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中國應重視民族集體精神的成熟 (ZT)

文章提供 於 2011-4-4 11:41:8 (北京時間: 2011-4-4 23:41:8)
  文章作者: 邱震海   

 

隨著中國國家形象片在美國的上演，世界如何看中國、中國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又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這幾年隨著中國外部崛起進程的展開，「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已經成為一個持續的話題。無論是一般百姓議論的「當世界誤讀我們時怎麼辦？」，還是公共外交在中國的興起，抑或是中國一系列大手筆對外公關活動的展開，大致都屬於這一範圍。

　　然而，「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充其量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支撐這一技術層面的最根本的問題則是「中國如何看自己？」只有解決了「中國如何看自己」的問題，才能最終解決「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的問題；不然，「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就只是一個假命題，因為其前提是模糊的，基礎是不穩固的，在具體方式上是飄忽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的。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中國如何看自己」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簡單說來，就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以及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而言，大概可以分成兩個層面的子問題：一、如何看中國文化在東西方大變局中的處境和作用（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和中華文化到底可以為人類的現代化和文明進程作出哪些貢獻？二、中國未來（三、五十年後）究竟應發展成一個什麼樣子？在目前的發展進程中，究竟有哪些元素應得到提煉，使其逐漸成長為確保長治久安的保障性框架？有哪些盲點是從現在起就必須注意甚至警惕的？

　　這兩個問題，第一個比較抽象和務虛，而第二個則更多涉及國家發展的長遠策略，相對比較務實。但即便在第二個方面，也可分為兩個範疇：一是在國家發展的具體策略和做法上；二是在心態上，其中包括對外交往的心態上。本文主要涉及的是這方面的內容。

　　重視國民集體精神世界成熟問題

　　作為五千年文明的大國，中國崛起對世界的衝擊與其說是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上的，還不如說更多是心理秩序上的。因此，今天中國和西方的所有矛盾和衝突，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的背後，其實涉及到非常深層的心理秩序的調適難題，而心理秩序的調適無疑也將嵌入雙方更為深層的思想史的層面。

　　這從另一個側面也驗證了筆者的另一個觀點：一個民族的歷史，與其說是一部政治史、經濟史和軍事史，還不如說一部思想史；因為有什麼樣認知水平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外在表現。就「中國如何與世界交往」的命題而言，表面上看是一個行為模式的問題，但其背後卻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交往時的中國國民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度問題。

　　坦率地講，在這方面，中華民族的集體精神世界是不甚成熟的。三年前當奧運火炬傳遞和西藏風波初起時，筆者曾用「當西方殘留的傲慢遭遇東方尚存的悲情」來形容和歸納其背後的錯綜複雜的種種心態。西方過去數百年現代化歷程上，呈現出現代文明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一體兩面；但惟其經歷了物質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的雙重洗禮，近數十年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開始退居二位，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開始佔據上風。即便如此，當遇到中國這個東方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殘留的「西方中心主義」還是會不自覺地從深層浮上表面，令西方世界再次直面其思想史上的另一個重大挑戰。西方世界能否應對這一挑戰並完成突破和超越，人們將拭目以待。

　　但中國在數千年歷史上，則從來沒有經歷過精神現代化的過程。相反，中國在過去數百年經歷了西方的奴役，在整個民族的心靈深處積聚了一股悲情。這股悲情在過去一百五十年現代化歷程上，體現為不同派別和理想的人們的救國救民的努力，而在中國初步崛起的今天，卻演繹為一種十分複雜而微妙的情緒。

　　中國國民精神世界的「難以自持」特徵

　　在這股情緒中，一方面有對發達世界及其成就的敬仰乃至迷戀，又有對西方殘留傲慢的憤懣；一方面有對自身迅速取得的成就的自豪，另一方面又有自豪之餘的膨脹。在這股情緒中，既有對西方傲慢和蠻橫的合理鬥爭，又有一不小心或有意無意地「倒髒水連盆里的小孩一起倒了出去」的失誤，以致徹底否定了西方對人類現代化進程和文明寶庫所作出的貢獻；同樣，在面對自身的問題時，既有對自身存在的問題的「愛之深，恨之切」，同時又有對外界批評的超乎尋常的敏感和反彈。

　　凡此種種，都很難以用一味正面或負面的眼光來看待，惟其如此也正好折射了中華民族由於缺乏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的進程，因而無論是衰敗期還是崛起期，其集體心理狀態都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難以自持」的特徵。「難以自持」的背後，實際上是對自身定位的不甚清晰，是對自身和別人的精神狀態缺乏深入的透視、分析，也是對各種似是而非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缺乏透徹、平衡、理性、思辨和超然的消化、辨析、加工和揚棄。

　　精神洗禮：全民理性思維學習過程

　　德文中有一個動詞「auseinandersetzen」，可以很形象地描繪這一個思辨的過程，那就是把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拿在手上，拆開來予以解析，並從不同角度展開剖析和思辨。經過這一番過程之後，當事物恢復原有狀態，表面上看似等同原樣，但實際上其內在的所有脈絡，人們都已瞭然於心；以後再有是非產生，人們都不可能再「難以自持」，而會顯得坦然、自信和能夠把握。從思想史上看，這實際上就是思想啟蒙或精神洗禮的過程。

　　以此眼光來看，所謂的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而是一個全民參與，全民學習理性思維的過程。它絕非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般的大鳴大放（那只是一種全民的政治狂熱），而是訴諸全民的理性思維和梳理。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只有兩個極其短暫的時期出現過思想啟蒙或精神洗禮的端倪，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只不過這兩次進程不但時間過短，而且都被後來的政治浪潮所打斷。

　　時至今日，中國雖然在經濟、軍事上迅速崛起，外部影響力也迅速上升，但國民的精神世界則依然處於混沌不清的狀態；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背後的全民政治狂熱，與今天全民在物慾橫流面前的迷失，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其精神實質卻一脈相承，即都來自因缺乏理性、平衡思維的「難以自持」。

　　今天的中國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國民對軍事、戰爭題材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思想題材的興趣，這可見之於任何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從國際和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實際上是一個后發國家在崛起期幾乎難以避免的現象，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在集體精神深處充滿悲情的國家。就連相當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也以談論「中國崛起，美國衰敗」、「世界權力中心轉移」和「以王道對付霸道」為樂事。

　　原因很簡單：對一個依然未能擺脫悲情的后發國家來說，崛起意味著世道更替、夢想成真，而軍事和戰爭題材則正好能極大程度地滿足國民的這一心理需求；然而，崛起進程中的某些價值觀是否有盲點，就很少有人關心了。

　　「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

　　這些盲點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愛國主義的問題。對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人們來說，愛國都是十分正當、健康的情感，但愛國的內核如果加上了情緒的外包裝，情況就會變得複雜了，就會走向狹隘和極端。因此，無論對己還是對人，擁有一種「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是崛起期中國國民應該學習和掌握的一種思維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國家在崛起期呈現經濟、軍事高速發展和國民精神素質低下之間的落差，這些國家在後來大都走了幾十年的彎路，其教訓值得今天的中國汲取和借鑒。

　　更何況今天的中國還存在外部崛起迅速和內部轉型艱難之間的反差。前者成為亢奮點，後者則成為疑難症；每當後者難以突破時，前者往往更成為亢奮情緒的聚集焦點。然而，任何外部可持續的崛起均以內部轉型成功為基礎和前提，不然則不但外部崛起將成為空中樓閣，而且還將充滿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應該少一點張揚，多一點謙卑和敬畏；少一點對軍事和戰爭題材的狂熱，多一點對思想的興趣，或至少兩者應有所平衡。

　　基礎性工作：知識界應有所作為

　　有朋友也許會說，西方國家號稱自由、民主，但對華依然充滿傲慢和偏見；既然這樣，有什麼理由要求中國保持理性？這一觀點顯然似是而非。如上所述，西方在過去數百年經歷了自由民主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一體兩面，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則基本上已佔上風。遇到中國這個東方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的人性弱點浮上表層。

　　從這個意義上說，崛起的中國和已經崛起的西方正面臨「共同成長的煩惱」，雙方需要的是站在共同屋頂上的對話和梳理。這實際上（如前所述）是西方在思想史上遇到的一個新挑戰。但這不等於說中國可以在思想史的努力上有所鬆懈。不然中國就永遠只是在步西方的後塵，中華民族就永遠不可能對人類有真正長久的貢獻。

　　當然，今天的中國沒有思想啟蒙的氛圍和土壤，所謂的思想啟蒙也絕不意味著社會氛圍的大起大落。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中國應該有一批知識界人士走出來，幫助國民理清民族集體精神世界深處的一些盲點。這些基礎性工作於國於民有利，應該有人去做，而且開始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