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愛國憂民的仁臣
戊戌變法,表面看來以康梁的失敗而告終了。但,清朝內部的保皇派和維新派的鬥爭卻從未間斷過。
必須承認高祖張百熙力主改革並不是為了推翻清政府,而是希望通過改革達到國強民安,退一步說,救亡圖存!因為當時的中國國情,用杜甫的詩《春望》里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實不為過。
高祖出身於百姓之家,雖父親是當地的鄉紳,但絕不足以號令百姓、統治天下。而他自己也是通過科舉考試進了清廷。因而對百姓,他有著一種本能的同情,看到「國破山河在」的凄涼景象,他由衷的感到悲慟!他在《自玉屏赴貴陽道中感述一首》中寫道:「浩蕩千里中,白骨悲沙場。官私悉破壞,無有完城隍。郡邑玩家室,雞犬豬牛羊。殺戮不一存,存者皆流亡。荊棘塞衢路,但多豺與狼。」使人一下便聯想到戰亂后的「城春草木深」的凄倉。他曾在沿海一代考察。當他隔江遙望香港,便激發了國恥的沉痛和報國的豪情:「天意捐荒島,濤頭激壯心。聖朝柔遠德,感嘆一哀吟。」
在歷史上,日本曾是中國的藩屬,要給中國進貢的。清朝時,中國叫日本為東瀛。從民族心理上,中國人對於日本人一直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明代鄭成功抗擊「倭寇」的故事被歷代的中國人傳唱。
然而,中日甲午戰爭,這個對中國歷史上有著重大影響的大事件,成為了一個轉折點。中國已經落後了,開始挨打了。但當時的人們不相信,也不願意相信這一事實。這一事件,不僅異常強烈地傷害了國人,包括部分上層人士的民族自尊心,而且挫傷了中國人在歷史上建立的自信心!一個小小的東瀛國、蠻夷,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簡直是豈有此理!
高祖百熙作為一個愛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接近清政府最高決策集團的開明士大夫,自然和人民一樣,在這次的歷史事件中感到極大的屈辱、焦慮、痛苦、憂傷。特別是《馬關條約》的簽訂,更使他感到極度的悲憤,也深切地感到國家、民族的前途岌岌可危!在甲午戰爭期間,他就向最高統治集團建議:「外患日亟,請修復聖武,大興邊防;生自然之利,輔鐵路兵械之不足。」 所謂「生自然之利」就是要開礦,如鐵礦,以便補充鐵路和軍械。後來又加述了「管見十四條」。也正是這一事件,不僅刺激了高祖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同時也激發了他對圖強自救,維新變法的深刻思考。
而身為朝廷的要臣、御用的工具,他又不得不服務於清廷。追尋他的一生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他是忠君的。他無時無刻不希望通過展示自己的才華,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從而為清廷服務。他力主徹底變革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改變,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這也是為了使國家機器能更有效的運作,達到對外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對內能安撫百姓的目的。做到國泰民安。這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和抱負。但,從歷史上看,我們不難懂得,自上而下的改革從來都是不會徹底的。改革時,一定會觸及到當權者的既得利益,到了這一時刻,既得利益者就會出來反對了,而且是堅決反對,鎮壓到底!
高祖百熙在戊戌變法中,遭到了來自朝內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也正是觸及到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遭遏制。高祖也因此被革職。但不久又被重用。一般認為,是他的認錯態度好,所以慈禧饒他不死。而從他老人家正直不阿的秉性來看,這恐怕還不是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當時的時局需要像他這樣能高瞻遠矚的人才!
光緒二十七年,高祖受命任南書房行走。表面上清政府恢復了對他的信任。但實則不然。在高祖與瞿鴻磯競爭軍機大臣時,西太後傳旨,要高祖百熙和瞿鴻磯倆人各抒己見寫一政見論述文章,也就是,我們常講的「競聘上崗演講」。高祖接到上諭后大筆一揮,洋洋洒洒,大論舊政如何腐敗,新政如何優越、切實可用,並舉西方各國的強弱為例,闡明觀點。何止萬言!而瞿鴻磯畢竟是一代元老,他不逞辭華但求簡要,主張擇要以圖,行之以漸。太后看后對身邊的榮祿說:「百熙所言,拔劍弩張,連篇累牘,我看去不太明晰。而鴻磯所說,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較妥。」就這樣高祖落選了。表面上,慈禧說高祖的政見寫得不簡要,實際上還是因對他重用過康有為而耿耿於懷,更有對他不放心之意。
高祖百熙雖未入軍機,但他力圖經世濟民的理想是否就蕩然無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