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山真實的悲劇(一) [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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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山真實的悲劇(三) [2010/05]
王立山朋友說的故事
倍可親原創首發
在和王立山周圍的老師、同學和朋友的交談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介紹了王立山的一些故事,突然間,我彷彿看到了楊佳的影子:那種社會和權威部門無法給我公平,我就自己尋找公平的行為。楊佳事件,惹許多熱血中國人一致叫好,但無論如何,選擇這樣的方式去尋找公平,既傷害了他人,同時也傷害了自己。
我們不能用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在美國行事,不能以「情有可原」作為借口,去嘗試著用極端行為尋找自己想要的「公平」,畢竟,那是有悖於一個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觀的,說白了,就是違法,那樣,對社會和個人,都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有中國醫生打電話給我,這位醫生是個心態非常平和的人,他說,他能理解王立山,他是過來人。由於中國醫生到美國從事臨床,一般來講,年齡偏大、語言欠佳,所承受的壓力遠遠大於說英語國家來的外國醫生。這位醫生很誠懇地表示:在當時,他也覺得那些上級醫生與自己過不去,曾經因為實在忍無可忍,還告到醫院主管部門,但現在,他發現,那些認識不完全對,畢竟,醫生是直接對病人的,不可以有絲毫差錯。
一個低年資的住院醫生,說到底就是一個和醫院簽了賣身契的勞動力,每周的工作時間往往在80個小時以上,這樣訓練出來的高年資醫生,是不可能對下級醫生有好臉色的,他們往往對下級醫生的差錯是「零容忍」,他們不允許下級醫生有絲毫反對和爭執,他們不需要解釋,只需要下級醫生的行動和結果。如果無法理解這樣的文化氛圍,在醫生這個行當,等待自己的,只有失敗。筆者一個醫生朋友,美國名校PHD畢業,但在美國最初做住院醫的時候,非常沮喪,他告訴我:有的時候,上級醫生說的一個藥名沒有記住,想讓他重複一遍,人家根本不理,反而訓斥自己要到醫學院重新回爐。
一個中國醫學院畢業的醫生想在美國從事醫生行業,他/她必須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是一條不歸路,是一條磨礪自己的性格、放棄自己的業餘愛好、投入200%的時間和精力的煉獄之行程,整個家庭將為之奮鬥,無論是時間還是金錢。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太太為了先生能夠完成住院醫的訓練,辭去了工作,一門心思地幫助先生走完這個煉獄行程。
王立山也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只可惜,他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這是王立山老師A告訴我的一個故事,這個老師不是他的導師,只是王立山在同濟醫學院研究生讀書的時候有過接觸,王立山要改專業,請該老師幫忙轉到流行病學導師手下,該老師按正常手續給予了幫忙,這樣的幫忙,在王立山的眼裡,A老師就是恩人了。80年代末,A老師到美國發展,當王立山於95年來到美國后,就和A老師聯繫上了,這以後,每年的新年,王立山都會給他電話或Email問候。
那是2006年,王立山導師的夫人到美國。導師的學生和曾經的同事聚在一起,準備給師母買一些紀念品。此時的王立山因為要考醫生,家裡已經捉襟見肘了。可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首先提議每個人捐100美金,給師母買一些紀念品。他自己最先把支票寄給了A老師。當A老師看到我的第一篇報道,才知道王立山已經家徒四壁,他哽咽著告訴我:「如果我知道王立山這麼困難,我死活不會收他的支票的啊!」
在場的另一個王立山的同學W也告訴我,王立山當時實在太窮,那次聚會,他是到紐約進行住院醫面試,面試后,他想利用這次到美國東北部的機會,坐火車到新澤西會一下老朋友,但苦於身上竟然沒有買地圖的錢,還是W在加油站買了地圖送給了他。
王立山就是這樣一個人,可以捐100美金,但沒有幾塊錢買地圖,在事情面前,他選擇了打落牙往肚裡咽,而不想讓他人知道。也許有的人說他是窮大方,但等你看到他的其它故事,你就了解了,他這是性格使然。
1989年,王立山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了中國醫學科學院,在那裡,他結識了中國預防醫科院的好友Y,當我和Y交談時,他異常氣憤地指責網路上許多不實之言,他幾乎把所有有關王立山的新聞和評論都閱讀了,對很多妖魔化王立山的報道氣憤填膺,他給筆者講了幾個王立山的小故事。
1995年,王立山來到美國讀書,數年後,Y也來到了美國讀PHD,有一天,王立山到Y所在的臨近城市開會,Y特地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與王立山碰面。老友相見分外開心,Y做東請王立山在中餐館吃飯,飯後結帳,王立山對Y說:「你多給一點小費,他們不容易。」那個時候,王立山也是一個學生,沒有太多的經濟來源,但他告訴Y,他也曾在中餐館打過工,那多出的一、兩塊錢,會讓他高興一整天,因為,他可以為孩子買一個小玩具或是給孩子添一個零嘴了。
席間,王立山還告訴他曾經在某個周末,工資連小費收到了100多美金,開心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把當天的薪水全部罰完還不夠,極度沮喪,幾天沒有好心情。在Y眼裡,王立山就是這樣一個性情中人
由於Y孩子還小,雖然王立山和Y有說不完的話,但他還是勸Y早點回去看看孩子。
現在,Y每次上餐館吃飯,都會想到王立山,給小費的時候,總要有意無意多給幾塊錢,尤其是對待中國同胞們,因為,他總是記著那句話:他們不容易。
Y還有一個遺憾,電話里,他說:「我會一輩子無法原諒自己,你了解我的心情嗎,因為,我沒能完成王立山的囑託。」
由於不是急於要辦的事,Y也沒有放在心上,把秘書的名字忘了,加上王立山那個時候太忙,Y不好意思打電話進行核實,心想,反正是遲早的事,可到了今天,當王立山身陷囹圄后,Y才知道,一個承諾,竟然成為無法實踐的安慰,電話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筆者道:你知道我的心情嗎?你能理解我看到那些亂七八糟文章的憤恨嗎?他們有誰比我了解王立山,他們就那樣寫,把王立山簡直妖魔化了,我真是難過啊。
王立山被紐約醫院開除后,一直找不到工作,養活三個孩子和生病在家的太太,成了他每日掙扎的理由,他沒有想到的是,美國這個社會信用是如此重要,任何醫院對他都永久地關閉了大門,無奈之下,他在簡歷上隱去了自己曾經的住院醫經歷,在朋友的幫助下,舉家從紐約遷移到亞特蘭大,在大學實驗室擔當一個技術員的工作,但這份「隱去」的簡歷被他人知道后,他又一次面臨了失業。
近期,有不少王立山的同學和朋友將自費前去康州探望監獄里的王立山,筆者委託他們把王立山當時的想法收集起來,我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瀕臨崩潰的王立山採取了這樣的極端行動。
請跟隨我的腳步,走進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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