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南海仲裁案」(三)/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江雨

「洞見」輕學術沙龍自由提問環節   

主持人亞云：現在進入自由提問環節。
宋XX：謝謝老師，我想提一個問題：菲律賓新總統會對南海問題有何影響？會改善還是把中菲問題弄得更嚴重？

王江雨：謝謝你的問題。我覺得菲律賓的新總統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很強的投機心態，就是他要看好處的啦。前面我講過，他們其實對於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的敏感，所以這其中大有可以交易的成分，菲律賓總統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取決於如下幾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中國跟他的雙邊談判中，從中國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好處。包括一方面幫助他經濟發展經濟援助的好處，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在南海的爭議，尤其是黃岩島的爭議，中國能夠做出多少讓步，比如說允許他的漁民去捕魚；第二個要考慮的要素呢就是美國的壓力，單純從中國這裡取得好處，但是美國給他壓力，他也是撐不住的。

蔡XX：謝謝，我想問我們聲稱的歷史性權利國際認可度有多高？

王江雨：謝謝，這個關於歷史性權利的問題。國際認可度說實話不很高，當然這個不是說單單對中國的主張的認可度不高。而是對歷史性權利說法本身在國際法上的基礎是非常薄弱的，相關的國際法論述、literature本身就很少，說來說去無非就是胡伯法官(Huber法官)在帕爾馬斯島仲裁案（Palmas）中提到的幾句話而已，零零星星還有一些國際法學家的說法，但它不成體系。所以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實際上沒有提到過歷史性權利的，如果你了解海洋法公約的話，它沒有說什麼historical right，它只說historical title,你對某些地方有一些主張、權益，但並沒有提到歷史性權利本身。說實話中國政府自己從來沒有正式提過歷史性權利這個說法，你去查中國政府的主張，包括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他都說我們的權利是一個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但是從來沒有歷史性權利這個正式的說法。關於歷史性權利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是，其實不光中國有歷史性權利，中國當然是有歷史性權利的，但是周邊的其他國家也可以說自己有歷史性權利，畢竟他們的人民也是在那邊生活很久了。當然中國歷史性權利的主張肯定要比其他國家強一些，原因在於中國有文獻，而其他國家像越南、菲律賓的文獻是不足的，中國的文獻可以最早追溯到漢朝，當然那個時候帝制時期，封建時期有沒有主權這麼一說是另當別論了，但中國對南沙的歷史性記錄是最多的，就是說中國的documented evidence最多，這是中國的強項了。

娜XX：謝謝王老師！我的問題是：各國為了實現對南海島嶼的實際佔領都採用了哪些手段，中國的手段真如周邊國家所說是最強硬的嗎？

王江雨：關於對南海的實際佔領都採取了哪些手段呢，七十年代的時候，越南佔了很多，菲律賓佔了很多，手段呢就是建高腳屋，派兵駐守、修跑道，其他國家都干過。我自己在一篇英文文章里指出說，說你不能指責中國建人工島、修跑道的行為，其他國家早就做了，越南還一直在做，最近一次是幾年前。但是，中國做的規模最大。中國做的規模非常大，你在一兩年內做的，人家幾十年做的東西加起來再乘以幾十倍也沒有你幹得多，所以這就會引起其他國家的警惕。但是性質上都是一樣的，所以我也跟其他外國朋友討論的時候，也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你沒有理由去指責中國，在性質上講沒有任何理由去指責中國。

陳XX：老師能不能講講日本在南海爭端的主要做法和動機？

王江雨：關於日本的主要做法和動機，日本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日本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始終是追隨美國的，現在日美安保條約的升級了，日本追隨美國追的就更緊了。所以美國既然這樣做，他就會積極配合。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日本對中國的警惕心，這幾年非常的明顯，伴隨著它失去亞洲經濟第一的亞洲老大的失落感，日本過去幾年來，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後，儘可能的有時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去敗壞中國的一切事情，大到去構建民主之鏈，民主之弧，民主國家團結起來遏制中國的擴張野心，小到去爭個修建高鐵之類的，日本這幾年展現出來是「能壞事就壞事」，幾乎成為這幾年日本政策的慣性了。還有一個說法是，是搞國際關係的人的自然的猜測了，日本介入南海就是希望在減緩的戰略上牽制中國，因為日本與中國主要還是釣魚島問題，所以就是在南海把中國糾纏住，讓你陷落在那裡，你就無暇顧及釣魚島問題了。近幾天發生的事情，中國的船隻在東海頻頻進入日本領海，也是一種反牽制。

主持人亞云：其實我也想問一個自己的問題：這次南海仲裁案，給中國國際法的發展，有哪些反思和啟發呢？

王江雨：謝謝大家。關於亞雲這個問題，我簡單說一兩句。對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來說這絕對是一件好事。雖然南海問題上仲裁案我們陷入了被動，但是對中國國際法尤其是海洋法的研究是所謂的一個unintended benefit，一下子使國際海洋法成為顯學，今年中國國際法學會的年會我雖然沒有參加，但是得益於亞雲他們創辦國際法促進中心的功勞，我也看到很多報道，包括好多中國搞國際法的學者都是我的好朋友，也聽到了許多說法。顯而易見，國際海洋法現在成為一個熱點，連帶著國際法研究整體跟著也受益。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十五到二十年後，中國優秀的國際法學者可能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到時候你就可以派出一個強大的國際法團隊去解決中國面臨的任何國際法層面的問題，這個事情對國際法本身是很好的，有一點點「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意思！

陳XX：可否請教王教授一個技術問題，仲裁庭仲裁員現有組成成員的專業性和傾向性如何評價？

王江雨：對於仲裁庭的專業性和傾向性如何評價，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很重要的問題。國內以前有幾篇文章，甚至是官媒的文章，有一些說法都不是很得體的。當然，任何仲裁員，任何個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說在自己的意識形態，家國感情，宗教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這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國際法學界的專業人士，他對這個專業基本的規範，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倫理是會有一個共識的。那就是說國際法的專業人士，尤其是那些專業修養相當高程度的，包括這幾個仲裁員在內的，他專業本身，行業本身基本的原則，基本的職業倫理，基本的職業自尊，都要求他要根據法律本身，要實事求是地去審這個案子，所以總體上講我對這幾個仲裁員個人的操守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除非你有證據證明，他或者出於我剛才講的幾個原因，有強烈的偏見，你也可以看他們發表過的文章，看他們過去裁過的案子，他們中有幾個人過去裁過一些很有名的案子，你可以看出來他們其實是很公正的。而且你去看庭審的筆錄，我前面說過因為中國沒有派人出席，所以對於菲律賓一方代理人提出的觀點主張里的法律缺陷，仲裁庭可以說在很多方面是窮追猛打的，是非常犀利的對他們提問的，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中方律師的作用了。因為中國沒有參加，所以很難對他們的觀點有直接影響。目前看不出來這幾個仲裁員在專業上，職業態度上會對中國存有偏見，絕對是沒有這方面的證據的，至少在我看來。

柳X：王教授，還想請問一下，有學者提出可以借鑒北極理事會模式來管理南海，您覺得適用性多大？有什麼挑戰？辛苦教授了。

王江雨：關於這個借鑒北極理事會模式的問題，北極理事會模式有其自身的特點，其特點在於北極本身原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無主之地。當然，加拿大、俄羅斯等北極周邊國家現在都開始提出自己的聲索了，北極理事會雖然它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很多問題還是能夠說得到一起去的，所以他們的運作還是比較順利的。

在南海的問題上，各方的主張衝突比較大，這些衝突還是需要磨合相當長的時間，目前的任務是平息事態，第一是不要讓衝突演變為激烈的軍事衝突，去損害和平；第二，就是不要讓它損害你的長遠利益，比如說中國應該明白自己和周邊國家的長遠利益，遠親不如近鄰，你的長遠利益是實現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經濟一體化，你把它綁上你經濟的戰車，讓它成為你經濟的後院，那麼很多問題到時候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覺得對中國來說，最主要的是要提出一個南海戰略，就是你在南海要實現什麼樣的長期的戰略目標，然後你的短期、中期、長期規劃是什麼，現在好像沒有這樣子的規劃，很多事情都是臨時抱佛腳，所以就出現了很多失誤，在這方面確實需要提高。(完)

（本文根據作者2016年6月26日在全球眼舉辦的「洞見輕學術沙龍」的講座整理。其中部分曾首發於FT中文網，原文鏈接見「閱讀原文」。錄音整理: 娜娜、蘇七塊、Alexandra Ma     統籌：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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