

   一個贏利機構與純政治機構在用人方式上的區別可以簡單地從西方國家的企業與政府的對比中發現。其中的主要部分概括起來有：

1、   西方國家的政府靠納稅人養活，故政府官員實際上是受雇於納稅人。而企業管理人員靠企業利潤生存。如果他們的報酬不是比工人高太多，基本上可以說他們是以自己的工作和(或)投資養活自己。

2、   受雇並服務於納稅人的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理應由納稅人來確定，並無條件接受納稅人的監督。企業工人不向公司交稅，但他們為公司創造利潤，因此在企業的人事任免方面可以有一定的發言權。由於企業利潤的創造還依賴於投資，包括企業以外的股份等融資，於是在道理上，企業的管理者(不包括擁有者)應該由投資者和生產者共同協商決定，除非企業的擁有者親自管理。

3、   財政來源的不同也導致了忠誠的首要對象的不同。納稅政府首先應該強調對納稅人的忠誠，而企業必須強調對企業的忠誠。

4、   非贏利的政府管理強調的是平等和公正，包括政治權利的平等即民主。而企業管理強調效率和利潤，因為利潤是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

5、   因此政府管理人員的品德和觀念重於職業水平。而企業的管理更看重專業水平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6、   由於品德和觀念的檢測難以有客觀可信甚至公認的標準，競爭政府職位的人數可以很多而且難以確定。而企業的專業要求和解題能力有明確的範圍，至少在技術理論上有檢測的考核方式。

7、   政府管理主要是管理人，因此政府官員的人緣和威望十分重要；這在任用時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因素。而最好的考察方式就是讓納稅人親自挑選。而企業管理比較單純，一切圍繞著產品，因此主要靠規章制度和專業標準，而人際關係不那麼重要。

8、   由於非贏利政府的管理經費來自納稅人，政府官員必須接受納稅人的監督防止各種腐敗。但絕大多數贏利公司不設有工人參與的防腐機構或程序，公司董事會自己對公司的命運負責。

這些區別說明了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理應由人民來確定並受人民監督。而普通工人在私人企業中也應當有一定的政治權利。但是，西方國家的普通人民最多只有選擇性服從的權利，而沒有真正的政治權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在私有企業中遭受的更是獨裁般的私法專制，基本上沒有什麼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沒人聽說過哪個私人企業實行過西方政府推行的選舉制度，也沒有誰對資本主義企業的專制管理有過什麼非議。相反，倒是有人強調私人企業是贏利組織，因此不應實行適用於政治社會的民主管理方式。

事實上，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社會關係都屬於某種政治關係。一個企業同樣是一種政治社會。但由於以上討論的這些區別，贏利組織的政治畢竟不同於非贏利組織的政治。由於西方國家的社會秩序和階級專制主要靠私法來維持，西方國家的政府關閉一個月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一些國家解散內閣成了家常便飯。但是主要靠公法治理的贏利國家如果失去管理職能，不僅會直接影響社會秩序和人民的安全，而且會嚴重影響國家和人民賴以生存的生產利潤。這不只是什麼民主的問題，而是一個民生的問題。這些贏利國家和皮包政府在政治形式上的區別歸根到底來自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區別和導致的財政經費來源上的區別。

除了別有用心的人以外，人們要求民主和普選的願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至今沒能解決贏利和民主之間的關係，從來不主張，也沒有任何先例，在以贏利為目的的企業中實行國家政府那樣在全企業範圍內的競選制度。從西方學者躲躲閃閃、支唔其辭的辯解中透露出來的理由是贏利企業為了贏利需要，不能推行以政治服務為中心並可能影響贏利的民主制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求在贏利國家推行他們自己都不願意在贏利機構中推行的純政治服務的管理方式是沒有道理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不求甚解的西方學者對新型的國家體制不夠了解，把自身擁有生產資料的贏利國家當成他們國家皮包政府那樣的純政治機構，而缺乏對新型國家的分析和研究。在新型國家出現的近百年時間裡，忙著為掙錢養家而甘心充當政客的政治工具，忘記或拋棄了獨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雖然無知者無畏，但無知畢竟不是論據。建議那些希望、要求或強迫中國實行西方制度的人們，包括西方國家的政客們，到一所哪怕是最普通的夜校里進修一下MBA的基本課程，弄清了贏利組織和非贏利組織在管理和人事上的區別後再發言不遲，免得盡說無用的外行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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