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幾十歲,我從來沒想過,如果自己是個殘疾人會怎樣。好像從一生下來,我的整個世界里就沒有「殘疾人」的概念。也許正因為自己是個健全人(身體上的),才很少想這個問題。
從中國到外國,算起來我也教了十幾年的書,但從未關注過殘疾人,尤其是殘疾兒童。是自己缺少愛心嗎?記得我在上中學時,高位截癱的女青年張海迪的故事曾傳遍中國的大江南北。但那個時候年齡小,還未真正理解這位癱瘓的女青年的心聲。這些年也沒再聽說有第二個張海迪了。
也許這是我靈魂深處的一個空白吧。感謝N大學教育學院給了我這個機會填補了這個空白。
N大學教育學院開設了一門特殊的課程,叫「特殊教育」。起初,我很不喜歡這門課,因為這門課開頭儘是些大道理,又有太多的小組討論。由於語言沒有這些當地學生那麼溜,一討論我就心煩意亂。再加上教我們這門課的老師,Julie,說話口齒不清,使我學起來感到更加吃力。直到老師講到莎莉(Sarah)的例子才引起了我的興趣。莎莉是一個二年級的小女孩兒,很聰明,學習成績優異,在班裡是前五名的學生,就是天天遲到。進教室時,她常常眼圈發黑。有時遲到了,她還坐到別人的座位上,造成了同學對她的不滿。因為她天天遲到而被老師罰在黑板上寫五遍自己的名字。她的數學和科學很好,但對於英語和社會科學毫無興趣。她經常在寫作課上大發牢騷:It』s boring ! 她很樂於助人。當別人需要幫助時她會毫不猶豫地衝上去幫忙。就這麼一個簡單的例子,老師要求我們用Maslow, Erikson, Skinner , Vygotsky, Piaget 等七大心理學家的理論來分析莎莉的心理狀況以及老師應如何應對這種情況。這又是Group work。讀完這個故事,我笑了:這是什麼例子呀。在我的教學經歷中,這就不叫例子。在學生當中,這種情況簡直太普遍了。數理化好的孩子一般都不愛學語文之類的課,說到遲到,哪個年級的學生都有這種事,學習好的孩子也有經常遲到的。這有什麼奇怪的?還值得拿出來研究一番!
我們小組是用Maslow(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來分析莎莉的問題。Maslow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人格理論家,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發起者。Maslow對人的動機持整體的看法,他的動機理論被稱為「需要層次論」。這種理論認為,人類動機的發展和需要的滿足有著密切的關係。需要的層次有高低的不同,低層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愛與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指創造潛能的充分發揮。追求自我實現是人的最高動機。它的特徵是對某一事物的忘我獻身。高層次的自我實現具有超越自我的特徵,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他相信,生物進化所賦予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好的。越是成熟的人越富有創造的能力。邪惡和抑鬱症是環境造成的。
就這麼一個莎莉的例子我們得用Maslow的理論分析來分析去,最後得出的結論:莎莉有更高層次的需求。首先她生活得很安全,母親很疼愛她。其次,她的性格好,很樂於助人。她很聰明,學習不吃力,邏輯思維很強。但是由於她的母親平日對她要求不夠嚴格,以至於她常常遲到。莎莉對英語的寫作課很反感,她已經不只一次抱怨英文課枯燥了。老師必須想辦法採取措施改變教學方法。另外,因莎莉遲到,老師讓她每天在黑板上寫五遍自己的名字是對莎莉人格的嚴重侮辱,也對她改正這個毛病沒有任何幫助。 莎莉感到受了屈辱,很沮喪但又說不出來,這對她心理的健康已經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位老師必須停止這種懲罰莎莉的做法,及時跟她的家長取得聯繫找出她遲到的原因,共同商討如何克服她的遲到現象。
大家一致認為這位老師的愛心不夠,也不懂孩子的心理。每個孩子都愛面子,希望得到別人的肯定。比如,莎莉,當她做完數學課堂練習時,有意走到未做完練習的同學面前,問同學是否需要幫助。實際上她也是在間接地告訴同學,她已經提前完成的課堂練習。當老師表揚她成績好時,她特別高興,可以幾天連續不遲到。她知道遲到不是好事,所以每次遲到她都耷拉著腦袋,覺得很不好意思。這說明她在精神上有更高層次的需求----愛與被理解。最後,我們的探討結果是,老師和家長必須加強配合教育莎莉。莎莉應該被放到超長班(Gifted class)學習。
然後,我們開始擬定莎莉的特殊教育計劃(The Individual Education Plan ),簡稱IEP。這是一個模擬的教學計劃。首先,我們需把莎莉的基本情況填在統一制定的表格里。然後,我們除了要按照省統一的教學計劃來實施教學外,還要特別擬定一份如何幫助莎莉克服厭學英語和遲到的現象。我們做了大量的周密細緻的教育計劃,所有這些計劃都是圍繞這兩條——英語和遲到,展開和實施的。做完 了特殊教學計劃我算明白,西方人對孩子的心理的健康發展真實太重視了。作為教育工作者,就必須明白一條:學生是學校的中心。老師所做的一切都是如何使他們健康快樂的成長。在他們看來,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樣的,需要理解、尊重和愛護。對孩子的任何懲罰都是絕對不允許的。
前面說過,開始我對Julie的印象不太好。儘管她長得非常漂亮,穿著也十分講究。但她說話烏魯烏魯的,我常常聽得很模糊。直到她講到「誦讀困難」的病症時,我開始喜歡她了。她告訴我們誦讀困難的孩子占殘疾兒童的80%,它嚴重影響著5%-17%的學齡前兒童。在一年級,有28%的孩子被診斷為誦讀困難。誦讀困難有兩種:一種為先天性的,叫「Developmental Dyslexia」,另一種是後天造成的,稱為「Acquired Dyslexia」。 緊接著,她就以自己為例,說:「我六歲時被診斷為『誦讀困難』。從那以後,除了正常的語言課意外,我還接受了語音訓練。我有專門的老師給我正音,教我拼寫字母。根據發音和拼寫來記憶單詞。開始我不能完整地、流暢地拼出一個單詞,比如:Good 。我總是把它分成兩下讀,就這樣,Goo—d。儘管這樣,班主任老師和我的特殊教育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給我正音,教我正確的拼讀方法。到了四年級我的情況開始好轉了,我可以不費力地讀完一篇小說了。後來,我讀了滑鐵盧大學的文學系。在大學里我也有專門的正音師給我正音,繼續指導我如何流暢地讀完一個句子。後來,我讀了博士,我的博士研究的課題就是關於特殊教育的。現在,我當上了一名大學教授,站在講台上給大家上課了。我很感謝在我成長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老師和醫生們。」這時,我才恍然大悟,難怪我聽不懂她的話。原來如此!
打那以後,凡是上她的課我都認真預習,聽她的課也格外認真,一有問題下課就追著問她。她對我的態度一直很好,特別是當她知道,我是用第二語言在學習時就鼓勵我多問,勤思考。可以這麼說吧,在後來的學習中,Julie給我的力量絕不亞於我的家人。
Julie的故事告訴我,每個孩子都有發展的潛力和空間。只要教育得當,孩子們都可以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