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的羅曼史

先說明那些關於日耳曼人的刻板印象都是真的。單調，固執。嘿嘿。我這個人是非常的正人君子的。在那時的中國，生活問題毀了很多人。那位姑娘要是沾上象我這樣的，沒事就沒事，一有事那可是要身敗名裂的。我呢就潔身自好。不見兔子不撒鷹。社會壓力之外，我覺得兩人關係要建立在信任之上。另外, 我比較喜歡聰明的甚至比我強的女孩。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那時由於「營養不良」，一直到初三才對女生感興趣。但是那時男女受受不親，加上我的背景特殊,也不敢給人家姑娘惹事。所以感興趣歸感興趣，君子動腦不動手。

年輕人嘛有的是力氣，加上我身體素質比較好，就在體育隊混飯。高中時我一直是學校100M冠軍。有一年還在海淀區得了個三項全能第二名。我的個子那時算高的。那時北京的公共汽車不象現在那麼大。冬天帶上棉帽子，我只能站在車裡的天窗下。再加上我的長相特別，我那時在學校算有名的。據領導後來講, 女孩子們有時背後議論我。到不是什麼性感啊（那時沒這詞兒）。我這樣的人當時是沒人敢接近的。(本文最後有一張我的照片)

我第一個暗戀是高一時班裡的一個小胖女孩。那時沒見過世面，覺得她特好看。她爸是海軍的團級幹部；她媽是學校政治教研組的。她自己是班上的幹部。人家一天到晚穿著海軍的灰軍裝好不神氣。荷爾蒙歸荷爾蒙，可咱是知道咱的地位的。賴哈蟆是不能吃天鵝肉的, 您說是不是? 再說啦，人家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光輝前程來理你呀。沒事咱就多看她幾眼。閑下來就想入非非。其他的動靜就沒有了。她知道我喜歡她。後來我快要出國時她來找我，要我教她英文。晚拉，小姐。跟她說了些亂七八糟的話, 婉言謝絕了。

高中畢業后,同學們差不多都去插隊了。我和幾個獨生子女受照顧被留了下來等分配。前前後後等了一年。閑著沒事，就上學校校辦工廠幫工，沒錢白乾。沒事就拚命讀書，攢(cuan2)匣子(就是裝收音機)。我把我們老頭兒的電子管示波器改成晶體管的。後來又攢了個9寸電視。沒事經常去燈市西口北京電子管廠（就是798廠）門市部和西四丁字街轉游，買處理元器件。那時同年齡的人都下鄉了，比我小的還在上學，所以沒有異性朋友。反正比較內向，一個人挺好。

在家等了一年後,我被分配到北京電視機廠。那時北京電視機廠是大家打破頭要去的地方。1974年很多幹部被落實政策。我們同進廠的有很多幹部子弟。部長的後代,區委書記的孩子等等大把抓。我呢沒有背景，就是長的不一樣。同進廠的有個68屆的女孩兒，就叫她小曉吧。她家是電影學院的。忘了她是從東北回來的還是雲南回來的。她長的很象電影《紅色娘子軍》里演吳瓊花的祝希娟。她鼻子直直的, 挺好看的。她比我大幾歲。那時我經常跟廠里幾個68，69屆的女孩兒在一起。後來想想,大家是給我們創造條件啊。,因為人家插過隊,比我成熟多了。我是開心,人家可另有打算。當時內部印了很多19世紀名著象《基度山伯爵》，《笑面人》，《九三年》等等。雖然這些書在西方是名作，我媽那兒又有英文版,可是我家不在內部之內，這些中文譯版書我是沒法弄到的。那時英文還是半瓶子醋,看《讀者文摘》還行,看這些英文書就望洋興嘆了。小曉有門路弄這些書借給我看。我當時很感激。她時常來我家。我們就出去走走,感覺挺好。我呢是那種比較負責的，在這種情況下,不會去占人家的便宜。小曉很喜歡《笑面人》。她的母親去世了，她的父母好象是離婚了。她自己生活。小曉把自己當作盲姑娘蒂婭，孤苦伶仃的。她把我當做笑面人，格溫普蘭。我倆是天生有缺陷（請到本文最後看看我的缺陷），所以我倆只能相依為命。最後作為格溫普蘭的我放棄榮華富貴回到他心上人身邊，最後兩人雙雙離開人世。很悲壯是不是？

不久我父母看出苗頭,向我打聽小曉的背景。我當時還不高興。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伯拉圖式的（嘿嘿，當時還不知道這個詞）。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小曉來到我家,臉色很嚴肅。她給了我一封三張紙的信。不記得裡面具體講的是什麼，基本上是說她喜歡我,跟我在一起覺得很安全等等。我當時沒見過這世面，傻了。我看完信后不知所措的把信還給小曉。大錯特錯。人家姑娘鼓足了勇氣，頂著世俗和當時的政治壓力向你表白。你到好，把人家也許是含著淚寫的信給退了回去。日耳曼人的刻板印象。這以後小曉就不來我家了。書也沒了。在工廠見面就點個頭。多年後, 我接到小曉的一通電話。她後來到美國念了個PhD。現在她給聯合國做事。

小曉這事過去后,我決心讀書,學習。那時英語程度大長。廠里有一些同齡女孩,可沒有看得上的。當時下了決心25歲前不戀愛，30歲前不結婚。想的美。那時誰敢要你啊。阿Q吧。那時廠里休星期三，家裡其他人休星期天。每星期休息沒事兒就進城，反正有月票。家裡也不指望我那16塊。從那時我學會了自己一人下館子。有三家飯館兒我常光顧：燈市西口的翠華樓(當時叫首都飯莊,魯菜)，崇文門的新僑飯店(毆州菜)和莫斯科餐廳（俄國菜）。莫斯科餐廳（那時叫北京展覽館餐廳）是我最愛去的。那時有很多知青回城，他們沒事幹,下館子是大家經常乾的事。那時北京飯館寥寥無幾，每個飯館都是人滿為患。我每次去吃飯得11點以前去排隊，要不然就沒位子了。除了吃飯，我有時去頤和園划船。我家離頤和園不遠。下午去,城裡人都回去了,我可以輕而易舉的租到船。

[換景] 紐倫堡的歌手在故宮紅牆前面走著。牆上映出一幅幅畫面：四屆人大；反擊右傾翻案風；周恩來去世；四五運動；朱德去世；唐山地震；毛澤東去世；拘捕「四人幫」；真理標準大討論；恢復高考。[隨著畫面的變化, 背景音樂也切換到當時的歌曲。]

1978年春天我和一批喪失了十年光陰的青年考入了高校。因為這次機會不容易，特別是向我這樣的不紅不黑的。入學后就拚命念書。再講了, 工科學校本來就是和尚廟。入學第二年,學習摸到門路，加上學校也開始開放些了，於是和一幫同學開始聽鄧麗君,跳舞。（回想一下,我媽當時大概咬牙切齒：我兒子怎麼聽這個啊。）當時對有幾個女同學有好感，也願意和她們跳幾圈。那些女孩可是別有用心地。找的男生都是1。78M以上的。可不管怎麼說, 我還是堅守25歲和30歲的諾言，沒有和任何人發展互相幫助的關係。有年紀大些的同學問過我有沒有興趣交個女朋友（可能有人托）。我都謝絕了。

你有諾言，可別人不知道啊。在高校我在田徑隊練五項全能。我當時100M是學校第二。我有一位發小的妹妹在大學女籃。在我決定出國后的一天，發小來找我。學校女籃里有個和我同級的女同學守了個剃頭挑子。我哥們的妹妹說此女陰錯陽差，一口咬定我對她感興趣。據說她是茶飯不思啊。聽說我要走了,急了。通過哥們兒的妹妹傳話要見我，想明確我們的關係。誠惶誠恐, 這陣勢沒怎麼見過。想了半天,誰呀？哦知到啦，就是她啊。初秋的晚上，我們在球場會面。因為我知道是誰了, 所以沒有用紅大衣和《南方日報》作為接頭暗號。我們圍著操場和荷花池走了半個晚上。不管她怎麼說, 我一口咬定現在不和適。「你對我沒有意思嗎？」「沒有。」「那你幹嘛上課老坐得離我不遠?」「我喜歡坐後邊。」「你覺得我們關係能發展嗎？」「好象不行。再說了，我要走了,交朋友不現實。」「我可以等。」「可我沒法預見我到美國后的處境。」 「我可以等。」。。。我實在不好意思一腳把人家蹬了。人家是姑娘，這得有多大勇氣啊？耐心解釋，車軲碌話說了半宿。

1980年2月, 我離開北京來到舊金山灣區。為了謀生，我到一家台灣人開的電視修理店工作。我這位老闆的父親抗戰時陣亡。他是在遺族學校長大的。蔣宋美齡是遺族學校的校長。1949年遺族學校遷到台灣。服兵役時因為是遺族，出身好, 我這位老闆當的是憲兵。他70年代來美留學。來美後接觸到大陸的信息,對大陸印象大轉彎。他和他太太（也是大陸籍）對我和另外一個大陸來的夥計很好。他們經常和我開女朋友的玩笑。咳，那點錢剛夠自己吃飯的,那有錢泡妞啊。

因為當時大陸的學年和美國學年差了半年，我先去一所社區大學上英文滿足英文學分。有一次我老闆和我說, 「哪個誰誰誰 (某名人) 的後代也是你們清華的。她也在社區大學上學。」她呀，聽說過。同一個中學的，比我低兩班。沒說過話。有一天我去上課突然聽見有人叫我中文名字。到美國后我就不用我中文名字了, 誰呀？回頭一看只見是一位姑娘。她的扮和其他學生沒什麼兩樣：球鞋，牛仔褲，襯衫。個子不高不矮（別人說高，我覺得不高）。微胖的臉白裡透紅。我意識到這就是那位中學校友。滿腦袋的齒輪馬上飛快轉動。中學時她是什麼樣啊？這位校友，就叫她新新吧，高中時在女藍里。那時女藍里有兩位公認漂亮的女孩。新新不在內。不是她不漂亮，是因為那時她還沒長出來呢。我最後見她是六七年前。那時她才十四五歲。我們互相問候，交換了一下上學的信息和通信地址就分手忙自己的事去了。

邂逅之後我沒有把這當回事，還是上學,修電視，星期六也不休息。星期天看電視, 或去我媽媽的一位朋友家蹭飯。八月底我轉到Berkeley 正式上學。1980年,從大陸來的學生還很少。全Berkeley加上我有大概有五六個。當時大陸送了不少訪問學者。政府出錢來美進修學習。他們一般呆上半年到一年，然後回國。也有些想辦法留下來轉成學生。儘管他們大多是我們父母輩的,可是因為大陸人太少,就湊和啦。有時侯和他們聚聚。

我弟弟有個好朋友的父親，老羅, 正好來Berkeley當學者。開學以後有時周末我和他們打籃球。老羅正好又認識新新的父親。所以新新也常來。不管怎麼說,和妙齡女郎在一起比和與你父母同齡的人有意思多啦。打完球我就陪新新走回家(不近也不遠)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小學,同一個中學的，父母又在同一個學校工作，我們有很多共同的經歷。很多地方和事情一說互相就會意了。比如食堂里賣肉的師傅眉毛很長，她一說我馬上心領神會。就因為這些小事和共同的背景，和她在一起很舒服。老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剛來美國時新新大概是水土不服，體重長了不少。隨著對環境的適應，新新體重恢復正常。越來越耐看。當然啦情人之眼不免從中作祟。有位老人家形容新新是北國胭脂，燕趙佳人。當時才疏學淺,第一次還沒聽懂。後來還發現她原來還是金玉其外，金玉其內啊。嘿嘿。

新新家裡有貴人，骨子裡比我外向，什麼都想試試。兩人一起度過了不少好時光。她帶我做了不少我自己不會做的事。 1980年聖誕節，我邀她去舊金山去看燈。看客有所不知。舊金山市中心的Macy』s每年聖誕節都在櫥窗里擺很多節日裝飾，有人，有景，有聖誕老人，有時還有貓貓狗狗。這些大動干戈的節日裝飾到12月26號就全部拆除。除了Macy』s之外， Union Square周圍其他的商店也都布置得燈火輝煌。那天天公作美，沒雨，也不冷。我們漫步在Union Square。路邊有個小販在賣花，鬼使神差的，我就給她買了一朵。回家后感覺很好。

那時新新住舊金山，我住Berkeley。不能經常見面，所以沒事就打電話。Berkeley當時有一家電影院叫UC Theater，是專門演老電影的，很便宜，兩塊錢一場。現在這個電影院關了。那時對我來說老電影也是新電影。1981年1月底，電影院上演《戰爭與和平》。我打電話問新新要不要看。當然啦。燈一黑，我們（起碼是我）就沉浸在1812年的俄羅斯。也許是電影中的愛情故事（其實裡面打仗的故事也很多），也許是黑暗的劇場，還可能是那朵花的後勁，新新徹底崩潰了。她一把抱住我不放。要記住在這之前，我們連手都沒有拉過。這叫欲擒故縱。從此以後我們就以男女朋友出現在大家面前。後來《戰爭與和平》出了DVD,我買了一盤留作紀念。

我這個女朋友想乾的事一定干成，不想乾的怎麼說都沒用。磕磕碰碰的總會有， 但總的感覺是很好的。就這樣，到了1982年。那時我還有一個學期就畢業了。我們決定結婚。我們這是自由戀愛。我們兩家沒有干涉。我們只是稟報一聲就完了。我父母親路過Berkeley時見過新新一面。我也見過她的父親一次。她的母親在國內。我只在1989年見過她一面。1990年她母親病逝了。

因為結婚時家人都不在。我們就一切從簡。在美國結婚要查血。我暈血。抽完血，我暈了過去。這可把新新嚇壞了。折騰半天好不容易把我弄醒。我們到市政府了登記。一位法官主持了儀式。新新父親的一對朋友夫婦做證人。然後他們請我們一起到飯館吃了頓牛排。晚上我們又請了幾個Berkeley的大陸同學吃了頓餃子加紅燒肉。他們送我們100塊錢新票子。還有朋友送了一些鍋碗瓢盆之類。我們在證人夫婦所有的公寓里租了一間小屋，小日子就從此開始。新新呢就正式升為領導。到明年她就在領導崗位上奮鬥了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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