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歲月里的故事

我的小學

（1）

        從前有一部電影《蹉跎歲月》，是肖雄主演的，影片大意是說『歲月蹉跎，人未蹉跎』這樣一個主題。其實，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心裡都清楚，究竟自己的青春年華，在那個荒唐年代里，被糟踏、荒廢了多少。

        「文革」前，我家住在外語學校里。那時的學生們非常勤奮，每天早晨起來天剛亮，樹蔭下、低矮的松樹牆邊、教室里，到處都是朗朗的讀書聲。為了學好口語，多說、多練對學外語的學生來說，就顯得尤其重要。因為長期在那樣一種環境的熏陶下，四歲多的時候，我已經會說一些簡單的外語。

        後來，我們家從學校搬到了『家屬院』，『家屬院』的周圍就是所謂的『居民區』。這樣，我就開始有機會和居民區的孩子們接觸。那多半是些家裡蹬三輪、軋煤球、編草繩，砸石頭的家庭里的孩子們。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冬天的時候，這些孩子們，穿著常常是露著棉花的、髒兮兮的破棉襖，嘴巴上掛著長長的鼻涕，每當那一條條的「鼻涕蟲」就要爬過河界的時候，只見他們用力一抽，那一條條的「鼻涕蟲」就迅速縮回到兩條「蟲洞」里，但用不了多久，那一條條的「蟲子」又從「蟲洞」里，爬了出來。偶爾也會見到他們，用那已經開始發亮的袖肘，對著鼻子一抹，……

       打架、罵人是這幫孩子的家常便飯。開始不明白，他們罵人的話，就問媽媽，媽媽回答：「都是些野孩子，別跟他們學！」從此，「野孩子」就一直留在了我的童年記憶里。

        「文革」開始了，大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轟轟烈烈的「革命大潮」之中，每天忙碌著。孩子們也被『放了羊』，成了四處遊逛，無人管理的「野孩子」。我的周圍再也沒有了『朗朗的讀書聲』，取而代之的是「大革命、大批判」發出的陣陣嚎叫聲。

       1967年我開始上小學，剛開學的時候，我的班主任是一位非常和藹的四十多歲的中年女教師，但她只教了我們很短的時間，就離開了。

        接班的是騰苑新老師。那時，騰老師好像是剛從中師畢業不久。她個子不高，寬寬的額頭，梳著一對小辮，經常愛穿一件藍底白點的中式罩衣。可能是年青的緣故，她講課的時候，中氣十足。平時說話，略帶一點鼻音。當她生氣的時候，鼻音就會加重，似乎所有的怒火都要從鼻子里噴出來一樣。當她笑起來的時候，也透著和藹與溫馨，讓人感覺舒服多了。但是，在滕老師教我的三年裡，我能見到的老師的笑臉的確不多，因為我屬於淘氣的學生。

         剛上學的的時候，開始還覺得新鮮，但沒過多久就開始厭煩了，因為老師講的，我早就學過了。記得，我們語文課本上的第一課課文是「毛主席萬歲！」，翻過一頁后，是「中國共產黨萬歲！」，然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再往後還有什麼「大躍進、三面紅旗萬歲！」等等……

        我上學之前，媽媽教給我了很多東西。我家有一本《毛澤東詩詞選》，幾乎裡面所有的詩詞，我都能背誦。我家也有一些古代詩詞書籍，母親也非常喜歡古文，但是在那個時候，她不敢教給我那些「封、資、修」的東西。六歲的時候我已經能背誦「小九九」。上學前，已經會做3位數的乘法。

        老師講的，我沒有興趣聽，就開始找同學說話，串座位。我兒子上小學時，跟我一個德行，也是有名的「class cruiser」 和 「an active member of socializer in class」。當兒子的老師告訴我兒子的這些問題時，我心裡暗自發笑，心裡說「沒辦法，遺傳！」

       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愛寫作業。我討厭透了，那一遍遍重複書寫的「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幾年前，聯繫上了小學時的同學，也是好朋友，王振國。他那時是好學生，也當過班長。他家是北京輕工業學院的，後來因為建設「大三線」隨著家人去了西安。現在咸陽的一個顯像管廠當「工會主席」。當我們聊起當年的事，他還清楚地記得，他說：「你那時就是不愛寫作業！」

        沒有完成作業，老師就不讓上課。那時，我常到一個叫張學志的同學家補作業，他家就住學校門口。這老兄，名字叫「學志」，其實一點兒學習的志氣也沒有，是個不完成作業的常客。

        毛澤東講過，「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通知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我完全憑記憶寫下來的，因為對毛主席的話，在不同的場合，我們要像念經一樣，一字不漏、不錯地背誦出來。這種儀式曾經重複了成千上萬次。

       學生上課，老師第一檢查的是學生帶沒帶「紅寶書」。「紅寶書」就是《毛主席語錄》，好像《聖經》摘要本。學生必須把「紅寶書」放在桌面的右上角，以便老師檢查。每天第一件必須作的事就是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行「早請示」，然後背誦「老三篇」（指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接下來還有什麼「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之類的活動，……

        當我剛來北美的時候，朋友邀請我去教會，聽牧師佈道。說實話，我非常喜歡聖經里所講的道理，但是每當我參加教堂崇拜、或是讀經班的活動時，常常讓我想起，小時候的學校，一種厭惡感不知不覺地油然而生。

       學校的課堂幾乎沒有給我留下什麼記憶。為數不多的記憶都是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憶苦思甜」報告會、「吃憶苦飯」，「備戰、備荒」，挖防空洞等等。

       「憶苦思甜」報告會是請一些『苦大仇深』的工人或農民，講述他們在舊社會（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前）所受資本家、地主的殘酷剝削和壓榨。那些作報告的人，常說的一句話是，「舊社會，我們窮人乾的是牛馬活兒，吃的是豬狗食」。為了讓學生親身體驗，什麼是舊社會，讓學生干「牛馬活」不現實，但是給學生們弄點『豬狗食』親口嘗嘗、體驗一下的確不難。會後，學生回到教室，每個學生給一個用麥麩或豆渣做的「窩頭」，學生開始吃『憶苦飯』。麥麩是小麥去殼后，包裹在白色小麥粉外的薄薄的一層黃褐色的皮。我們過去和現在吃得精白面里不含這種皮。但現代的營養學告訴我們，這層黃褐色的小麥皮富含維生素及其他營養物質。因此，現在許多人講究吃『全麥面』，『全麥面』就是含有俗稱『麩子』的麵粉。每當我吃『全麥面』麵包的時候，那種麥麩的味道常使我想起小時候的「憶苦飯」。當然我們那時的『麩子窩頭』要比『全麥麵包』難吃得多。因為那些用來給我們做「憶苦飯」的麩子，都是農民堆在飼料倉里很久，泛著一股強烈的酸臭味，已經發酵的、準備用來餵豬的麥麩。豆腐渣是磨完豆腐后的渣子，通常也是用來餵豬的。由於豆渣富含蛋白質，發酵、變質的速度更快。酸豆渣的酸腐味道，二、三里地以外就能聞到。豬可能非常喜歡這種味道，但是人就不同了。

      「不忘那一年，北風刺骨涼，地主闖進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幫。說我們欠他的債，又說我欠他的糧，強盜狠心搶走了我的娘 ...」， 在學校大喇叭中播放著《憶苦思甜》歌的凄涼的樂聲中，學生們開始咀嚼那從豬嘴裡掙來的、難以下咽的「食物」。不是危言聳聽，這些「憶苦飯」的確是從豬嘴裡掙來的，因為那時即使在「偉大祖國」的首都北京，豬肉也是憑票供應，有定量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豬不夠吃的，當然就不能提供足夠人吃的豬肉。

        一天，學校給學生開「憶苦思甜大會」，我和一個同學私下說話，老師發現后，厲聲把我叫了起來，當著眾多學生的面，訓斥我。我也感到非常沒有面子，於是就和老師頂撞了起來。我有個毛病，就是不怕老師，從小學到大學，有許多頂撞老師的故事。老師見我當眾頂撞她，於是更是怒火中燒，當即就把我送交給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

        那時候，「工、農、兵」被認為是最先進的，也是最吃香的。毛澤東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所以那時的學校里，工宣隊的工人代表是最有權威的。這些工人代表，一般文化都不高。在農村學校里，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代表也大有人在。

        給我「上課」的是一位四十開外，瘦高、姓王的工人。自從那天開始，我就被留在「工宣隊」上了三天「課」。每天，王師傅找我談心，交流思想。我感覺王師傅比老師和氣多了。我開始跟王師傅抱怨老師的不對，目的是爭取「工人階級」對我的支持。我母親說我，從小就善於「狡辯」。我說：「是那個同學找我說話，老師不問青紅皂白，就拿我試問。老師總是用固定的、一成不變的眼光看人。人犯了錯誤應該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毛主席說，我們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老師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王師傅見到這個三年級的小學生，如此能說善辯，心裡也挺喜歡，這點我已經感覺到。王師傅開始和我聊家裡的情況，然後對我說：「你是革命軍人的後代，應該好好學習，繼承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老師原來是想把我交給「工宣隊」，讓「工人階級」好好地教訓我一頓，結果沒想到，就好像把孫悟空放進了「八卦爐」里煉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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