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三談魯迅：他若活著會怎樣

毛澤東三談魯迅：他若活著會怎樣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新創刊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對魯迅作出了自己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段話，把中國人對魯迅的評價推向了最高峰，大有蓋棺論定之勢。

　　十幾年後，經歷了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多次政治運動，面對著「輿論一律」的狀況，一些心有餘悸的黨外人士私下裡傳問起這麼個問題：魯迅活著會怎樣？傳問得多了，最後傳到了毛澤東耳里，結果就有了毛澤東1957年的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澤東接見文藝界代表時說的：「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到：「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以上兩次談話內容都可見於《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而第三次談的內容則是由魯迅之子周海嬰披露的。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這個事兒得到了電影演員趙丹的夫人黃宗英的證實。黃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中說：「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見我們。……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大的會場，……我又見主席興緻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這毛澤東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內容，前兩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評價，而第三次則與之大相徑庭，因此，有些人就對其內容表示懷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在一年中說出截然不同的評價來，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風度」，他不會在公開場合說這樣的話，因此，這第三次的「羅毛對話」是杜撰的。

　　誰是誰非？讓我們試著辨析一番。

　　首先，「羅毛對話」發生的1957年7月7日是個什麼時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反右鬥爭」正式開始的一個月後，而「反右」的目標就是那些在「整風」中發表了「右派反黨言論」的黨外知識分子。因此，毛澤東在有大批黨外各界名人參加的「座談會」上說出這樣的話，顯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亂說亂動」，這完全符合當時的政治運動和他那「偉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兩次談話是在1957年3月，當時毛澤東的「雙百方針」提出還不久，他正在醞釀「整風運動」，大會小會上不停地宣講「雙百」，因此，在那兩次「座談會」上以魯迅為例，是要打消人們的顧慮，是鼓勵人們說話的意思。所以這三次談話的前後矛盾完全符合從「整風」到「反右」的「政策變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們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視和出版物中表現的毛澤東來領會他的「智慧和風度」。從許多有關毛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發現，他是個大開大合、性格鮮明的人物，許多清規戒律在他那兒是無效的，而且當時整個中國只有他是任何話都敢說並能說的。況且，他那些話雖然是公開說的，但卻是在控制了範圍的「座談會」上，聽眾都是一些「高級黨外人士」，自然與公開發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選」中的說法是不同的。而毛澤東在類似場合的「敢想敢說」，已經在許多回憶文章中有所涉及了。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登載的《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一文披露：據薄一波（當時任副總理，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安子文（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告訴劉源（劉少奇之子），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當前的工作是要抓「敵我矛盾」，劉少奇卻認為「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兩人因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一怒之下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當著那麼多「黨和國家領導人」能說出這樣的話，那麼他對那些黨外人士「估計」一下魯迅怎麼不可以呢？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的評價，和1957年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雖然說法不同，但都是服從於他所認為的當時的戰略方針的，是「偉大政治家」全盤計劃中的一個策略，我們如果過於天真輕信，豈不可笑？

　　至於魯迅1949年後如果還活著，他會怎樣？毛的談話給出了三種可能：一是因繼續像以前一樣寫而被「關在牢里」，二是當歌功頌德的「文聯主席」，三是「一句話也不說」。第一種可能，是真正敬重魯迅的人們所希望的，但考慮當時的政治環境和魯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種可能，雖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魯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第三種可能，結合政治環境和魯迅的性格，並考慮高爾基和梁漱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