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數次曬書單,本是其班底為其打造全能領袖形象的公關行動,但從效果來看,無疑非常失敗。席捲網際網路的嘲諷質疑,不僅未能為習的光輝形象增添風采,反而留下無窮疑問:從習本人是否真讀過那些書,到這些書籍對其思想人格養成毫無影響,再到質疑其動機是缺乏自信,總之,千疑萬問,最後都化作一道道嗆人的濃煙飛入「陝西省富平縣梁家河村圖書閱覽室」里去了。
極權政治領袖的「全能」及毛澤東的榜樣力量
諸多疑問當中,論者多認為這是習近平個人裝點形象需要,很少想到這是極權體制對領袖的一種內在煎迫。
極權政治因為是政治、經濟、文化(含宗教)、軍事四權歸一,其政治領袖自然也需要塑造成全才,於是有了宣傳部的存在。宣傳部的任務就是製造謊言,包裝領袖形象——這形象當中得有領袖的「思想建樹」。馬恩列斯既然有「主義」,中國的毛澤東有思想,鄧小平有理論,江澤民推出了「三個代表」,胡錦濤幾經變易,最後其部屬還得為他弄出一個不知所云的「科學發展觀」。習近平與江、胡二位不同,他將自己當作毛澤東的傳人,其文治武功自然得有可圈可點之處,而且務必要超越江、胡二位前任總書記。
在中共歷代領袖當中,陳獨秀是大學者;瞿秋白讀書多,至死未脫文人氣質;王明據說是能背誦《資本論》的馬克思主義專家;但如果要比賽讀中國古代典籍尤其是讀史,毛澤東的功夫應該無人能及。
毛的閱讀範圍主要集中於中國古代典籍經史子集中的后三類,《資治通鑒》應該是他精讀並且領悟最多的史書。司馬光編成此書後,將其呈送皇帝御覽,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欽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從此,以皇帝為職業者,基本都將此書列入必讀書目。
毛澤東著述甚豐,軍事、經濟、歷史、哲學無所不有。在其逝世后,好些黨內元老中的文化人想認領當年自己代毛御筆寫作的文章,但最後都被鄧小平用「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給安撫住了。不過,毛的博學仍然是事實,他經常引用史書典故對臣子包括江青等進行點化,載諸中共黨史。
毛澤東因當年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之時受到教授們輕慢,厭惡知識分子。但跟隨毛澤東打天下者多行伍出身,少博學之士。與這些武夫相對,毛澤東覺得君臣之間無文事之樂,因此曾於1959年向羅瑞卿薦讀《三國志·呂蒙傳》,要求其不做「吳下阿蒙」。羅瑞卿回京后,擠出時間熟讀《呂蒙傳》,又找人將它譯成白話文,方悟毛的訓誡之意,於是將《呂蒙傳》印發給公安部門各級幹部學習,以示不負聖望。
到了晚年,毛澤東尤喜用史書典故諷諭臣工。毛最害怕臣子們事君不忠,曾反覆命人印發《晉書》幾篇人物傳記,尤其是兩度叛主並導致主子兵敗被殺的東晉大將《劉牢之傳》,諷諭中共高層要講節操。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毛澤東除再印發《劉牢之傳》,還重提《詩經·大雅·盪》那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誡各部屬,要注意保持晚節,事主不能有二心。在毛的心目中,林彪、陳伯達等都是劉牢之這一類型的人物。這種告誡是否有作用,從其妻侄在毛龍馭上賓后不久,就成為「反革命集團」首犯與成員一併入獄之事得到驗證。
習仲勛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當年都曾領教過毛澤東這種善用歷史典故敲打的帝王之術,對毛是既崇拜又懼怕,敬畏如神。這種情緒通過言傳身教,留給子女一代。因此,紅二代們不少已忘記毛當年如何虐待(殺)其父母,對毛禮敬有加。這種禮敬除了利益需要之外,也包含著部分真情。
背書單是對批評的條件反射
習近平的學歷帶有極強的中國時代特點。文革初期小學畢業的50一代人,整體上確實受教育嚴重不足,除了特別愛讀書之人會努力想辦法找書讀,大多數人都奉毛那句「知識越多越反動」、「卑賤者最聰明」為圭臬。那些能夠堅持讀書的人大多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進了大學,成為77、78、79三屆大學生中的一部分。大多數1950-195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在知識上確實是被荒廢的一代。
習履任總書記以來,講話有明顯的個人風格,比如反腐要「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抓鐵有痕,踏石留印」。前者是毛講過的大白話,後者明顯來自於武俠小說。最開始一眾網友對這些大白話並未諷刺,但到習近平接見周小平與花千芳這兩位「網路作家」之後,從此網路就進入對習胸中無文大諷特諷的「歷史新階段」。為了扭轉人們對今上的不利傳言,「習辦」的形象公關靈機一動,從此有了背書單之舉,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似有綿延不絕之勢。
其實,一個人如果真受到書卷熏陶,平日言談及舉手投足之間會自然流露,所謂「滿腹詩書氣自華」即此謂也。溫家寶多次引用古代典籍,讓全世界印象深刻的並非「仰望星空」,而是2012年3月為回應《紐約時報》關於總理家人的財富之謠言而說出的那句:「我敢於面對歷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此語一出,全國皆為溫相的古文化涵養震驚。畢竟,1949年之後出生的中國人,沒有多少人知道溫相這話典出孔子。
開列書單並非難事。大約從十年前開始,1940-1950年代出生者漸入老境,喜歡回憶青年時代舊事,包括當年讀禁書的往事,於是中國媒體開始編寫中國人的閱讀史。《新中國6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名單》中,1949-1966年是「紅色經典閱讀時代」,1966-1976年被命名為「文化沙漠中的探索」,1978-1989年被稱為「黃金閱讀的年代」。中南海形象公關們在開列書單時,按單索驥,再從《灰皮書,黃皮書》及《灰皮書:回憶與研究》中摘抄些書名,一張漂亮的閱讀書單就出來了。在中共總書記展示書單的場合,在場者除了鼓掌之外,不會有任何不和諧的聲音。
但是,「可惡的」網際網路還是留下了一片不能被中國網管部門嚴控之地,任何權威都會被網民置於放大鏡下察看評說一番。習總書記屢報書名,終於引起了網民的興趣。與國內媒體一片盛讚相比,國外中文網站上幾乎是一片嘲諷之聲,各種辛辣之言紛陳,我不忍心引述一二,估計也無人敢將其上呈天聽。
可以說,從整體上來看,曬書單成了一場弄巧成拙、徹底失敗的形象公關。
最高統治者需要何種品質
在中國,讓自己顯得有文化,成為儒商儒官儒將,成為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那樣集「詩人、哲學家、戰士」於一身的千古英才,幾乎是政商兩界同好。中國那塊土地也提供「速成法」,只要有權有錢,學位可提供,職稱可奉上,比如胸無文墨的王立軍當年風光之時,曾成為中國多所大學禮聘的教授。中國有很多售價高昂的精品典藏就是以這類精英為銷售對象的。
但我還是想多句嘴,對皇帝來說,胸襟寬廣,知人善任,善於體察民情,廣納臣下諫言,才是最重要的品質。富有才學且能將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那是萬載難逢的明君,比如康熙。這位皇帝除了通典籍之外,還懂天文知地理善算學,甚至略知西學。但他最英明之處還在於他知道皇帝的最重要品質不是多讀書工詩詞,因此選了文才並不出眾但頗有實幹能力的雍正接班。帝師們都知道,歷史上幾個才華橫溢的皇帝都是亡國之君,比如隋煬帝楊廣、唐後主李煜、宋徽宗趙佶等人,如果他們的第一職業不是皇帝,他們的一生可能要幸福得多,其管下民眾大概也會換上另外一種活法了。
孔子提倡「中庸之道」,用在行事上,就是適可而止,講究分寸。習近平做為中南海主人,外訪時入鄉隨俗,念上幾句外訪國著名作家作品的文摘、詩句,讓東道國感受到訪客的善意也就足夠,欲與文學青年比賽誰讀的書多,最後自取其辱,實非智者所為。但願中南海的公關班底以後不再出此昏招。